提起亨利·基辛格，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美国政治家，之一了。
1971年7月9日，当时身为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他借道巴基斯坦，秘密访问北京，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面，这次如同谍战电影般的传奇访问推开了中美之间冰封多年的大门。不管当时他们双方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进行这样的接触，作为算是在后来直接享受到谈判红利的新生代，对于直接推动此事的参与者总是抱有格外的好感。
不同于后世这些一代不如一代充其量只能算是技术性官僚的混子，基辛格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批政治家的确是才华过人，而且拥有各自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且不论这种体系的对错高低之分，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现实的一群人，他们还拥有另外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理念落到实处，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理论联系实际，自然不同凡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影响力之大，直到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不见得都是好事，毕竟各为其主，加上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有了这样的背景，写出来的文章无论是可信度还是可读性都会非同一般。加上这位老先生笔头的功夫着实了得，哪怕是在常人看起来有点枯燥乏味的国际政治题材，在他的笔下都变得生动了许多，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很多外行看来无比复杂的乱局，经过他的分析，深入浅出，令人茅塞顿开。亨利·基辛格著作颇丰，如《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和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而这本《重建的世界》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准确的说，是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合集。
本书的时代背景聚焦于拿破仑败走莫斯科之后，整个欧洲各方势力大洗牌时期，所谓乱世出英豪，当时的欧洲可谓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煞是热闹。不过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本着治学严谨的态度，基辛格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把绝大部分笔触聚焦在当时的两位风云人物身上和一个后来成为他自己整个从政生涯核心理念上面。两位大人物一位是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一位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是十九世纪著名奥地利外交家。从1809年开始就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帝国首相。任内成为“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的核心人物，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在欧洲形成以“正统主义”和“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1848年，奥地利爆发三月革命，梅特涅被迫辞职，逃往伦敦。1851年回国，1859年在维也纳病逝。
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二代伦敦德里侯爵，KG，GCH，PC（Robert Stewart, 2nd Marquess of Londonderry，1769年6月18日—1822年8月12日），盎格鲁-爱尔兰政治家，通称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曾任外务大臣，于1814年至1815年代表英方出席维也纳会议，后来因工作过劳而精神失控，自杀身亡。
当时的欧洲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一代枭雄拿破仑已经穷途末路，难以为继，剩下的几个大国，无论是隔海相望的大英帝国，还是刚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沙俄，又或者羽翼未丰的普鲁士和野心勃勃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奥匈帝国，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接手拿破仑亡命海外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几房大佬虽然互不服气，但是一番“你瞅啥？瞅你咋地？你再瞅试试？”然后乒乒乓乓的较量之后，终于无可奈何而又强颜欢笑的坐在维也纳谈判桌前，觥筹交错的背后是刀光剑影，几番较量下来，得出了“四国同盟”。
从后世来看，维也纳会议中达成的四国同盟属于四方都不满意但是都能勉强接受的产物，这份协议的出现，不仅使得饱受战乱的欧洲获得一线喘息之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政治版图，催生了现代欧洲的出现，其中的核心DNA就是“均势外交”。当几方势力彼此都是半斤八两，谁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让另外几方俯首称臣的情况下，维持均势是最好的结果了，因为他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哪怕这样的一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那也比大打出手要好得多。这样一种理论被当时的现实证明是现实而有效的，从而影响了后世的诸多政界人士，其中就包括本书的作者亨利·基辛格。外交活动的有限性——稳定国际秩序的要素——政治家的挑战梅特涅的性格——国际关系观——早期外交生涯——就任外交大臣——与敌合作的性质——拿破仑在俄国战败的涵义卡斯尔雷的性格——国际关系观——卡斯尔雷与英国国内体制——卡斯尔雷对梅特涅提议调停的反应——皮特计划梅特涅的调停政策——对奥地利策略的定义——克尼塞伯克备忘录——对赴伦敦和反法同盟总部使节的指示——与亚历山大一世谈判——梅特涅的政治均势观——对施瓦岑贝格的指示——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性质梅特涅与奥地利的国内体制——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之间的关系——申明维护现状国家的政策——奥地利开始调停——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中协商的功能——德累斯顿会谈——布拉格会议——梅特涅外交的性质
本书写于1957年，根据记录应该是基辛格的处女作。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是把人物传记和以时间轴为线索的大事记串起来作为两根主线来还原当时情况，同时夹杂有大量个人主观色彩浓厚的评论，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亨利·基辛格是非常认可“均势外交”的，而且在后来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确实也是身体力行的。
在中南半岛，几十万美国大兵陷在暗无天日的越南丛林里面，进退不得，叫苦连天。更不要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每天都是花出去的银子像流水一样，而且似乎看不到个头，这也难怪国内的反战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万里之外如此，家门口也不太平，就连一向视为后花园的智利也冒出一个不怎么听话的刺头儿阿连德，口口声声要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实行社会主义，这还了得？无奈之下，一向幕后操作的CIA只能走到前台，亲自下场动手了，这些都是七十年代初的糟心事儿。
就连一向被视为禁脔，堪称美国二战以后最大的收获之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也终于在重重危机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在1971年宣告寿终正寝。虽然从此美国摆脱了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束缚，开启了超级印钞机的一路狂奔，但是这么大的一档子事，可不是你想干就能干，你想咋干就咋干的，作为当事人，想必白宫里面的各位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够分量，有力量，但是又不至于太强大到足以威胁美国的第三方加入进来，做一条鲇鱼也好，搅搅局也好，或者做个拍拍手，齐齐坐的小伙伴也好，总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随着新的力量加入，旧的二元对抗势必将会被打破，新的多极世界在更加复杂或者还会更加不稳定的前提下，同样提供了更多可以想象的可能性。于是，有人就从美国出发，绕着大半个地球兜了一个偌大的圈子，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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