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税者，国之大事也。但凡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无不伴随着完善合理的赋税制度。所有引发王朝更迭的农民起义，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都难逃混乱复杂的税收问题。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征服山东六国，一统天下，波云诡谲的战国大戏终于落下帷幕，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王朝正式开启。  秦朝建立以前的历史时期被称为“先秦”，时空跨度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末期，长达1800余年。这一时期华夏文明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不论是夏商的甲骨文、青铜器，还是春秋战国的《孙子兵法》、诸子百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进程，可谓是遥遥领先。 黄摩崖先生曾形象地将先秦时期称为“中华文明的头颅”。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资产催生了阶级和国家，中国最早的赋税思想也随之诞生。 在这段中华文明刚刚起步的大时代中，赋税思想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追本溯源，或许能为今天的国家税收和社会经济有所启迪。 夏、商、西周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禾”者，农业也；“兑”者，交换也，二者会意成“税”字，寓意税收起源于农业。今天的赋税是国家政府为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满足财政的正常运转，依法采取的强制性、无偿性的收入手段。今天的赋税大都以货币的形式缴纳，故又称税金。 而在中国古代，赋税往往以粮食作物或劳役的方式出现。  夏朝建立伊始，农耕时代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农业的进步为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催生出阶级和国家，独立政权的标志之一——税收由此开始。 夏朝宣布，天下土地归王室所有，百姓只有耕作权，类似于租用。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均税赋”的课税原则，规定每户农家耕田五十亩，上缴量为1/10，因此又被称作“十一税”。 商朝开始实行“井田制”，以900亩地为一井田，划为四方四正的九块小田，当中一块为公田，四向八块由八家农户各自占有。公田粮食全部上缴，私田所得尽归农户。公田农事既毕，方可耕作私田。照此推算，商朝时的税率为1/9，这个标准在整个古代社会是相当高的。  井田制 大周分为两朝，延绵八百年。西周开国君主为姬发，定都镐京；东周迁都洛邑，后因王权衰落又被称作“春秋战国”。 西周的敛税标准较为复杂，税率的高低是与田亩距离王邑的远近直接挂钩，较近者多劳役、轻税赋；较远者无劳役、重税赋，税率从5％到20％不等。
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履亩而税”春秋时期，东周式微，各诸侯国之间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频频征战，士农工商各有发展，井田制逐步瓦解，此时决定税制走向的最大因素便是诸侯之间的战争。这一时期，诸侯国多将土地分给庶民，实行按亩征税。自此，劳役税变革成为实物税。 公元前7世纪，齐国丞相管仲为振兴国家，率先实行按照土地肥力贫瘠差异区分税率的征税方法，土地肥沃的地方多征，较为贫瘠的地区减征。他还首倡“工商富国”，对通关的商人免税，以达到振兴商业的目的，这一政策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 公元前6世纪，鲁国推行“初税亩”法，将土地分给了人民，开创了土地私有、买卖合法的新纪元。但是与此同时，鲁国却将土地税率提高至1/5，是井田制的两倍，繁重的赋税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春秋时期对赋税思想有所研究的主要有老子和孔子。老子，楚国人，道家学派始祖，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在老子的理想中，最好的社会应是无赋税或低赋税的。他认为过高的税率是导致饥民出现的罪魁祸首。孔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对于赋税的主张是“敛从其薄”，即政府少征税，治税依法律，强国兴军先要藏富于民。 战国时期：“敛从其薄”与“重税富国”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劳作的改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七雄争霸，百家争鸣，各诸侯国先后展开变法，中国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公元前5世纪，魏国李悝（kuī）变法，教育农民充分利用土地。他还主张政府在丰收之年粮价低贱时收购一定量的粮食，在灾年粮价飞涨时平价出售。这种极为先进的宏观调控思想既可以挽救千万黎民的性命，又能够遏制粮商的投机行为，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公元前4世纪，秦国商鞅变法，他颁布法令鼓励人民进行农业生产，奖励耕织和垦荒。基本延续了井田制的耕作模式，但是废除了公田，同时增加单人耕种的土地面积。正式确立土地私有，承认土地交易，同时明确所有土地一律承担国家赋税。  商鞅变法还提倡重农抑商，禁农为商，主张所有赋税必须用粮食缴纳，同时增加商业税。赋税在商鞅的手中宛如一杆神笔，遵照他对农业生产的关切，充分描画他心中理想的社会形态。 这一时期，先秦的赋税思想也发展到了顶峰。两大截然不同的核心主张横眉竖目、针锋相对：一方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敛从其薄”，首次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主张与民休息、藏富于民；另一方则是韩非子倡导的“重税富国”，认为非常时期当取非常手段，国家应当苛役重税，集中一切资源富国强兵，方能在七国争雄中立于不败之地。 孟子生于邹国，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后世公认他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集大成者。孟子在孔子的“敛从其薄”思想上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宣扬“仁政”，认为国家应当效仿夏朝“十一税”的税率水平，实行“薄税敛”，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和赋税问题，为百姓留得“恒产”。 此外，他还主张对关卡和市场均不征税，仅对农业征税，但强调政府只能收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部分。这种从农民生活角度出发的主张实际上暗含“藏富于民”的思想，是“仁德”在政治上的有力体现。  韩非子 韩国的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多次以“重税富国”之策上书韩王，都被拒而不纳。后转而投效秦王嬴政，大受赏识，他的“法治”理念也成为了秦国建政的理论基础。在征税方面，韩非子认为全国赋税应当集中于君，集中于国；所有百姓不论以何种方式谋生，士农工商俱须缴税，全部民力、兵力由国君统一支配。 他非常痛恨贪官污吏徇私敛财，但这种痛恨并非出于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而是从法律角度对国家财政的严格把控。关于这一点，从他反对利用税收赈济灾民的态度中可见一斑。 虽然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孟子与韩非子却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赋税思想，颇为有趣。从最终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角度来说，“重税富国”被事实证明了更适用于战争年代的敛税策略。 诚然，孔孟思想从“仁政”角度出发的“农业兴国”、“藏富于民”放在今天无疑是非常进步的。但在七雄争霸的特殊历史时期，储备雄厚的物资财富是统一天下的必需保障。韩非子的“重税富国”理论看似不近人情，却更加符合战国的历史趋势，为华夏文明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语中国的税收制度源远流长，赋税思想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先秦赋税中的两大主流思想的冲突和碰撞对于今天的国家经济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 说一千道一万，税收是国家政权的衍生品，当然也要时刻服务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形势下，灵活采取最合适的税收思想，才是国家政府最高的智慧。 参考书目： 《孟子》 《韩非子》 《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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