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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赌，仿佛从娘胎里带出来一般。其实，赌博最初是由一些游戏演变而来，开始是掷骰子、投壶、斗鸡等等，三国就有“辕门射戟”。后来国人又发明了打麻将、推牌九、大小点。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进来后，带来了扑克牌、跑马（狗）、轮盘赌。如今赌博现代化和简约化，现代化就是电子赌博，手机上都能赌，简约化就是几张扑克牌就能“扎金花”“斗地主”。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摧枯拉朽，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 我这里不谈那些成年人的真刀真枪、惊心动魄、一夜暴富、一夜赤贫的赌博场景，当年这些离我们太远了，我想聊聊在我们孩提时代，小伙伴之间的“赌博”。虽然这些下里巴人的游戏无法同赌场上真金白银相媲美，但我们玩儿的赌一把的游戏绝对具备了赌博的最基本要素和原则，就是“赌资自备、赌规约定、愿赌服输、不许赖皮”。我们伙伴们之间的赌一把与真正赌徒们的区别，仅在于“赌资”的不同，人家是硬通货，我们是… 一， 赌铜 把铜作为我们孩子们之间的赌资用来赌一把，绝对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大的最值钱的赌资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有色金属的废铜价格就就相当的高了，黄铜每斤1.5元，红铜每斤2元。赌铜在我们赌一把的博弈中，赌具即赌资，赌资做赌具；不像打麻将，赌具是麻将，赌资是现金。 与我们孩子之间所有的赌一把相同，赌铜也是在一个画好的水泥、石板区域内或台阶上，用你的赌具把对方的赌资打出区域或台阶，对方的赌资就是你的了。说白了就是用你的铜块把对方“嘎资”的铜块打出界去，对方的铜块就是你的了，简洁明了。 那会儿我们身处福州，很多赌一把的“赌场用语”都具有福州话的基因。像我刚才说的“嘎资”就是搁在，赌就说“遣”，悬空了就说“半天道”，旋转就说“撮啰”，赌铜就叫“遣登咂”，不一而足。 赌铜一旦风生水起，各类有铜的地方就遭了殃。为了筹集赌资，孩子们想方设法的去“寻找”。水龙头、灭火器帽、门把手、窗户钩、铜电线、铜弹壳、铜钱等等都是赌铜的好赌资。最令人难忘的是三野那边的孩子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两个建筑测量水平仪的定仪陀，那玩意儿呈圆锥形，每个重达近一斤，而且一搞就俩，被誉为“大D、二D”，两个超级玩意儿一亮相，顿时所向披靡，其它小东西根本不是对手，望风而逃。那个年代，生活中的铜制品好像特别多。就这样，合法的非法的铜赌资如同涓涓细流，百川归海，从各个渠道涌向“赌台”，成为我们博弈的资本。 有一阵子，铜的来源少了，大家就开始赌铜板。铜板的来源很单一，来自于地下，说白了来自于旧房子的地基下。那会儿部队大院基建工程频繁，拆旧房盖新楼，不亦乐乎。旧房子的主人在盖房子的时候，往往把大把的铜板埋在房屋地基的石板下以求财运。 每当大院里有拆建房屋时，孩子们嗅觉极为灵敏，如同一群蝇子发现食物一样迅速蜂拥而至。大家拿着铁锹、撬棒、铲子、竹棍等等挖掘工具，埋头刨挖，偶有斩获。尤其是捷足先登者更是收获颇丰。记得在中山路第一食堂南边拆建一座深宅大院时，后勤的男孩子们基本都来了，撬石板的撬石板，挖土的挖土，整个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结果好端端的拆建工地给扒拉的乱七八糟，管理科的人了看了直想骂娘。 还有的小孩子很机智，专门等建房工人挖地基时在一旁候着，发现有铜板立马饿虎扑食，收入囊中。在拆建欧冶池西边紧靠鼓屏路的一座老房子时，建筑工人就挖出一坛子铜板，上千枚。大人小孩一起上抢，数分钟内一扫而光，待我们得知消息黄花菜早凉了，打扫战场捡得几枚漏网分子。 清代铜钱 赌铜板比赌铜文明高雅一些，赌资既不是偷也不是撬而是挖的。当年我们孩子每个人差不多都有十来枚到几十枚铜板，土豪有上百枚。铜板分两种，一种是“通宝”，就是铜钱，中间带眼儿，主要来自清朝；一种是铜币，中间无眼儿，十文二十文都有，只要来自清末民初；偶尔有银毫子，二十文，福建造币公司发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铜板对我们来说就是赌资，我们从来没有细细观摩、品尝和了解铜板们的来历和出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赌资，一枚枚小小的铜板就是一段段历史。 满清入关后一共十个皇帝，每个皇帝都铸有自己的帝号的铜板。我们孩子手上基本都有他们的铜板，只是大小不一、薄厚不同。几个印象深的是，顺治通宝“大且薄”，康熙通宝“大且厚”，乾隆通宝“小且多”，嘉庆同治通宝“无影踪”，光绪通宝“量最大”，宣统改成“铜币版”。通过赌铜板积攒了不少各类铜钱，舍不得卖，经常拿出来欣赏把玩儿。后来当兵去了，铜板肯定是不会随身带的，都搁在家里。几年回家后都没了，八成是给家长卖了。 二， 赌扣子 赌扣子之风长盛不衰，断断续续许多年，从文革期间一直到我当兵，赌扣子的幽灵一直在后勤大院徘徊，从中山路一直跟到农学院。赌扣子的赌资就是衣服裤子上的扣子，把衣服扣子作为赌具，而且还长盛不衰，的确有些奇葩。 扣子作为赌具后，孩子们从各个渠道把搞来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扣子用来博弈，通常有衣裤上所见的四个眼儿的、两个眼儿的和一个眼的扣子，质地有塑料的、牛角的、玻璃的、有机玻璃的、电木的等等，其中电木的和牛角的最受青睐。 军大衣扣 当年家家户户都有针线盒，针线盒里都会储藏一些扣子，孩子们往往瞒着家长把家里的扣子拿出来赌一把，输光了回家什么也不说。家长发现家里的扣子少了不知怎么回事，但绝对想不到会被男孩子们拿出去做赌具。家里的散装扣子赌完了，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会悄悄地把家里衣服上的扣子剪下来拿来赌，被家长发现后会被打个半死。此种现象应该是极端的例子，更多的是把别人家在外面晒的衣裤上的扣子割下来，采取“偷盗”的方式来攫取赌资。尽管这是一个下三滥的行为，但两手空空的孩子们输急眼了也会铤而走险。搞的我们有时几个孩子正赌的酣畅淋漓之时，有家属跑来拿着被割光扣子的衣服大声嚷嚷，当看到我们的手里的扣子不是从他们家衣服上割下来时，仍不依不饶，说要告诉我们家长。有一阵子，好多人家的军装上的扣子和军大衣上的扣子都被割了，还有割毛衣扣时把人家毛衣割了一个洞的。风声鹤唳，气得大院里从此不见在露天晒衣裤，即使有也要有人看着。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孩子们干的，像我们十岁出头的孩子们一般不会这么干。但如果不及时制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早晚的事儿。不知从什么时候在赌扣场上实行了一条“赌规”，玻璃扣、塑料扣、有机玻璃扣、两个眼儿的扣等不许进赌场，赌场上只能用四个眼儿的电木或牛角扣和一个眼儿的军用扣。这一英明果断的决策，使得我们赌扣事业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运行而不受太大的干扰。 看官若问为什么采取措施后，盗扣之风基本杜绝。原因即是我们赌扣场上所用之扣，除了军用扣外，基本都是一些已经淘汰的不实用的四个眼儿的电木扣或牛角扣，有些扣子的年头比我们都长，估计解放前的都有。日常人家衣裤使用的都是些讲究的塑料扣、玻璃扣和有机玻璃扣等，这些扣子一旦不让进入赌场，衣裤们自然而然就安全了。 刚才说了，赌扣之风长盛不衰，从中山路一直赌到农学院。记得到农学院后，我们曾经在大院内西配楼外的楼梯上赌过，参与者有任民生、朱一宪、罗小伟、周建曙和我等一干人马；还曾经在西门外我们家楼下楼梯上战斗过，也曾经在刘小辉家门前搏杀过，参与者有刘小辉、姜榕军、楼小军、许屏和我等。那会儿，星期天，上学前，放学后，有机会，瘾头上来了，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开赌，酣畅淋漓。 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赌博这玩意儿也是如此，赌技高超与赌技一般般的结果截然不同。像我们西门外发小的赌局，刘小辉绝对出类拔萃，你不服还不行。有一次在我们家楼下五人正战犹酣，开始是榕军一个扣子先“嘎兹”，大家争先恐后上去打，结果不幸全部“嘎兹”，最后轮到小辉收官，只见他从容淡定，拿出他看家赌具---军大衣扣，高举高打，稳准带狠，一一击中，全部收入囊中，我等四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三，赌小玩具 所谓“小玩具”，是我们那个年代小男孩子们玩的一个非常另类的玩具，现在见不到了。它是由薄薄的马口铁皮压制而成，每个一两公分大小，形状各异，主要有动物和日常用品造型。小玩具来源于街头巷尾卖小零食的摊贩，摊贩们为了吸引孩子们来买他们的零食，就把爆米花用颜色纸包成一个个粽子形状，然后每个爆米花包里塞进一个小玩具。孩子们吃完爆米花后，小玩具就攒下来，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那些年，湖东路与赛月小学交界的十字路口东南角有一个家庭小摊，售卖各种各样的零食，爆米花和小玩具主要来自那里。我们在上学放学途中，都会路过那个摊贩，手里有钱了，就会买一包爆米花吃，主要是攒小玩具。当年东西很便宜，一包爆米花带一个小玩具只要一分钱。后来觉得这么攒小玩具太慢，就和摊贩商量不买爆米花，直接买他们的小玩具。摊贩很痛快答应了，一分钱三到四个小玩具。小玩具品种不是太多，主要有佛爷造型，福州语叫“鸣太”，猴子叫“告央”，小狗叫“King央”，盘子叫“锅锅”。 时间长了，孩子们大都攒了几十个小玩具，就想到了拿来赌一把。小玩具又轻又飘，用来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通常我们都是在屋里的红方砖上，几个小孩围在一起，你来我往，赌了半天，互有输赢，赌资虽小，却也兴趣盎然，乐此不疲。赌小玩具不像赌铜，要有硬赌资，小玩具来源容易，参与的人不少，像我们四野的小军、向明、幼军、伟东、王健、捷理、建东、李生等等都会加入赌小玩具大军，很是热闹。 四，赌香烟纸 如果说，赌铜、赌铜板、赌扣子是我们孩子赌一把的阳春白雪，那么，赌小玩具和赌香烟纸就是赌一把的下里巴人了。尤其是赌香烟纸，更是赌一把的低层次活动。就是这种低级的赌博，当年我们也是兴趣盎然的。 福州人管香烟叫“哄央”，香烟纸叫“哄央栽”，我们就把赌香烟纸叫作“遣哄央栽”。香烟纸又叫“烟标”，来源广泛，垃圾堆、马路边、墙根下，哪里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香烟纸一旦成为赌资，孩子们无论在哪里遇上它，立刻就会成为宝贝，收入囊中。后勤大院办公室的垃圾堆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公务员出来倒垃圾时，总会在垃圾里发现香烟纸。当年有规定，为了防间防特，凡部队机关办公室出来的垃圾都要焚烧，后勤办公室最北边靠财务部的厕所边上有一个垃圾焚烧点，每次我们都在那里等候，垃圾中只要有香烟纸，赶紧拾走，晚了就葬身火海了。 捡拾到的香烟纸，我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撕开、压平后折成三角形，就可以上赌场博弈了。几个孩子为一组，把你的香烟纸高高举起，猛的朝地上对方的香烟纸打下去，用高速运动的香烟纸产生的风力和能量，在落地的一刹那，把对方的香烟纸掀翻；成功掀翻了，对方的香烟纸就是你的战利品，反之亦然。 香烟纸用来赌一把可以说是比较文明的，而且还能够锻炼臂力，小孩子们都爱玩儿。而且还会“加国”，就是几个人的形成一伙，把香烟纸集在一起，以增加实力。当年记得我和邻居幼军“加国”香烟纸。我们把捡拾来的和赌场上赢来的的香烟纸摆放到他们家的桌子上，长长一大溜，鼎盛时期得有一米长，一百多张。望着五颜六色的、码放的整整齐齐的胜利果实，我们会一边欣赏一边漾出满足的得意。 你别说，通过赌香烟纸，我们把国内六十年代末期主流渠道专卖的香烟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基本集全了国产流行的香烟烟标。 那个年代，国内市场的主要香烟品牌不多，估计不会超过几十种，不像今天动辄几百上千种，像“芙蓉王”“兰州”“黄鹤楼”一种品牌就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系列。好多现在流行的卷烟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出生。 我统计了一下，除了“大中华”“大前门”“哈德门”“凤凰”“红双喜”等等十几个品牌流传下来，其它基本都销声匿迹了。我记得当年很多人都抽过“飞马”牌香烟，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飞马烟的具体来历。1942年，苏北解放区为了解决部队经费不足的现状，决定自己动手做卷烟，于是就找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来起香烟名，陈毅就起了一个“飞马”；1943年5月，烟厂正式开始了生产，每天生产香烟600多条；飞马牌香烟烟标一直到解放后仍在使用，现在不知道还也没有。 当年大名鼎鼎的“飞马”牌 当年我们把香烟纸分为三个等级，虽然我们不知道每种香烟具体的价格，但我们从烟标的质地、花色、内包装和厚薄可以区分出来。像“大中华”“红双喜”“红、蓝牡丹”“凤凰”等等为一类烟标，它们都是用蜡光纸印制的，内包装都是锡箔的，属高档一类香烟纸，价格在四毛到六七毛之间；这些香烟纸很难搞到，偶尔在办公区的垃圾堆里能够发现。像“大前门”“美丽”“光荣”“飞马”“乘风”等等，为二类烟标，它们都是用铜版纸印制的，内包装锡箔少大部分是油纸，属于中档二类香烟纸，价格基本在三毛到四毛之间，中档香烟纸最多，部队的一般干部都是这些卷烟的拥趸者。剩下的都是低档了，福州话叫做“某赖西”，就是很差的意思。像“黄金叶”“黄金龙”‘红金’“大生产”“水仙”“群英”“勇士”等等，都被归堆儿三类烟标，它们都是用非常薄的普通纸印制的，内包装的也不是油纸，价格都在三毛钱以下，“勇士”最便宜了，居然只有九分钱。 孩子们把香烟纸归为三类，也是在赌一把的时候逐步发现认识的。高档香烟纸折起来硬实耐击打，赢面很大，反之，廉价香烟折起来皱巴巴的，击打起来软绵绵的，赢面很小，经常让对方轻轻一打就就翻过去了。 谁想到，孩提时代与香烟纸结下不解之缘，当兵后十几岁就在老兵的教诲和带领下，端起了“烟枪”，喷云吐雾，而这一端一喷就是四十多年，直到退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几十年的老枪！ 2020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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