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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俊 一、孔子修正了西周的“道”、“德”思想和“王道”思想 在西周中期，“王道”思想出现。所谓“王道”，就指“为王之道”。这如《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之后，古公亶父在贞人的协助下做了《德》篇。《德》的原则精神就是明确了“王道”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基本的精神。 可见，在西周，“道”，指王道，即它反映为以天子为统治的政治；“德”，指对王道的思想行为规范。故它们分别具有独立的意义。 然而，孔子却修正了西周的“道”、“德”思想和“王道”思想。 表现在： 一是孔子偷换概念，从而将西周的“道”、“德”思想修正为“道德”思想。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无耻”和“有耻”上，即社会的“伦理”范围内，反映出了孔子是立足于“教化”的角度去认识“道”和“德”的。从而他把“道”和“德”纳入了“伦理”的范畴。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讲的“道德”，即单单指的是“思想行为规范”。由此，孔子偷换了概念的结果，不仅事实上将“道”和“德”合二为一，将引入了“伦理”的范畴，而且，孔子还将“道德”与“家”、“国”联系起来，而产生出了“宗法伦理道德”。 可见，孔子将西周的“道”、“德”思想局限在了狭隘的、空洞的“伦理”的范围之内。故就其思想和理论意义来看，不能说是一种前进，而应该是一种倒退。 二是孔子基于“道德”思想而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 由于孔子修正了西周的“道”、“德”思想的结果，进而修正了西周的“王道”思想，由此而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 那么，孔子的“仁政”政治主张是什么呢？ 这就是，孔子基于“宗法伦理道德”思想，认为，只要从“仁”、“爱”之心出发，通过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操守”，即做到“克自己复礼”[2]，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3]，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4]，等等。这样，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于是社会的“武”、“戈”不息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从而就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难看出，孔子的“仁政”主张，它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形式”，即“政体”。而它最多不过就是对王道之“德”思想的一种“补充”而已。因为，特别要看到，孔子的“仁政”主张并没有动摇西周“王道”的“遵礼制”和“信天命”这一思想核心。 二、孔子“仁政”与老子“德治”政治思想的对立 其实，孔子提出的“仁政”政治主张既是对西周“王道”的修正，更主要的，又是对老子提出的“德治”政治主张的反动。 那么，什么是老子的“德治”政治主张呢？ 老子的“德治”就表现为“无为而治”。 对此，老子认为，“德治”即“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一是要做到“忘我”、“无私”。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二是要做到“爱民”、“顺应民心”。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6]；三是要做到“契约”管理。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7]；四是要做到坚持“正义”战争；五是要做到“无畏”，即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从中，老子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政治兰图。 这就是： 从老子“忘我”、“无私”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不能把“道”即政权、权力、权利等据为已有，不能自诩为“圣”、“智”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是克已奉公，勤奋踏实，忠于职守，身先士卒的人；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顺应民心，带领百姓去谋利益；从老子“有德司契”的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按照“契约”的平等、公平的原则去办事，实现社会的“契约管理”，做到“以契彰德”。并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和不给各级官绅以贪污、勒索百姓之可乘之机，从而实现上下“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老子“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老子“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统治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可见，老子的“德治”即“无为而治”，它就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反映。 历史的看，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在汉初得到了实现。 西汉初的“黄老之术”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治世思想的反映。其中，就“爱民”和“顺应民心”来说，汉初統治者顺应了百姓要求社会安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迫切愿望，并制定出了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的系列重要措施等；就“契约管理”来说，汉初統治者兑现了“反秦之弊，与民休息”，以及“轻徭薄赋”的“承诺”，或者說“约定”，这实则贯穿了“契约”及其“契约管理”的精神。正是如此，方才出现了青史留名的“文景之治”。 然而，孔子对此完全持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有意诋毁老子的“德治”即“无为而治”政治主张。故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8] ?可见，孔子把老子的“无为而治”完全等同于舜的“无为而治”了。而舜的“无为而治”是什么？这就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揭示的那样，即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见，舜的“无为而治”完全就是“愚民政治”。而事实上，老子对舜的“无为而治”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正是如此，老子方才将以“民心”观和“契约”观为根本的思想贯穿于“无为而治”之中，故才有了老子的“德治”之说。 其实，骨子里，孔子是完全反对老子的“无为而治”政治主张的。因为，孔子认为，“无为而治”，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出现。而在“礼崩乐坏”的现在，再提倡这种政治已经不合时宜了，并且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由此，使得老子的“德治”与孔子的“仁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三、孔子“仁政”主张的伪善 孔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仁”、“爱”。即，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讲“仁者爱人”。 其中，孔子的“复礼”是什么呢？ 这就是要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即尊西周王道之“遵礼制”和“信天命”这一思想核心。正出于此，孔子提出了“忠”，即在国讲忠于天子，和“孝”，即在家讲孝敬父母的规范和操守。然而，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可见，孔子的“复礼”表现出了虚假，和伪善。 同时，不难看出，孔子“仁政”的治世思想的核心，归结为“家”、“国”二字。这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蕴。其讲“家”、“国”二字又重在“修身”，即，做到在“家”讲“孝”，在“国”讲“忠”。这样一来，孔子认为，做到这些天下便会太平了。显然，这是空幻的想像。 与此相反，如上所述，不难看出，老子“德治”的治世思想的核心，则是“公”、“契”二字。其中，“公”为“百姓”，“契”为“契约”。 特别是，为什么老子视“公”为“百姓”呢？ 简单的说，因为，在《道德经》中，老子所说的诸如“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于天下”[9]、“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10]、“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11]，等等，这些，就是老子的“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注脚。并从中反映出了老子“百姓为大”的思想。正是如此，老子视“公”为“百姓”。 两相比较，显然，在孔子的治世思想中，“百姓”没有了，“契约”也没有了。既是如此，孔子的“家”、“国”治世思想又有何用？ 而孔子的“爱人”是什么呢？ 这就是爱一切人。 而“爱一切人”可能吗？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在以“天子”为首的统治者与“百姓”共存的社会中，一旦统治者“利已”，则必然“伤民”。由此，就会使社会出现“武”、“戈”不息的现象，甚至出现造反、起义，引起社会的震荡和生产的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可能做到既爱以“天子”为首的残暴统治者，又爱造反起义的“百姓”吗？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爱一切人”就是虚假的。既然是虚假的，那么自我标榜的“爱一切人”就是欺骗。而这，难道说不就是伪善的表现吗？ 由此可见，孔子“仁政”主张充满着伪善。 四、孔子“道德”观打上了统治思想的烙印 孔子的“道德”观，就是基于“仁”、“爱”而提出的“忠”、“孝”、“节”、“悌”、“信”等等。显然，如上所述，这些东西都是对西周王道的“遵礼制”和“信天命”思想的补充。因此，孔子的“道德”观打上了统治思想的烙印。 由此，孔子的“道德”观与老子的“道”、“德”思想比较，表现出了倒退和反动。 那么，老子的“道”、“德”思想是什么呢？ 对此，应该看到，老子的“道”、“德”思想是对西周“道”、“德”思想的突破和发展。因而极具进步的意义。 具体说，老子的“道”、“德”关系是什么呢？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12]；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3]。即，在老子看来，如果说，“道”是盛水容器中的水的话，那么，“德”就是这水的高度。故“道”和“德”它们只不过就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两个方面而已。正是如此，老子认为，“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并明确的提出了“道高德高”、“道低德低”，和反之亦然的思想。而这，就是老子的“道、德一统”思想。 基于这个思想，就不难理解老子对“道”和“德”认识。 比如，在“道”，即为政权、权力、权利的时候，老子认为，对它做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就是“德”的表现，而且是“忘我”、“无私”的大德表现。而反过来说，如果有“忘我”、“无私”的大德，那么就不会把政权、权力、权利据为个人所有，就不会把政权、权力、权利为个人所依赖，就不会把政权、权力、权利乱用。可见，在政权、权力、权利这个问题上反映出了“道”和“德”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同样，对于“有德司契”。在老子看来，实行了契约及其契约管理，这就是“德”。而相反，没有实行契约及其契约管理，这就是无德。可见，在有无“契约”的问题上反映出了“道”和“德”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而且，进一步看，在老子基于“道”和“德”的这种关系，而提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在老子看来，“道”和“德”它们有着“阳”与“阴”的属性，即“道”为阳，“德”为阴。由是，从老子发现的“阴虚制约阳实”的自然法则出发，则派生出了“德制约道”。而这“德制约道”，就是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具体说，老子的“以德治道”，就是讲通过提高“德”的修为和规范来提高“道”。 由此可见，老子的“道、德一统”和“以德治道”思想表现出了对西周“道”、“德”思想的突破和发展。 老子这一思想为今天所用，即讲“以德治国”。但是，其中的“德”却不是老子所说的“德”，而是孔子所说的“道德”。这种张冠李戴的结果，使得“以德治国”流于形式，并产生出了负面效果。 那么，如何做到“以德治国”呢？ 按照老子“道、德一统”及“德高道高”的思想来看，做到“以德治国”，一是要从为“公”出发，主要要执政者加强自律，提高自身修为，并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先进的、优秀的思想和文化，以之提高自身的，特别是百姓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使之过上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二是从执“契”出发，主要要执政者真正实现对社会的“契约管理”。其间，就不断要调整那些陈旧的、过时的利益关系。而这种调整，势必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使之达到与“德”的水平同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这才是老子“以德治国”的真正含义。 而相比较，孔子那些诸如“仁”“爱”思想、“家”“国”思想，以及“忠”、“孝”、“节”、“悌”、“信”等等，甚至今天人们所讲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都是徒劳无益的。 与此同时，老子还从伦理的范围内提出了社会“善恶”的评判依据和标准。 对此，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14]。在老子看来，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对待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结果就会使他变得诚实。老子又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15]。即老子认为，干了不该干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本身已经做错了，但不管错误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要做到以善意去对待。这在老子看来就是“以德报怨”，就是“善”。同时，老子讲有的人“辩者不善”[16]。这样的人就走到了“以德报怨”的反面。即，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却不接受“善意”，“不诚实的人”却不接受“信任”，和做错了事而以恶意去对待，以至将恩仇报、反目成仇，记恨在心，报复寻仇，这就是“以怨报德”，就是“恶”。可见，老子提出的“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的“善”、“恶”观乃是衡量“德”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 而正是有了老子这一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就能做“德善”和“德信”，并保证“无为而治”的实现和实施。这也表现出了老子对西周“道”、“德”思想的突破和发展。 五、孔子“折中”思想的空想及流弊 孔子的“折中”思想表现何在？ 其根本表现在，一方面，孔子修正了西周的“道”、“德”思想和“王道”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孔子又篡改和扭曲了老子的“道”、“德”思想和“德治”的政治主张。这样一来，孔子从宗法伦理的“道德”出发而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由是，在“王道”和“德治”之间，孔子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即“忠恕”、“中庸”之路。这就是孔子“折中”思想根本所在。 具体说，“德治”与“王道”是怎样对立起来的呢？孔子如何走上“折中”之路的呢？ 这就是，老子的“德治”是对西周的“王道”批判的结果；孔子是对“德治”与“王道”对立妥协的结果。 因为，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以“柔弱”（阴）与“刚强”（阳）这一对哲学范畴来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时候，老子便发现了三大自然规律：第一、“刚强胜柔弱”。这是自然、社会、历史的公理和常识。用其于社会历史中，老子认为，“刚强”表现为“天子”，即统治者，而“柔弱”则表现为“百姓”，即被统治者。故“社会”和“王道”由此而产生。老子看到，社会历史就是一部“刚强胜柔弱”的社会历史；第二、“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对“刚强胜柔弱”辩证法认识后，并在自然、社会、历史中得到了“实证”的结果。其中，对于自然，比如“水”，水可以无坚不摧，故柔弱可以胜刚强。对于社会历史，比如“西周国人暴动”，百姓推翻了天子统治，这也表现出了柔弱胜刚强。但是，老子清楚的认识到，“柔弱胜刚强”是讲“条件”的。故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17]。老子旨在研究和创造这些“条件”。并由此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第三、“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即“刚强”与“柔弱”因力量相当而出现“和”。老子认为，只要统治者与被统治政治立场一致，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諧”共处而避免社会的动荡，并进而实现统治者与百姓对历史的“共同推动”。正是基于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但在老子看来，要使“德治”真正实现或实施，则要以“柔弱胜刚强”思想及其所产生的“武术”予以保证。 由此可见，在“德治”问题上，反映出了“王道”所赖以的“刚强胜柔弱”思想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尖锐对立。而这种对立和斗争，本质上，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 而孔子提出的“道德”和“仁政”，则旨在避开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选择了走“第三条路”，即走的“忠恕”、“中庸”之路。 历史证明，孔子的“道德”和“仁政”除了能够修补和点缀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王道思想之外，一无是处。而就是在孔子的“道德”、“仁政”与以“刚强胜柔弱”的“王道”之间，反映出来是小乌见大乌。它们好有一比，即孔子的“道德”、“仁政”如“芝麻”，而以“刚强胜柔弱”的“王道”如“西瓜”。如果用“芝麻”去掩饰“西瓜”，这可能吗？ 由此可见，孔子的“道德”、“仁政”对于以“刚强胜柔弱”的“王道”来说，基本无补于事。故孔子的“折中”思想根本就是空想。 而有人会说，孔子的“道德”和“仁政”思想左右了中国历史两千年，难道说这不是作用吗？ 是的。这确实是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来自于统治者对孔子的“道德”和“仁政”思想的利用，和对被统治者，即百姓的愚弄。 那么，历代统治者为什么会把孔子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呢？ 其原因很简章，正是孔子的“道德”和“仁政”的折中性，即空想性，决定了就是把它抬高到天上去，它也只能是一个吹喇叭、抬轿子之角色，而对“王道”毫无影响。同时，历代统治者还可以用之来粉饰太平，和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用以笼络和麻痹人们。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而优则仕”、“为圣人立言”，等等，就将天下学子收罗、掌控在了统治者手中，并为其服务。这就难怪历代统治者要青徕孔子思想，并对孔子冠冕有加，无限拔高，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弊害所及，使得中国“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且时至今日，流毒难肃。不难闻见，诸如“宽容”、“谦恭”、“深沉”、“内函”、“脸面”，等等，都成了孔子“忠恕”、“中庸”的代名词。 然而，孔子的“道德”和“仁政”，及其“忠恕”、“中庸”等等，这些所谓的中国的“特点”和“优点”，这不仅带来了过去中国历史的曲折，和国人心灵的扭曲，而且在当今，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中，也是毫无意义的。难怪今天，有激进的国人要自视中国人“丑陋”。 六、结论 归纳起来，孔子的“道德”、“仁政”等等思想有哪些是值得今天可取的呢？ 回答是：毫无可取之处。 但是，孔子有“办私学”，和编篡《春秋》、《诗经》，提出“六艺”，等等。而不问思想，仅从他的这些生平事迹的“活动”来看，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些毕竟开拓了中国的“文学文化”。就冲这点，今天办“孔院”、编“儒藏”等等都不为过。 那么，对老子又当如何呢？ 概括的说，老子创造性的以“柔弱刚强”哲学来反映“阴阳”哲学，并由此揭示出了自然、社会、历史的三大规律，从而据此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等等，和缔造出了中国“武术”，以及中国“武学文化”。其伟大贡献，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难道这些，就是孔孟之道所泼污的“君王南面之术”？ 如果将老子与孔子作个比较，无疑的，老子就是大海，而孔子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 虽然如此。但是，至今老子不得翻身，这是何故？ 直接的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及其孔孟之道蓄意诬蔑、歪曲老子思想，和愚弄百姓的结果。因为，它们不敢正视老子基于“柔弱刚强”而缔造出来的武术，不敢正视老子以“柔弱刚强”思想对统治者“刚强胜柔弱”思想的批判和反抗。 因此，“尊老抑孔”，这就是现在和未来明智的历史选择。这理应是国人鲜明的态度。 综上所述，通过西周“道”、“德”思想及其“王道”政治与老子“道”、“德”思想及其“德治”政治主张的比较，看出孔子的“道德”思想和“仁政”主张乃是“折中”思想的产物。这里，并非说孔子有“折中”的哲学和理论，而是说孔子在篡改了“道”、“德”思想之后，既回避了西周的“王道”，又回避了老子的“德治”，从而提出了“忠恕”、“中庸”的第三条路。由此，孔子的“道德”思想和“仁政”主张表现出了虚假、伪善，和空想的本质。正是如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把“孔学”当“国学”，这是十分荒谬的、可笑的。因此，在现在和未来，做到“尊老抑孔”，这才是明智的历史选择。 注释： 1、[1]为政第二 [2]、[3]、[4]颜渊第十二 [8]卫灵公第十五 孔子 《论语》 视频 2、[5]25 [6]、[14]98 [7]141 [9]30 [10]20 [11]72 [12]102 [13]48 [15]118 [16]144 [17]75 李耳 《道德經》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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