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1.黄宗羲对阳明心学失传的解释后期陆王心学与禅宗出现的流弊十分相似：“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祕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黄宗羲（号梨洲，1610-1695）上述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例如钱德洪（号绪山，1496-1574）在王阳明《大学问·跋》中说：“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 2.阳明心学为何没落钱德洪看出许多阳明后学，不再重视省身克己的修持工夫，甚至将王阳明注重的“诚意格物”“为善去恶”的要旨，鄙视为第二义（指其已非第一义谛，只具有次要意义，或是接引学人的方便法）。他们言行无法相应，荡灭礼教，还自认得到圣门的最上乘法，实则已陷入释氏的寂灭法之中，而不自知。《明史·刘宗周本传》云：“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奭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 王阳明的三传弟子陶奭龄（公元1571—1640年）等辈，已毫无忌讳地讲演释氏的因果事理，使得阳明的良知说跟禅宗合流。又《明史·王畿本传》云：“（王畿）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 王学由浙东之王龙溪及泰州之王心斋以后，其讲学之风，逐渐由讲堂之授受，转而重视在日常生活上随处加以指点，使学问与生活打成一片。教人当下洒落自然，摆脱一切习气俗套，矫饰造作，而唯顺应当下良知心体之自发、自觉、自足、自在等属性，显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与禅宗之重从生活上之随机指点，所谓“禅机”者，有相近、形似之处。 故泰州一派之后学，其思想倾向禅学，或由儒入禅者，大不乏人。此种趋势，造成王学末流多流为狂禅者。其空谈良知、不务实学之风，日盛一日。皆不明孔孟心性之学与佛门心性之学之殊异，不能明辨各心所心、各性所性之真义。《大学》之道，儒门圣学，自此彻底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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