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星通鉴 | 从《瘟疫与人》的视角，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作者: (美)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 见识城邦

原作名: Plagues and Peoples

译者: 余新忠 / 毕会成

出版年: 2018-5

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前景堪忧，金融市场持续震荡，美股更是频繁的上演暴跌暴涨的戏码，连股神巴菲特都不禁感叹“我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站在当下，回望历史，发现巴老的感叹还是极有道理的，或许真的是因为人类在生理的生命周期上的限制，导致人们经常会忘记被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印证的规律。发生在不远的几代人之前的“伤疤”，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轻易的“忘了疼”。很多现代人认为的“理所当然”，放在长周期的历史中看或许只是一定条件约束下的特殊情况。

今天要推荐的这本《瘟疫与人》虽然成书在1975年，但其横跨人类文明的历史，用一种宏大的历史观来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自然界的微生物的关系，做了详尽的探讨。虽然因为年代久远和史料可获得性的问题，导致很多话题只能基于假设做“合理推测”，但瑕不掩瑜，其中的很多观点读来依然让人茅塞顿开，角度新颖。

本书作者William McNeil（1917.10.31——2016.7.8）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与汤因比、斯宾格勒齐名，因《西方的兴起》一书一举成名，史学界著名大V。

William McNeil

本书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在自然环境的微寄生与社会组织的巨寄生之间取得的动态微弱平衡。一旦天平两层的其中一个微小变量发生变化，都将引发整个人类社会的剧烈震荡，甚至局部的崩溃。比如外族入侵，新的微生物传染链路通过中间宿主传入人类社会，对外战争导致过度抽取民间财富，等等。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过去1-200年间人类社会连续性的大幅度进步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很少见的单边增长阶段。

纵观人类在地球上的探索历程，持续的人口增长只是特例。若就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人口增长似乎是某种生态失序的短暂的伴生物，这种失序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允许大量的人口繁衍，直到自然界线再度确立。

历次疫病的大流行都会在相当长的周期内造成世界人口的巨幅波动。比如中国和地中海欧洲在5世纪、7世纪和13世纪的鼠疫大流行，都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人口出现大规模的减损。直到最近一次鼠疫爆发，20世纪初叶由于清政府灭亡，大量闯关东的人口由于不熟悉当地环境和既有的“迷信”社会风俗，大规模捕杀土拨鼠而再次把鼠疫带进人类社会，现代的科学技术才逐渐发现了“老鼠-跳蚤-人”的传播链条，通过有效的隔离机制，人类终于在鼠疫杆菌进入人类社会1000多年之后控制住了鼠疫的间歇性大规模爆发。

正是出于对微生物世界的无知，人类历史不断的重演周期性的大规模人口减损和再增长。中国人口在公元2年统计的大约是5850万，直到公元742年，中国出现了另一个可靠的人口统计，记录的家庭数目大约是890万，而在公元2年登记的家庭总数则是1230万。到5世纪中期，长江中下游的南京周围地区统计出来的家庭数目只有公元140年时的1/5。而正是基于莫名的大量人口减损，人类社会在精神世界逐步构建了与之相适应配套的宗教文化、地方风俗习惯和“迷信”体系。比如草原民族历来有“土拨鼠只可射杀，不可设陷阱”的传统。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汉帝国，在宫廷的统治地位从3世纪延续到9世纪，明显的与同一时期基督教在罗马的成功传播相平行。

宗教为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和暴力与疾病的牺牲者提供安慰。东西方两种主流的宗教都把突如其来的病故视作人生的当然事实，难怪两种宗教都劝导说，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是进入跟被爱的人重新团圆的愉悦的来世生活的神赐通道。

直到20世纪，人来在哲科思维的帮助下发现了微生物世界的存在后，发展出流行病学的体系，发现了诸多传染病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的传播链条，并有效的建立隔离制度，基本消除了鼠疫、天花、麻疹等曾经大规模消灭我们祖先的疾病后，经济和社会才取得了显著的单边进步。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美洲印第安人被西班牙带去的各种传染病团灭的悲惨历史。究其原因，美洲长期作为微生物的巨大孤岛存在，在欧亚非大陆人民通过长期和微生物协调抗争、同步进化达成“群体免疫”之后，美洲大部分原著民依然没有免疫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的链接和交流沟通是保障一个种群长久存在的必要条件。

至于人类和微生物相互调谐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曾经有个著名的案例研究，1950-1953年澳洲野兔种群因感染多发性黏液瘤而大量死亡，第一年的死亡率高达99.8%，第二年90%，待到第七年死亡率终于降到了25%。大概花了3-5代的时间，澳洲野兔和微生物达成了相互适应，和平共存的状态。如果按照这样的代际周期推算，假设每个代际时间25年，人类适应某一种微生物的时间大概就是100年左右。这就是赤裸裸的自然选择过程。 

站在当下，借助大咖William McNeil赋予我们的视角，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需要从思想上做好疫病长期化的准备。

从历史看，人类永远和微生物处于相互适应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每当全新的微生物通过人类活动将传染链形成闭环传入人类社会后，在自然条件下，人类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对微生物种群进行适应。一边是人类通过自然选择的淘汰机制，筛选出更适应的基因；并行的另一边是微生物也在通过不断的变异，以适应人类宿主的生存环境，最终达成二者的和谐共存。历史的经验对于这个过程的估计，如上所述，大概是3-5个代际，也就是100年左右。

最新的科研结果表明，相当大比例的新冠肺炎病患康复后抗体水平会快速下降，似乎其病毒的感染没有真正激活免疫反应。我们投资的一家portfolio公司也参与了几家国际顶级医院的大规模临床研究，结果也在印证这一点，相关的paper最近会在NEJM上发表。这意味着康复患者依然有可能再次感染，对人类而言疫苗的研发将更加艰难，即使疫苗研发出来，也需要每隔几个月就重新来一次flu shot，重新激活免疫。

COVID-19从微生物学意义上简直是完美的存在，但对人类确实是个十足的灾难。迄今为止我们对他的了解还非常初级，临床上对付SARS非常有效的therapy比如IFN（其反而为病毒打开了ACE2通路），呼吸机通气治疗反而会加速患者的重症或死亡。在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手段出现之前，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假设人类的科技没有干预，短期之内无法发展出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手段（药物和疫苗），疫病对于人类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影响将会非常深远。

大部分现代人从出生到现在所默认的理所应当的生存方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将不得不保持长期的社交距离，商业活动大量的向线上或其他无接触方式转移，世界从global变得越来越local，我们会更注重小的居住环境，零售商业也将更偏向社区周边。

产业结构层面，人类利用全球化资源配置以达成的效率最优模式将会被动的调整。过去几十年剧烈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虽然是社会整体效率提升和财富总量的暴增，但也伴生着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和种种社会问题，包括民粹的问题，某种程度都是追求极致效率的副产品。疫情之下，人们发现利用长距离的资源比较优势带来的效率提升，隐含的成本在疫病灾难下凸显出来，而在一人一票民选政治体制下，这种产业格局的空间布局，乃至公司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组织形式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都变成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此时再回望我们东方的哲学思想历史，难怪老子会极力推崇小国寡民的国家治理型态。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疫病灾难，总会诱发社会思想、精神文化，乃至宗教的重大变化。

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直接，人类需要一套新的解释系统以适配被重大疫情冲击的七零八落的传统的世界观体系。比如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以及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都是因为旧有的体系无法回答“为什么众多虔诚善良的上帝子民会无端地被疫病魔鬼惩罚”这一问题。人们信奉上帝的根基在疫病冲击下出现了逻辑失洽，因之诱发了人类哲科思维对于宇宙终极的追问，并发展出现代科学的世界观解释体系。

COVID-19让之前每天跑在路上的我们，史无前例的连续几个月宅在家里，和家人共度时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之为人，真正的目标和需求是什么。尤其是在众多商业机构因疫病影响纷纷关门歇业，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美国在1个月内失业人数飙升2200万人的现实之下，不禁让人们重新思考，去除了商业化的洗脑，人的生存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物质方面，什么才是人类生存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变化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我们站的角度不同罢了。跳出人类的视角，可能野生动物们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广阔了？（抖音上你能看见巨大的鸵鸟欢腾地在云南的高速公路上奔跑）停产停工后世界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能极大改善？（CNN说，PM2.5爆表比北京重10倍的印度北部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肉眼看见喜马拉雅山麓了）。

变化也永远意味着机会，如果疫病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而经济社会结构形成新常态，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的同时一定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的出现。比如工作、娱乐、教育线上化的加深，本地商业的发展，居住环境改善的需求，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之上人类的精神需求（新的习俗、文化，甚至新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等等。

最后再卖个瓜，关于印度和非洲的问题，媒体表现得忧心忡忡，觉得是个巨雷，我倒觉得未必。从历史上看，人类种群在地理上是存在疫病阶梯的。自然环境越是潮湿闷热，越适合各种微生物的生存繁衍，当地的人类种群为应付微寄生的社会成本越高，总体产出的财富裕量就越低，当地文明的程度就越低，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等等。反之则文明程度越高，比如西北欧和中国。历史上人类社会很多致命的疫病也由这些地方源起，而当地的人类社群经过长时间的双向自然选择也都发展出了从生理到文化上种种抵抗能力。比如非洲人镰刀贫血比例极高，是自然演化出对疟疾适应的结果；而你在瓦拉纳西看到的印度人种种不可理喻的习俗文化背后可能隐含的种群长期和微生物斗争的有效经验。

言外之意，在这些疫病阶梯极高的地域，人类已经与各种微生物斗争了至少几万年了，理论上应该比疾病梯度低的温带地区居民有更高的抵抗能力。另外，一则小道消息也能佐证我的上述歪理：我们一个投资的portfolio在非洲拥有数量众多的本地员工，管理层们每天晚上开简报会，迄今为止居然无一感染。

总之，COVID-19是人类的一场劫难，但回望历史，这样的劫难其实并不罕见。我们还是相信人类的科学能够比以前更快的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而不需要再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只能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付出几代人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成本。但同时，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也应该做好准备，做好最坏的打算，从变化中寻找机会，适应疫情下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