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新冠肺炎们”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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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最广泛的模式。

——贾雷德·戴蒙德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835年，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了物种进化的规律，从而得出了“物竞天择”的自然生存法则。从此以后，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养成了这样的爱好，他们喜欢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热带岛屿、原始丛林或冰川，去探索达尔文式的秘密。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一位出生在波士顿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新几内亚岛，那是地球上的第二大岛屿。1972年，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叫耶利的土著朋友。

有一次，耶利问戴蒙德：

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这真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年轻的戴蒙德被问得愣在了那里。二十五年后，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试图认真地回答耶利的这个问题。

“耶利之问”，其实早有人回答过。

最著名的是种族说，即各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存在着差异。有研究便认为，黑人的脑容量比白人小，欧罗巴人种在智力上优于其他种族的人类。

还有就是气候说。有人类学家指出，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让人闲散懒惰，惧于深度思考。

再有就是地理文明说。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因而率先实现了粮食的自足，进而推动了社会分工。随着人口的增加，部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因而语言和文字被发明出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对人类史上最先进的23个文明民族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在欧亚大陆。

作为一个演化生物学家，戴蒙德首先不认同种族说。以他的专业知识，他反而认为，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克服对成长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

他也不认同气候说。他举例论证说，唯一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

因此，戴蒙德的结论是：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戴蒙德的叙述从大约700万年前开始。根据他的推演，地球上的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驯化牲口、种植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到戴蒙德创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的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很多交叉性的新学科，包括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以及研究病菌的分子生物学，而他本人恰巧正是这些领域的顶级学者。

这本著作中的“病菌”，就是戴蒙德研究13000年人类演进史的一个独特的角度，这也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之一。

戴蒙德论证说，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过去战争的不少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1492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印第安人有2000万之众，并形成了发达的文明体系，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是枪炮的屠杀造成了这个惨烈的结果吗？

戴蒙德的结论是否定的。主要的杀手，居然是哥伦布们从旧大陆带去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

在这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中，戴蒙德还用不少的笔墨讨论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在欧亚大陆人中，为什么是欧洲人完成了现代化的扩张，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

英国博物学家杰克·查洛纳(Jack Challoner)主编过一本《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1001 Invent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其中，来自中国的只有30项，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在1500年——也就是公认的近代史之后，新出现的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这便又引发了一个耶利式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1500年之后突然丧失了发明的智慧？

关于中国文明的早慧，戴蒙德提出了两个视角。

一是文字。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唯一的书写系统，这使得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容易，而相比之下，其他种族的文字则要繁复得多。印度有850种语言，现代欧洲仍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语言和书写系统，戴蒙德常去的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居然有一千种语言。

二是动植物驯化。古代中国人在华北最早种植出了耐旱的黍子，在华南则培育了一年两熟的水稻，而猪、鸡和水牛，也是由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它们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和耕作劳动力。

在“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上，戴蒙德提出了“最优分裂原则”。

他认为，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正得益于它的长期分裂。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和技术、科学的进步，推动各国竞争，由此正是“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

而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导致它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超稳定结构，并在明清时代，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成熟的高度专制政体，“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需的多数条件“。

与欧洲和中国相比，印度是另外一个极端，它在地理和语言上，比欧洲更为分裂。戴蒙德的“最优分裂原则”便是：

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