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作者：戴茂堂 哲学与医学的关系，是医学界尤其是哲学界普遍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但研究者一般都是把医学当成是一门具体科学，并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一广为流行的“经典”立场出发，把哲学与医学的关系抽象地解释为：哲学是医学的指导，医学是哲学的基础。 然而，这样抽象地解释哲学与医学的关系既是空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哲学与医学的关系必须还原到现实的人生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生动的展开。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哲学与医学在人类千百种学科中最关怀现实的人生，其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中最关怀现实的人生的，哲学是人文科学中最关怀现实的人生的。正是在关怀现实的人生这个问题上，哲学与医学表现出最奇特、最深刻的关系，并值得我们人类给予其最大的尊重。正因如此，对于哲学与医学关系的解释就得撇开那种抽象的说理，而选择从现实的人生来切入。  人是无可选择地被“抛入”这个世界，而展开现实的人生的。现实的人生注定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就是人的有限性问题。 所谓人的有限性，是指人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一个限度。在时间维度上有限，就是说人不能永生，终有一死。而在空间维度上有限，就是说人不能在广度上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延伸到无限远的地方；人不能在深度上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延伸到无限深的地方。 人的有限性对于一个有能力思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困境，并且是一个绝对严肃的困境。因为所谓有限，就是有局限，有局限就是有问题，有疾患，有病症。 尽管海德格尔说人是无可选择地被抛入这个世界，但人却必须对人的有限性做出绝对严肃的处置与选择。也就是说，人必须就人的有限性做出治疗性选择。 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或技术，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关于人的有限性问题的治疗方式。这些治疗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医学（日常意义上的），一种是哲学。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医学是一门与哲学截然不同的学问，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门具体学科。然而我们认为，实际上，就哲学也是关于人的有限性问题的治疗方式而言，它也是一种医学，是另外一种医学。 对于人的有限性，哲学与医学都开出了“处方”，只是开出的“处方”有所不同，存在差异。哲学与医学，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运用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解决人的有限性问题的。 医学解决人的有限性问题，主要是在时空中尽量延伸人身体性存在的跨度，在空间上把人拉大，在时间上把人扩展。医学或者说医院、医生最大的工作，就是拉大、扩展人有限的生命，使之尽量地趋向无限化。这是医学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是医学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 几千年的医学就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张人的身体和生命这个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然而，我们会发现，医学对人的有限性的这种治疗方式，不彻底，不根本，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根本。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事实上，医学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治疗和解除人的有限性问题。医学对于人的有限性的处置方案永远是相对有效的。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哲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是要解决人的有限性问题，而且是力图求得一种根本的解决，这也是哲学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 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所有的优秀哲学家都会讨论本体论这个问题，就是讨论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所谓最根本，就是最绝对、最无限，即在空间上最基础，在时间上最永恒。 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都在寻找一种被他们称为“绝对”（或者叫做“始基”、“本体”）的最高的东西。泰勒斯说是“水”，毕达哥拉斯说是“数”，柏拉图说是“理念”，赫拉克利特说是“火”，而德谟克利特说是“原子”。 尽管名称各不相同，但它们却都是哲学家心目中绝对的最高的本体。相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意义，不可以成为绝对的依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安慰我们的东西必须具有绝对的确定性，相对的东西只会让我们感到瞬息万变，不可捉摸，风雨飘摇。 当然，这种确定性在现象的世界是找不到的，所以哲学家在思想上假设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种绝对、无限的本体，为的是让我们有限的人，感到一种心灵的慰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也是一种“医学”，是精神医学，哲学家是灵魂的导师，是心灵的医生。 作为“医学”的哲学，它与医学一样，都着眼于人的有限性问题来提出治疗方案，承担着解决人的有限性问题的艰巨使命。与医学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把人的身体、人的寿命尽可能地延长来治疗人的有限性，而是通过在理论上假设这个世界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一个永恒的东西，一个无限的东西，来给人提供一个精神的支撑，供人去依赖、慰藉和期待。 作为有限的人，如果没有一种无限的东西可以去依赖，可以去期待，那么，人的境况会很悲惨，人的生存会很悲哀，人的处境会很灰暗。有限的人必须要有关于无限的理想、信念、信仰和期待，哪怕这种无限只是想象当中的、假设当中的。如果没有这种想象和假设，人生会非常可怕甚至不堪忍受。人之所以能够乐观、充满激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思想上对这种无限的东西的想象与假设在进行自我鼓励。 从哲学和医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来看，它们都是鼓舞人心的学科，都是人道的学科，它们共同支撑着一个完美的生命。一个完美的生命应该由“身”和“心”两个部分构成。人生最大的期待，最大的目标，就是身心合一，身心健康。人不仅要身体健康而且要精神健康。一个没有身体的人，固然很让人觉得可怕；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更让人觉得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所以，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由完美的身体加完美的精神组合在一起的完美个体。而医学和哲学，就是从“身”与“心”这两个方面对人的完美与健康来进行思考并实施自己的解决方案的。所以，医学和哲学应该联手与合作，共同创造美好的人生。 反之，如果医学或者哲学，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人生，则将导致人生的片面化、畸形化，势必产生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显然，在以往，哲学与医学之间缺乏联手与合作，过于孤立与绝缘，这既不利于哲学也不利于医学的健康发展。在未来，应该尽可能多地寻找两个学科的交叉、结合、融通的空间，构筑一个医学与哲学的对话平台。惟其如此，才能找到解决人的有限性问题的完美处方与策略。 可喜的是，哲学与医学以往在理论上的分裂，今天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得到事实上的弥合。现在的哲学和医学正在相互接近。一方面是医学越来越关注精神。比如，在医学界，医院越来越重视对患者的精神与心理治疗，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功能，不仅仅是拯救人的身体与生命，治疗人的生理疾病，而且还应当介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世界，给患者以情感的力量和心灵的安抚。为此，很多医院甚至设置了精神卫生科。 精神卫生科的设置至少表明医学界正在突破传统狭隘的医学观，承认精神也有一个是否健康的问题，而且精神是否健康也是一个真正的医学问题。医学的使命不仅让身体健康，而且让精神健康。医学应该具有越来越多的人文视野和哲学智慧。未来的医院应该是疗养院甚至是度假村。那个时候，医患关系不再紧张，医学将充分人性化，医学不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一门人体艺术。 基于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誓言的《日内瓦宣言》是世界医学会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倡导：医生应具备哲学家的全部最好品质，医院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出色扮演医生角色的人，而是一诚实善良、有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真正的好医生。 196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首次开设了医学人文课程，到1995年美国几乎所有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课程。近些年来，西方多个国家的医学院逐渐形成了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优势为依托的医学人文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人类学、伦理学以及法律等人文课程。 另一方面是哲学越来越关注身体。现代和后现代哲学都非常热衷于去讨论人的身体问题。尼采把身体当成生命力的同义语，并且在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中颠覆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传统，使身体的肉身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审美意义，也使身体成为了哲学的中心和思想的原则；海德格尔认为，身体是在天、地、人、神的世界中形成的，因此它相关于人居住在此大地上的存在方式；在后现代思想的眼里，身体成为了欲望的、工具的和智慧的三种话语的游戏活动，身体不仅是这三种话语的游戏之所，而且就是这三种话语自身。[1] 以往，治疗被认为是医学的事情，现在，哲学也主动要求介入到治疗活动之中。近年来在咨询业颇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颇为新鲜的活动，就是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哲学咨询（如对话、讨论、建议、热线电话）作为一种思想治疗的实践方式在国外已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哲学咨询的基本形式是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展开一种自由的心灵对话。1981年德国哲学家阿申巴赫（Achenbach）率先创建世界上第一家哲学咨询机构，对外公开打出了哲学咨询的旗帜。1982年他又成立了德国哲学实践协会。1987年改名为国际哲学实践协会。该协会还创办哲学实践杂志。此后很多国家出现了以哲学咨询为名的思想治疗工作室、哲学咖啡馆和相关的协会。如加拿大哲学实践协会、以色列哲学咨询协会、挪威哲学实践协会、英美哲学实践协会。1994年在加拿大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哲学咨询大会，来自18个国家的100多位哲学家和咨询师参加了大会。 除了开展哲学咨询实践外，还有咨询师的资格认证培训以及哲学咨询出版物的大量刊行。精神分析疗法、阿德勒疗法、存在主义疗法、女性主义疗法、后现代主义疗法等其实都是一种哲学治疗。 哲学咨询就是要重塑哲学实践形象，回归生活经验，再造思想治疗功效，恢复与公共生活的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现的“治疗化社会”（Therapeutic society），哲学家本来就应该做思想的医生，应该负担起生活顾问的职责，并因此而介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间，比如可以在咖啡馆就众人关注的伦理善恶问题展开自由的辩论。如此，哲学才能与人生、与生活问题进行亲密接触，并显示出高超的生活艺术和人生智慧。 虽然哲学也是一种医学，但它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医学的另一种医学。作为另一种医学，它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医学。因为哲学具有对一般意义上的医学的反思力和批判力。这种反思和批判，其实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医学提出哲学层面的质疑和诊断，以求最好地促进医学向人性化方向发展与进步。 哲学是学术的制高点，是人类的第三只眼睛，天然地具有一种批判的形而上的眼光。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医学的所有重要突破最后都被提到了哲学的层面去理解。医学的所有重大进步与成果如试管婴儿技术、安乐死技术、克隆技术等等，最后都演化成为了哲学的话题，并提交给哲学进行最后的讨论与处置。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哲学是医学的医学，甚至说，哲学是最高的医学。 对此，我们可以从哲学与医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生死话题来做进一步讨论。生死构成了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是人生的主要内容。人的生死问题，首先是医学必须面对的最高问题。任何医学行为，总是与人的生死有关。它要么是促成一个生命的诞生，要么是挽救一个生命的不死。一个生命是从医生的手中来到世界的，医生有责任把这个生命在时间上尽可能延长。 在医学看来，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人的死亡是最为悲惨的。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要爱惜自己的生命，精心地呵护和保养它，尽量地远离死亡。所以，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医学的使命就是把生与死拉开，使人在生和死之间保持一个最大的距离。 尽管，死不可避免。但是，因为在医学眼中，“生”高于“死”。所以，医学是从“生”出发去理解“死”的问题，把死解释为生命的否定、完结和终了。 而人的生死问题，也是哲学首先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只不过，在医学那里，生死问题是自然问题，在哲学这里，生死问题上升成了形而上学问题。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生和死是什么关系，生和死意味着什么。不过，哲学的思考角度和处置方式与医学很不一样甚至恰恰相反。在哲学看来，要理解“生”，必须要先理解“死”，只有理解了“死”，才会更好地理解“生”，只有意识到“死”的必然性，意识到“死”的不可避免，才会更好地去筹划应该怎样“生”。所以，哲学把死看成是人生中非常积极的力量，认为死不是游离于人生之外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生之中的东西。哲学把死看成是生命展开过程的一个环节，看成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最友好的说明和提示。 人生就是一个去与向你不断逼进的死抗争的过程，人生的意义也在这一抗争的过程当中来展现和完成。别尔嘉耶夫说得好：人如果永远不死，那生命便没有意义。对于死的理解决定着个人一生的信念，也决定着个人赋予他的生活以怎样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观恰好是人生观的核心，死亡哲学恰好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因为恰恰是死亡之光照亮了生活的意义，构成了生存的条件，标示了事业的完成。死亡并不能理解为人生的一个消极的或否定的阶段，而是要理解为一个积极的或肯定的阶段。 在费希特看来，一切死亡都是诞生，正是在死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命的升华。费希特说：“在自然的人常常视为罪过的那一切事情中，死亡对我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我根本不会对我自己死亡，而只会对别人，对那些依然留下来的、我脱离其结合的人们死亡，对我自己而言，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2] 黑格尔哲学把死亡看成是对生命的扬弃和提升。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他的《『黑格尔读本』导言》中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或人类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死亡哲学。”[3]这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精神这一黑格尔哲学最基本最高贵的概念自在地就是运动，就是自身返回到自身的运动。精神何以能够自身回复到自身？这就要靠它自己内蕴的否定力量。 离开了精神的自我否定，就没有精神的自我超出，就没有精神本身。精神所拥有的这种自我否定力量不就是死亡吗？正因如此，精神生活既是充满否定的生活，也是充满死亡的生活。他在《精神现象学》里强调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在的生活。”[4] 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要求具备一种敢于承担死亡的勇气。所谓承担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要敢于直面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敢于去否定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经受怎样的风险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辞。哲学对生死关系的解释路径与医学是逆向的。 如果说，在医学看来，人总是先生后死；那么在哲学看来，人总是向死而生。医学给人以生命；而哲学则追问生命的意义。如果说，在医学看来，“生”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哲学看来，“生命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生”远没有“生命的意义”重要。只有哲学才能最好地理解这样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哲学究竟是如何由“死”来看待“生”，看待“生命的意义”，从而体现自己对一般意义上的医学的超越的呢？ 在哲学的眼里，“死”首先是必然的。与不死的神相比，人总是“要”死的。在这里，“要”至少有两层意思：“要”一是表示“必要”、“必然”，在这个意义上“要死”就是说死不可回避、不可逃离；“要”二是表示“要求”、“索要”，在这个意义上“要死”就是说死是主动的寻求、渴望、意愿，而不是被动的给予。 战场上英雄就义与其说是战争的遭遇，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的。既然死是必然的，那么对于人的生命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逃避死亡，而在于究竟应该怎么去面对死亡。知道了人不是不死的神，人“必死无疑”，人反而就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就能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去面对，勇敢地、努力地去抗争，而不是抱怨死亡、贪生怕死。人生就能做到宁死勿辱、视死如归和大无畏，就能做到像对待生活一样对待死亡，而不至于“把死亡当作一个妖怪”[5]。面对死亡，就能表现出一种坦荡荡的大丈夫气概，而不是忐忑不安和心怀恐惧。 可是，医学只是着眼于救人于不死，却不能明白只有上帝才是不死的[6]；也不明白对于人来说，不死是一个可怕甚至危险的概念；更不明白医学行为只是一种完美的自欺，因为所有得到医院救助的人终究还是逃不出“必死无疑”的命运。尽管生命最终是救不活的，最多只能暂时救活一个生命，人终究还是要死去。但是救死扶伤却必须是医生最崇高的使命。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既然人必然死去，为什么还要去救助？救人的根据在哪里？医学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欺”。“自欺”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对于正常人来说，自欺是一种理性的狡黠和智谋。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自欺”当中。按照萨特的解释，“自欺”是人的本体结构，是人的内在本性。自欺的表现很多，其中关于不死的自欺，是自欺的最典型表现。尽管“每个人都必定会死去”是最真实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都会避开、隐藏和悬置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自欺”。医学实际上就是指导人生完成对于“不死”的“自欺”这样一个工作。医学是一种完美的自欺术。说它完美是因为这种自欺术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健康的。如果没有医学，没有这种完美的自欺，人生会变得绝对可怕，生活将难以为继。 在哲学的眼里，“死”其次是幸福的。对于世间万物来说，死是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事物可以消亡和灭迹，但却没有死亡意识。如果人仅是由物质所构成，人反倒不会有实质上的死。然而，死只是对于人来说才成为一个问题。人是会死者，这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去死的。 在海德格尔眼里，作为“此在”的人是一会死者，是一能死者，他会以死为死，他能以死为死。但动物没有人类意义上的死亡，它们生命的完结不过是倒毖。明明白白地愿意去死、选择去死，这是人与其它生物的根本不同。人生若是看透了这一层秘密将会更加自信和自豪，并在面临人生有死这个事实时也就能幸福起来，愉快起来。 历史上，苏格拉底几乎是毫无痛苦地迎接了他的死亡。他的学生色诺芬说：“他的眼光、容貌和姿态，都表现出非常快乐的样子。”[7]可是，医学只是着眼于死亡的凄惨，却不能明白“能”死是人的一种能力和身份；也不明白“会”死本身是一种骄傲和期待；更不明白死可以极大地彰显人生的幸福。 在哲学的眼里，“死”最后是唯一的。尽管每个人都必死无疑，但每个人的死都只能自己去完成，不能由别人来代替。死是世上最私有的东西，谁也帮不了谁，是和别人毫无关联的，因而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在死亡中，我们的实存被切断，这使我们有可能从死亡处境出发来认识实存的局限性，返归本原，达到本己，成为真人。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此在的可能性依借死亡而最为鲜明地绽露出来”[8]、“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9]、“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10]。因此，死亡是此在本身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身个别化，从而把此在之“此”带到明处，使人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有了死亡意识，人就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体悟出人生的有限性和短暂性，明确树立起自己生命的端点意识，把自己的生命如实地理解为一条有始有终的线段。有了死亡意识，人就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合理切实可行的总体筹划，萌生出一种生活的紧迫感，从而双倍地享受和利用自己的有限人生，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更加紧张热烈。 可是，医学只是着眼于一般的死亡，却不能明白死亡是个人特殊性和独立性最彻底的证明；更不明白死亡的唯一性彰显出生命的内在价值和紧迫感，使每个人尽可能地去爱惜并享受自己的生命，追求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经过思考了的生活，从而最高尚、最勇敢、最体面地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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