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心学之后，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盛极一时，压倒了朱学，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余姚位于姚江之畔，所以学者称他为姚江。他曾经在会稽山阳明洞筑室静养，自号阳明子，所以学者又称他阳明先生。死后谧文成，所以又有王文成公之称。他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后为刑部、兵部主事。34岁时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为驿丞。在这里，他开始树立了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5年后，刘瑾被诛，重新起用，历任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郎中、南京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46岁时镇压南赣农民起义，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47岁时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叛乱，49岁升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务，封新建伯，正式提出“致良知”学说，建立起他的心学体系。55岁镇压广西大藤峡族起义，次年病逝，终年56岁。他为明王朝的稳定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待遇。 王守仁 王守仁生活在明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代。明初长期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使统治者失去了建国初期勤政不怠的作风。皇帝荒废政事，大权旁落，宦官趁机窃权专政，扰乱朝政；朝臣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政局混乱，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边患频仍，藩王叛乱，明朝统治岁无宁日。明代中叶的社会动乱，反映出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危机，对封建伦理道德准则发生了动摇。下层人民不满、反抗以至发动武装暴动，固然反映出他们对封建伦常的蔑视和唾弃，尤为严重的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道德危机。明代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以科举考试作为录用官员的基本途径。程朱理学成为读书人跻身官场的敲门砖，而不是严于律己的座右铭。科举取士造就了一批唯利是图的假道学、伪君子，真正对理学教义真诚笃信，按理学教义刻苦修身的则微乎其微。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叶愈益严重。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王守仁出身官宦之家，胸怀大志。青年时代博览词章，遍读朱子之书，涉足佛、道。他不到30岁，即会试及第，“赐二甲进士出身、兵部主事”，步入官场。南京科道官员戴铣、薄彦徽等20余人上奏劝武宗疏远小人，被速捕下狱。王守仁上疏求助，以抗旨罪被廷杖40，关进监狱，然后贬谪到僻远的贵州龙场驿为驿丞。龙场地处贵州西北，万山兀立，荆棘丛生，山路崎岖，交通险阻，荒凉贫瘠，人烟稀少。没有住处，只得寄居山洞；食物不足，只得握锄种地。政治上的打击无比沉重，生活环境的反差无与伦比，王守仁不啻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有一种足以度过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身处困境的王守仁，“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旨，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天道，亦即圣人之道，原来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外求。只要摒除人欲的障蔽，恢复固有之天理，就足以待人接物，应酬一切。罗洪先说：
龙场悟道成为他的世界观转折点。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心学体系。 综观王学的思想渊源，它首先从传统心性儒学中吸收思想资料，讲心性、仁义、良知良能、万物一体、天理人欲，等等，俯拾即得，兹不一一例举。其次是受禅宗的影响。其心学主要论题：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无不受禅宗的影响。如心即理的命题，既非陆九渊的发明，也非王守仁的独创，而是由唐朝僧人开其先河。《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即谓：“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王守仁也承认，“心即理”如“佛家说心印相似”。侯外庐说：“要之，无论如何改头换面，禅宗南宋的空无本体和北宋神秀的渐修顿悟对王守仁的思想是有甚深影响的，其“四字诀”受禅宗影响尤深。 王守仁为何要吸取禅宗的思想资料？因禅宗与心学有其相通之处，在哲学上同属主观唯心主义。在王守仁看来，在理论思辨上儒学不如禅宗，“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必须借其“究心性命”的思辨的宗教唯心主义，补救传统儒学之不足。王守仁处于明朝中期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之际，亟需用一种简易速效之方，整治时弊，教义简易、以顿悟相标尚的禅宗正适合其所需。王守仁用禅宗的义理，同儒家心性之学结合，陶铸其心学体系，决非偶然。 但是，他却是始终把握着“儒体禅用”的原则，以所谓的“圣道”为主题地吸取禅宗的思想资料为其修齐治平服务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