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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看来，宋朝是一个评价两极、让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面，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积贫积弱”，历史的书写伴随着国仇家恨、仓皇北顾；一方面，两宋之际文化昌明、思想活跃，在士人政治与人文艺术诸领域都极富特色，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一个“弱势”的王朝，如何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境界，当真引人深思。 本周“三联学术通讯”围绕“宋朝”这一热门话题，推出四期音频专辑。分别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老师，从宋代政治制度、宋词审美、理学五子和士大夫风气这四个不同角度，为大家呈现一个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的宋朝。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朗润学史丛稿》等多部著作。 “立纪纲”与“召和气” 祖宗之法的两轴 大家好，今天我们简单的谈谈宋代“祖宗之法”里边的两轴，也就是“立纪纲”和“召和气”。两宋时期对于“祖宗之法”的重视和强调，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或者也被称之为“祖宗家法”，这个是指赵宋王朝的列祖列宗，他们留下来的一些法度和精神原则。其中既包括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对人、对事的一些基本态度，既包括相互制衡的制度、规矩，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 “祖宗之法”的出发点在于防范弊端，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保证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样的一套法度规矩，并不是预先就设计好了完整的蓝图，也不是一两位开国君主他们聪明构想的结果，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不断的磨合、融汇、确认而丰富起来的。可以说它体现着赵宋一朝的政治经验。 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是它却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昌盛时期。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代所完成的和前代相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形成了又一个南北朝的局面。而宋代朝廷对内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的层面和控制的力度，应该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格局。 北宋地图   南宋地图 我们都知道赵宋是从五代走出来的。五代，五个王朝十四位皇帝，政局动荡不安，一共只存在了五十三年。北宋建国以后，北部始终都面对着劲敌。决策集团对于自身的实力、面临的形势、潜在的对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能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宽缓、平和的方式，化解了很多棘手的矛盾，相对平稳地实现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为国家日后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宋初政策的立足点，是防微杜渐，通过防范弊端来维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集中军政权、行政权、财政权很多的做法，那么在这些做法的背后，有哪些成功的原则呢？ 我个人觉得，统治政策中“立纪纲”——或者说“立纲纪”——和“召和气”的互补，可以说是重要的两轴。所谓的“立纪纲”，在宋人心目中指的就是订立规矩、制度。“召和气”呢？就是指能用仁义、仁政来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都充盈着自然和谐之气。这两端并行并举，相辅相成。在北宋中期的时候，司马光在他的《涑水纪闻》这部笔记里边曾经记载说，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曾经跟他周围的臣僚说，五代的周世宗防范政权被颠覆，他就把军事将领里边凡是方面大耳这些有帝王相的都除掉了。而赵匡胤说，我当时成天就侍奉在他身边，并没有被他除掉。也就是说，追求长治久安，如果仅仅从辨识个别人物入手，显然不能奏效。这个例子也让我们感觉到，作为从五代时期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宋太祖这一代人通过不断地总结教训，已经有了和前人不同的解决动乱的思路，开始理性地思考，应该如何防范朝代的频繁更替和社会的动乱。正是在这种理性和务实的基本精神影响之下，才奠定了北宋初期的发展基调。   左：司马光（1019-1086）；右：范仲淹（989-1052） 宋太宗取代太祖，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形，但是，他还是继承了他兄长的事业，安定了赵宋的统治。宋太宗在他的即位诏书里边把他要谨守的法度、原则概括成为八个字，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要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这恰恰体现出“祖宗之法”的核心原则，就是以防微杜渐、防范弊端为基本精神。宋代的政治倾向，总体上说比较因循保守，谨慎小心而瞻前顾后，和这样的一种原则是有明显的关系的。 宋代的基本制度，在宋真宗、宋仁宗的时期，逐渐成熟了。仁宗亲政以后，凡事讲求“祖宗之法”的做法，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有纪纲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有仁义和气的贯彻。我们试着以科举制度作为一个例子，来看看宋代的“立纪纲”和“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的做法。  宋朝科举考试图 科举呢，古代其实被称之为贡举，是出现于隋朝的，唐朝已经相对成熟了。到了宋代，考试制度的操作更加严密，而面对的群体更加开放了。当时也发展出弥封、誊录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弥封就是糊名，参加考试的举子答卷以后，监考的官员就把考卷上填写的姓名、籍贯都封粘起来，到阅卷完成了，决定了录取的名次之后才能拆封，查对姓名、公布成绩，这样来杜绝营私舞弊的可能性。后来进而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就是重新再抄一遍。考官阅卷的时候只看副本，为了避免誊录有误，还要找一些人专门去核对。那么我们就看到，糊名、誊录无疑是制度严密化的体现，让我们注意到当时不惜工本的这类做法。另外，制度的设计如此严密，当然是以一定程度的权威性、公正性作为目标的。正因为制度走向严密化，科举才能向更多的读书人开放。制度的设计蕴含着追求和气的精神，制度的执守，则成为“召和气”的保证。 北宋前中期，一些士人“寒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崛起于政治舞台。像我们熟悉的范仲淹，读书期间家境清寒，断虀画粥，坚持学业。欧阳修四岁丧父，家里边也十分清贫，只能拿芦苇杆在地上学着写画学字。那么这些人物都是通过科举晋身的，他们参政议政显示出敢当天下事的气概，后来就成为宋朝出色的政治人物。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新的社会秩序也就随之建立。居官的人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他们的资质和能力，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认。竞争里边脱颖而出的人得以进入仕途。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有所改善。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面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道德情操所致，还因为这些优秀士人的心中，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个人的天下。对于这个天下，士人们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当时大量的科举落第的人，事实上也承担着在民间启蒙文化的这样一种责任。  宋仁宗临兰亭集序碑 宋仁宗统治的期间是宋代历史上相对承平的时期，当时像范仲淹、富弼、石介、司马光这样的一些人，其实都对他有过很多批评，并不认为仁宗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的继承者。然而到了数十年以后，宋仁宗的形象却有明显的转变，在哲宗朝俨然成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为后世帝王所应该直接取法的榜样。当然数十年之前的仁宗之政是不可能有变化的。真正有所变化的是一些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的认识和感觉。而这种感觉的转变，应该说和王安石变法在士大夫里边激起的反弹有关。 南宋的后期，有一位学者叫做吕中的，在他的《皇朝大事记讲义·治体论》这一篇里边，称赞宋代的祖宗以来，将仁义和纪纲相互融汇，二位一体，仁义和气的精神渗透在纪纲之中，通过制度的运行得到贯彻；而纪纲制度的原则也在仁义和气的流布之处体现出来。总之，宋代“祖宗之法”的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感召“和气”为念，希望政局平和，而警惕变乱的代价。基于这样的一个立意，宋代的士大夫也始终关心着“纪纲”的建设，身体力行，贯彻着维系和制约的原则。 今天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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