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消极做到极致，便可以有积极的成分。 当天下大乱，各国纷纷变法图强的时候，庄子却以独特的行为艺术和近于诙谐的犀利语言把自己与俗世完全割裂，用精神世界的光芒强行替代世间日月的余晖，几乎不与现实世界发生任何交叉的独自行走，世人浑浑噩噩，庄子神与物游。 楚威王求贤，欲聘庄子为宰相主政国事。庄子面对厚礼，哈哈大笑：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但是这与祭祀用的牛又有何区别，用数年时光把牛养大，然后锦绣搭身，进入太庙成为祭品。在被宰杀的一刻，这头牛即便想做一只无人喂养饥肠辘辘的小猪，他能做到吗？ 此时世上稍有学问或者鸡鸣狗盗之徒，都会通过各种途径依附于君王或者达官显赫，求得衣食无忧。但唯独庄子却严词拒绝，甚至惧怕他将要被玷污。庄子认为做官无异于“游于羿之彀中”，即在君王设置的圈套中苟且，处处充满危险。 融入滚滚红尘是很简单的事情，心念稍有异动，便会万劫不复。而洁身自好，守望理想，不得不面对心灵的孤寂和现实的残酷，哪怕去做一条安静的鱼儿，也会被毫不相干的人去打扰和问询，庄子干脆就与天地为伍。 身逢乱世，是逆流而上，还是随波逐流。庄子经历了时代的灵魂考验，坚持着理想和信念，选择进入忘我的状态，“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由忘我而发展为无我，超越世俗，凌驾约束，高据自由。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篇耳熟能详的故事，便是庄子的人世间的基本态度。无论是不善飞翔的蜩与学鸠，还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因有束缚为不能真正的自由，只有达到物我两忘，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与自在。 返璞归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继而融入天地间，完成精神不朽与永恒，这便是庄子追求的大道。在庄子眼中，大道有时候又是简单而纯粹，甚至与寻常巷陌间家长里短或者柴米油盐里的苦辣酸甜为邻为伍。 譬如有人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很冷淡的回答，在蚁穴中。来人很诧异，言明道是很高尚的教条，怎么会在如此低下的地方。庄子听后反而不假思索的指出，道在瓦砾杂草间。来人更加郁闷，怎么每况愈下。庄子马上的回答更是让来人目瞪口呆：道在屎溺。 看到来人的不解，庄子才缓缓地解释，并很严肃地提出来人所问的问题，便是与道无缘，因为他没有触及到道的核心。道是世界的本原，是大地万物的本根，道没有具体的规定性，亦无差别对立。不能在某一事物中寻找道，世间万物都无法逃离道的约束和规律，只是他变换的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变化才有了盈满、空虚、衰退、减损，这样就产生了人思想波动和不同的反应，或者尊贵，或者卑贱，可以聚合，可以离散。 这种变化是没有穷尽并且相互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顺应变化无为而处，不必去破坏世界的本源和规则，只要用精神的恒定，就能涤荡物质世界的尘埃。 与世俗格格不入，在当时社会特立独行的鄙视着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就注定一生的穷困潦倒。早年的庄子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混口饭吃，后来远离了乱世，以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在精神世界中让思想渐渐地丰满起来，也成为对当时社会颇具影响和对后世具有积极意义的普世价值观念。 庄子继承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无为而治”的精髓。在庄子的世界中，道法自然，需要相对的认知自然，即用“齐物”的方式发现和消弭事物或者概念见的差别与对立，也需要用“体道”的方式，把人生不可避的磨难变成磨砺意志的时遇，积极无为，自强自爱，体悟大道，烦恼和痛苦自然便成为水中月、镜上痕，一个必须的程序罢了。 但庄子绝非如尧舜时代的许由对世间不理不问般的消极避世，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用智慧更加清晰地去思考乱世的真相，也希望借助治世的力量，来解脱人在世间的苦厄。同老子一样，庄子主张无为而治，任其自然，认为“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君主要“无容私”，“汝游心于淡，合气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治国的最高境界，便是弃用所谓的圣贤，也拒绝所谓的法家，而是各种尊重自己所在地位的规律，君王虽然拥有权力，但不会固执己见。而百姓则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的生存。 去除地位之分，便是没有阶级划分和刀兵之祸的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中，庄子悠然地化身为一只蝴蝶，物我两忘的尽情享受着天地万物。这个故事庄子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出来，他说：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究竟是庄子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为庄子，实在难以分辨。在其中，庄子运用浪漫的想象力和美妙的文笔，通过对梦中变化为蝴蝶和梦醒后蝴蝶复化为己的事件的描述与探讨，提出了人不可能确切地区分真实与虚幻和生死物化的观点，也就是说，人往往被自己的情绪和理想变得痛苦不堪。 庄子也免不了这样的思想折磨。摆脱哀乐情绪的干扰，舍弃日常世界，以求得精神的解脱与超越。不料梦醒来，又跌入冷冰冰的现实中。外人看来，庄子恬淡娴静，然内心却无不受现实世界的桎梏压制。“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业也。此虽免乎行，犹有可待者也。” 连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与御风而行的列子都难以得到真正的逍遥，那么凡尘中的普通个体命运又该是如何之哀。悲观的认识，使庄子不得不从“人生如梦”的虚幻中走了出来，跳出了认识与思辨的无限循环，非常简单和历练的对社会死结做一次自然的解放。 这样，便看到了庄子沉痛出击的振振风雷。拒绝着上流社会的邀请，与世俗格格不入，但又试图改变着环境与社会，所有一切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因为同君王比起来，庄子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无知而未自觉，是社会乱象的根源。比如圣人与大盗是可以划等号。“圣人生而大盗起”，有心为德便是虚伪，便是社会乱象的发起者，庄子客观地分析圣人学说，认为学说仅仅是让一人变好，但没有发现让三人变坏的事实。 与老子对孔子的友好相反，庄子向儒家首先发难，甚至连人文初祖的黄帝也在他抨击之下，“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因为儒家的仁义礼法违背人性，使百姓“失其朴”，而法家的诞生又是乱世的开始，“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善于归纳总结的庄子将国家治理与君子自修完美的结合起来，混沌开窍，天道无为，在刀光剑影中为人们提供了基于自然规律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人和治世如果得道，将会拥有无限的时间和可能，而不是“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的那样目光浅显。 这便是对后来君子奉若至宝并屡试不爽的“内圣外王”之道。君子应有的人格理想就是“内圣”，“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而“外王”则是政治抱负，“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内圣外王之道在当时社会就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后来被儒家所采用，甚至成为儒家个体修身的核心组成，以至于宋孝宗看到庄子的著作，都非常欢欣地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因为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庄子的内圣外王不谋而合。修身、 修心，即是 “内圣” ，经世致用，则是“外王”。“内圣”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的，对仁义道德的领悟，用孟子的话来说，是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外王”是就所成就的事功来说的，将把主体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就是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 庄子是中国隐逸文化最早的理论奠基者和行为实践者，但他却在气势和文字的纹理中留下太多治世参悟，庄子将隐逸看做修身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则是为了出，透露着丰富和积极的处世哲学。无为，让隐者放弃一切的名利欲望，心灵不被外界物质所拖累，自由自在方能无拘无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按照典籍记载，庄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宋国人。从时间的顺序上看，各国变法风生水起，一些不被注意的小国如秦国的崛起，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庄子思想的正确和实用性。后来以黄老之治著名的西汉初年，特别是公元前207年，刘邦大军入主关中，霸上发布的约法三章，直接将秦朝严刑苛法否决，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庄子是对其的遵称。庄子名周，庄子死后，他的言行被汇编为《庄子》一书。《庄子》其文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被后人认为是“文学中的哲学、哲学中的文学”，不仅文字优美，思想内容的表述更是达到诸子百家的巅峰。西汉后期，道家向道教转换的过程中，以庄子被葬之地为名，称为《南华真经》，是道家各种典籍的遵循和规范。 明朝文学家徐渭这样评判庄子：庄周轻生死，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死生反大事？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没名不传，此中有高士。 读罢，鼓盆而歌，物我两忘。 《故纸堆里寻安全》系列文章： 贰捌：周礼沦陷，夫子彷徨亦当年 来源：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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