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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時日本民企自費報國派遣間諜入華 | 陽光歷史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0-05-16

出生入死、耗資巨大,卻不取國家分文,甲午戰爭時期大多數日本間諜只是在戰爭爆發後才被納入軍隊系統,而此前,都不屬於國家「公派」,而只是「間諜志願者」而已。


在背後支撐這個龐大的間諜網的,是一家日本的民營企業,它通過卓有成效的在華商業經營,以商養諜,商諜結合,既節省了日本的軍費開支,也拓寬了諜報渠道,提高了諜報效率。


這家「盡忠報國」的企業,名喚「樂善堂」,其堂主名喚岸田吟香。岸田吟香(1833-1905)是日本第一代成功的企業家,聲望甚至與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並稱。如果說福澤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岸田則是一個最成功的移植者和消化者。


岸田這樣一位軍方紅人,年輕時曾因寫文而惹惱了軍方,不得不躲到江戶的妓院做龜奴維生。後得到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博士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1851-1911)的收留,協助編撰日本第一本英文詞典《和英辭林集成》。赫本博士在日本先後生活三十三年,培養了不少一流人才,他的孫女凱瑟琳·赫本是著名的美國影星,曾四度榮獲奧斯卡金像獎。


岸田在協助編撰詞典的過程中,精通了英文。1866年9月,赫本博士偕岸田同來上海,著手詞典的印刷事務,直到次年5月印刷完畢。在繁華的東方第一都市上海生活了九個月,大大拓展了岸田的視野。


回到日本後,岸田重操筆耕舊業,辦起自己的報紙,隨後還擔任了《東京日日新聞》(Tokyo Nichinichi Shinbun)的主筆。岸田筆力雄厚,縱談時事,一時聲譽雀起,被稱為四大「名記」之一。1874年,西鄉從道率軍侵略台灣,頗有文名的岸田獲得了軍方的諒解,得以成為日本第一位隨軍記者。他的戰地報道深受歡迎,令《東京日日新聞》發行量大增。


就在岸田新聞事業將至頂峰時,他卻突然棄筆下海,開始經商。原來,為酬謝他在詞典編撰中的努力,赫本博士將其研製的一種水溶性眼藥配方送給了岸田,岸田將其命名為「精錡水」(Seikisui),大為暢銷。


1877年,「名記」岸田正式辦起了公司,名喚樂善堂,地點就在東京的銀座。岸田便將生意拓展到了上海,在英租界河南路開設了樂善堂上海分堂。樂善堂也在中國牢牢扎根,此時,岸田便不再滿足於只做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和上海灘聞人,一直深埋其心中的政治抱負便開始尋機嶄露。


岸田的「報國」方式十分獨特:一方面,他為日本國內撰寫大量文章,介紹中國市場,鼓勵日本政府和企業,到中國與列強進行「商戰」、厚植國力;另一方面,他遊歷中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了大量報告,成為日本政界和軍方的重要情報來源;更為重要的是,他效仿中國古人孟嘗君的做法,收留了大量到中國尋找機會的日本浪人和學生,管吃管住還管出路。


當荒尾精(詳見本專欄上期)奉命到中國建立諜報網時,首先拜見了岸田,並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岸田建議荒尾精以商人身份為掩護,到交通最為便利的漢口設立樂善堂分堂,所得貨款可以全部用於諜報工作。漢口樂善堂隨即成為日本在華的間諜大本營。


樂善堂建立了嚴密的機構,所有人員分成了「內員」與「外員」兩種。內員設立了三個部門:「理事股」負責商業經營和會計等;「外員股」執掌整理調查報告、審查在外幹部情況,摘錄國內外大勢消息等;「編纂股」則負責彙集各地的調查報告以及東西洋的新聞,擇要編撰成冊作為日後的參考資料。


一線的間諜們都安排在了「外員」部門,調查項目被細分為土地、被服、陣營、運輸、糧食薪炭、兵制、兵工廠等。此外對於山川土地的形狀,人口的疏密,風俗的善惡貧富,都要求從軍事和經濟的角度進行實地調查。


樂善堂將六類中國人定為偵察重點:君子;豪傑;豪族;長者;俠客;富者。


在「君子」一項中,分為六等:


第一等:有志於救全地球者;


第二等:有志於振興東亞者;


第三等:有志於改良國政以救本國(指中國)者;


第四等:有志於鼓勵子弟而欲明道與後世者;


第五等:有志於親力朝端治國者;


第六等:潔身以待時機者。


「豪傑」 分為八種:


一、企圖顛覆政府者;


二、企圖起兵割據一方者;


三、對於歐美在國內的跋扈,深抱不滿,而欲逐之國外者;


四、企圖倣傚西洋利器者;


五、有志於振興工業者;


六、有志於振興軍備者;


七、商業鉅子;


八、提倡振興農業者。


「豪族」則指名家或富室之後,日本人認為他們在一鄉一鎮之間,都有相當名望,如得一人,猶如獲得一鄉一鎮之人。


「長者」則指家富而好濟貧,在鄉間排解紛爭的人物。此類人,鄉望素孚,如得一人,猶如獲得一鄉一鎮之人。


「俠客」是那般奮不顧身、喜打不平,救人於危者,此類人平日頗得血氣方剛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際,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樂善堂的日本間諜們,就根據上述標準,「發現人才」後一面詳細打探,製作檔案;另一方面設法與其接近結交。


樂善堂將外員們分立為不同的「支部」,先後建立了湖南、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除上海外,各地支部大體上是一個雜貨鋪子,為諜報工作做掩護,間諜們就以送貨為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各地。


北京支部被荒尾精稱為「我黨演戲之首要地方」,派了最能幹的宗方小太郎坐鎮,重點是清廷的政治動向,同時負責天津支部,開展針對李鴻章的諜報工作。京、津兩支部還負責山東、山西、東北各省及蒙古的情報收集。


湖南支部的設立,本是考慮到湘軍集團在「同治中興」中的巨大作用。日本人一直對湖南懷有濃厚的興趣,宗方小太郎在1895年曾寫了一篇《經略長江水域要旨》,認為:「中國十八行省中,富於戰鬥力、挈實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為第一」。他提醒日本當局,要「及時經營湖南,收攬其豪傑,懷柔其民心,」 他認為今後主宰滿清的命運的,必為湖南人。但因湖南排外勢力強大,樂善堂後來不得不把重慶作為西南諜報的中心。


四川支部是由湖南支部的原負責人前往重慶設立的。之所以選中重慶,完全在於其在長江流域的重要樞紐地位,以及彪悍的民風。


樂善堂對支部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荒尾精為此提出了很多細節要求,隨後各支部進行了名為「四百餘州探險」的廣泛的調查研究,其諜報人員由此成為深知中國國情的專家,並在險象環生的調查過程中經歷了「實兵演練」。


以商養諜的思路,後來進一步發揚光大,樂善堂在甲午戰爭前乾脆在上海成立了間諜學校,命名為日清貿易研究所,全力培養「商戰」和「兵戰」的兩棲諜報人員,為日本贏得甲午戰爭立下了巨大功勳。


甲午戰爭前夕,日清貿易研究所因經費問題,曾鬧了場學潮,荒尾精為此專門給學員們寫了封信,我們也可以將此當作他和岸田吟香的自我總結:「嗚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諸君今日為實業家之模範,為掃除積弊之創業家,為興復亞洲之志士,為開創日本富強之俊傑,豈肯與區區燕雀為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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