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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史视角解读程朱理学 ——《朱熹的历史世界》阅后启示 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 卢晓华 （本文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年第10期） 摘要：本文从学生学习困惑出发，结合对余英时的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阅读思考，提出从“回向“三代”，重建秩序”、“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内圣与外王之间”三个视角解读“宋明理学”，利用政治史的视角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思想史内容。 关键词：政治史 思想史 整合 《宋明理学》是公认的“教学疑难问题”，造成教师难教，学生难理解的主要原因就是师生不了解宋代政治文化特色和理学家的人生经历，没有抓住儒学理论核心。教师单纯围绕理学命题进行“去情境化”的解释，结果把历史课上成了思辩式的“哲学课”、“伦理课”。学生无从知晓这些命题与当时政治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自然感觉空洞、艰深。带着教学中的疑问，笔者拜读余英时教授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余著”），感觉豁然开朗，因为“余著”的重点集中在理学派士大夫、官僚集团和皇权三者之间的互动，可视性强；研究方法是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学生也是在学习完古代中国政治史后再学思想史的。由此带来的教学启示是利用学生政治史学习经验解读思想史，运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构建对宋明理学的全面认识。兹将阅读思考成果与诸君共勉。 一、解读宋明理学视角一：回向“三代”，重建秩序 人民版《宋明理学》在介绍第一目“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时，提供了一段资料卡片：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这段史料反映出北宋士大夫推崇《春秋》中的“尊王攘夷”观念，认为唐末五代混乱的政治局面出现的根源在于不重儒家的纲常伦理。所以，复兴儒学就成为题中之义。那么，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教材语焉不详，“余著”认为方向与目标就是回向“三代”，将宋与三代的道统衔接起来。①P186“余著”引用朱熹所言：“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子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六》）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也就是说，汉、唐在历史上虽是盛世，但却与“道”脱了节，一直要到宋代理学家才重新接上了三代的道统。故《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云：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以“声明文物”、“道德仁义”而论的话，宋是“三代”之后，但并不是“汉、唐”之续。王夫之对宋代政治颇多批评，甚至创造“陋宋”一词，但他对宋代在文化史上的成就也高度评价：“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论》卷一五《恭宗、端宗、祥兴帝二》）这句话和顾炎武“亡天下”的说法如出一口，认定宋继承三代道统衣钵，是儒学正宗。 那么宋代士大夫为何提倡“回向三代”论呢？“余著”引用多家议论，其中与教材相关的是欧阳修的观点：“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七《本论上》）他认为排佛的有效方式是重修三代政教之本。由此可见，回向“三代”运动不仅可以捍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地位，抵制佛道冲击，而且使宋代士大夫发展出以革新者自任的心态，有利于变法改制。庆历与熙宁两次变法都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三代之说”确是宋代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论述，为前代所少见。①P197在教学中，抓住这一思想史上独特现象加以点拨对于学生整合教材知识，全面理解“宋明理学”创立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不无裨益。 二、解读宋明理学视角二：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人民版《宋明理学》有个学习思考题：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曾被官方诬为“伪学”，而在他死后却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为什么？经常听到教师这样解释：因为朱熹认为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利，要设法“正君心”，这就触犯了皇权，所以被官方诬为“伪学”；但程朱理学倡导“三纲五常”的思想有利于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所以后来又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这样的解释运用了教材文本似乎无可挑剔，直到笔者读了“余著”才发觉如此解答似是而非。 朱熹提出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利的观点并非大逆不道，恰恰是宋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集体意识的反映。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熙宁三年神宗正式接受了“共定国是”的观念，则象征着皇权方面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认可。①P228所以，朱熹理学被官方诬为“伪学”并非因为触犯了皇权，而是另有隐情。 “余著”引用《宋史》卷三五《孝宗三》淳熙十年（1183）条云：六月戊戌，监察御史陈贾请禁伪学。此所禁者即是“道学”，其背景略见以下两条记载。《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云：初，朱熹为浙东提举，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同书卷三九四《郑丙传》所论可以与此互足。其言曰：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盖指熹也。于是监察御史陈贾奏：“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勿用。”从淳熙十年（1183）王淮执政集团开始发难，下至庆元二年（1196）正式禁“伪学”，反“道学”运动先后持续了十几年。究其原因，反“道学”运动绝不能仅仅看作是思想上的冲突，它同时也掩藏了一个持久而广泛的党争。①P334党争都起于士大夫社群的思想分化和权力竞争。当时士大夫分化为“朋党”有三个主要方式：即权力关系——以宰相的进退为转移；地域关系——同乡的结合；学术思想的关系——道学之士与非道学之士的对立。这三重关系往往互相重叠交错。①P378例如，理学家“恃学傲人”，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与职业官僚集团“得过且过”，看重一己的得失的心态水火不容，职业官僚型士大夫对于惯用道德语言的“道学”型士大夫自然会产生深刻的抗拒心理，更不愿意看到所谓“道学之徒”进入权力核心。这两大壁垒的最后冲突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①P347党争基本上是士大夫的“自相倾轧”，所以对党争中失败的士大夫进行政治迫害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正如叶适论宋代这一特有的政治现象云：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擢之以至于公卿。……其后章惇弄权，尝欲兴刘挚之狱以杀党人，而哲宗不从；蔡京当国，又欲杀天下士，而徽宗不听。绍兴初，误听宰相，诛谏官二人，寻复自悔，下诏责躬以谢天下。故虽权臣用事，二十年间，予夺惟意，而无杀士大夫之祸。（《水心别集》卷二《进卷·国本中》）而且，孝宗晚年还把革新构想的实践寄托在理学型士大夫的身上。淳熙十四年开始，理学家进入权力中心的人数忽呈激增的趋向。由此可见，宋代皇权与理学发展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化的理解。读到此处，笔者领悟到历史发展并不是线性的，特殊情况很多，不能陷于思维定势，而加强学术阅读，加深学养是历史教师专业成长的当务之急。否则对历史教材想当然地裁剪给学生提供所谓标准答案，以讹传讹，贻害大矣。 三、解读宋明理学视角三：“内圣”与“外王”之间 学生曾就教材中朱熹编订《四书》这一史实提出如下问题：朱熹为何编订《四书》并将《大学》置于《四书》之首？这是个历史细节问题，笔者当时没有深究过，就用孔子删修《春秋》做类比，以便于传承儒家文化为理由对付过去了。读了“余著”后发现真相没有那么简单。 “余著”认为，《大学》在朱熹心中分量之重是因为这是惟一的经典文献，在“内圣”与“外王”之间提供了一往一来的双轨通道。①P417试看《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从“外王”逐层进入“内圣”的一轨。但紧接着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显然是从“内圣”重回“外王”的一轨。内圣”与“外王”贯通为一体，这是朱熹要人先读《大学》的根本理由。①P418因此，理学家的贡献虽在“内圣”之学，但他们并未脱离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他们都深信王安石的失败主要由于“学术不正”；在这一理解下，他们努力发展“内圣”之学，以为重返“外王”奠定坚固的精神基础。“外王”必自“内圣”始，终于成为南宋理学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心信念。①P421“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既可以看作是“知行相须”，也可以认为是“体用一源”。①P922理学讲修、齐、治、平，最后目的就是要重建合理的秩序——即所谓“行道”。通过“内圣外王”以重建秩序，是孔子最先为儒家创立的整体规划。宋代儒学的复兴基本上便是这一古典规划的复活。孔子不肯多谈的“性与天道”在宋代得到空前的新发展，这是理学家对儒家“内圣”之学的重大贡献，但这一突出的成就不但没有改变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整体规划，反而加强了它。因为理学家之所以建立种种宇宙论、形而上学系统是为了破斥佛教以世界与人生为空幻的理论，从士阶层中吸收人才，共同进行秩序重建的事业。他们仍然遵守孔子的规划，认定士由“修己”得来的“内圣”不能据为己有，必须逐步推出去，从“安人”以至“安百姓”。这一中心观念贯穿于宋、明理学之中。若非如此，程颐如何会说“君子之道……未及乎物，犹无有也”？①P919 解读宋明理学视角的选择应基于对课标、教材和学情的考量。笔者正是从学生学习的困惑出发，将学术著作与教材作对比阅读，在教学中对教材进行增、删、换、合和立，为学生创立全新的认知框架，为落实课标要求“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中的关键词“说明发展”提供抓手。课堂需要教师的个性、独创，多读些学术著作能帮助你找到适合的课程资源。 参考资料：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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