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我 行 走 山 西 许 你 万 里 荣 耀 | 鉴古 |知非 | 旅途 | 视野 | 生活 |
曾有五百强盗为祸世间，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官府派重兵征伐，在艰难的战争后，才将五百强盗悉数捉拿。官府对这些不臣之民非常痛恨，剥去他们的衣服，施以酷刑，剜去双眼。这既是对他们犯下了大罪的惩罚，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五百强盗半裸着身体、披头散发被押上刑场，他们遍体伤痕，痛苦不堪地跪在行刑台上。刽子手们手持尖刀利刃硬生生地刺向他们双眼，每一个强盗都必须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失明的痛苦，心理的哀默远远大于肉体的折磨。五百强盗变成了五百盲人。惩罚并没有到此为止。失明的他们被放逐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这里野兽出没，荆棘遍地，衣食无着，栖身无处。面对这样的遭遇，他们的悲愤绝望难以自抑，狂奔乱跳，发出撕裂人心的悲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绝望之际，佛听到了他们发来的救赎和忏悔，黄金力士将灵丹妙药吹进了他们依然渗着鲜血、干瘪的眼眶中。奇迹发生了，五百人重见光明，拜倒在佛的脚下。佛说，人生在世需要历经无数劫难，但只要能隐恶扬善，终究会脱离苦海，进入极乐净土。行善还是作恶，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想离苦得乐，从此就需革心洗面皈依佛门，消除业报赎清前罪，得到真正的心灵快乐。西方有神，名曰佛。佛者，智慧也，看破放下清静平等，正觉慈悲自在随缘。自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传以来，被东方世界的宫廷和市井迅速接受，成为政治教化重要帮手和衡量道德水准的基本标尺。经过四百年的不断沉淀和持续发酵，在混乱不堪的东晋末年、五胡十六国空前五浊恶世中被升华到空前的高度，以安抚彷徨和失落的灵魂。“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在当时上层广为流传。五胡十六国期间，平均每十一年便会有国家灭亡，正史中记载的五胡78位皇帝中，被弑被杀者几近一半，其中慕容家族的西燕，因为家族矛盾，十年间换了七任皇帝，善终者寥寥。皇帝自危的时代，佛经总极乐世界成为唯一可以向往的方向。
于是，《五百强盗成佛图》被永远地定格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敦煌，五凉文化缔造者、前凉奠基人张轨治下小郡，霍去病西征、张骞通西域时不起眼的经行处，在五胡年代却成为重要的边贸重镇和文化的交汇点，高僧云集，名家如流。繁盛的汉家儒学与佛教文化的输入，同时存在于凉州大地上，经声佛火与天地雅言合奏响人间最瑰丽雄浑的华章。首先到来的是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鸠摩罗什。前秦宣昭帝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三月，公元385年，威震西域的吕光引军东归，七万虎狼之师，五千铁骑、万匹骏马后是浩荡的两万只骆驼组成的庞大运输队伍，驼峰上除了西域的珍奇异宝外，便是无数佛家经典。 漫天黄沙，半个太阳。吕光大军铁壁合围中，鸠摩罗什心无旁骛闭目诵经。这位离红尘最近的绝世高僧，出生显赫，父亲是天竺宰相，但在鸠摩罗什毅然辞去官职，四处游历探寻佛道禅理。后来与龟兹国公主联姻，生下鸠摩罗什。七岁时，鸠摩罗什便随母剃度出家，从此皈依佛门，每天背诵三万六千偈颂，传说为佛舍利转世。吕光邀请鸠摩罗什东去，是因为东方需要对佛教有着全新的认识和系统性整理。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化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交汇贯通，一批专门从事翻译人员开始以职业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除口语外，尚需熟悉中原与异域语言者完成书面翻译工作。鸠摩罗什凭借对多种文化的深厚认知和积累成为不二人选。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前秦国都长安。随着五胡战乱，西汉起设立的西域都护府早已湮没在战争的阴霾下。二十岁就一战成名的吕光被苻坚派去打通河西走廊，并迎回“名传西域、声闻中原”的鸠摩罗什。荒凉的西域腹地，却有着饱满的宗教生态，这是苻坚、吕光以及中原人士难以置信的现实。成年后，鸠摩罗什返回龟兹，在那里广习大乘经论，讲经说法，成为中观大师，名扬西域三十六国。在西域，相貌英俊、翩翩倜傥的鸠摩罗什是民众的精神领袖和道德遵循。他曾发誓，三十六岁青年前，不会因色而破戒。也有罗汉言，鸠摩罗什不破戒，众生皆佛陀。把鸠摩罗什放在中原乱世中，便是定海神针，不仅是吕光的梦想，更是苻坚的梦想。这一年，鸠摩罗什四十一岁，正是一生中从精力到智慧最为旺盛的年龄，他对吕光说，西域“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连佛都认为东土是福地，在劝说将士们放弃西域安逸生活之后，吕光开始了漫长的东归历程。可惜吕光再也没有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而是永远的留在了凉州。返程的第二年，前秦苻坚就被姚苌弑杀，前秦灭亡，后秦立国。吕光已经没有回去的必要，三军缟素为苻坚哀悼后，也自称使持节，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建立后凉政权，年号太安，鸠摩罗什也留在了凉州，这一住就是十七年。十七年间，前秦、后秦先后发动了两次战争欲将鸠摩罗什抢至中原，直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后凉灭亡前夕才被迎至西安草堂寺，“茅茨筑屋，草苫屋顶”，系统地翻译佛经。这期间，竺法护、竺佛念、宝云等一批翻译先驱纷纷拜至鸠摩罗什名下，一时间，“三千弟子共翻经”。鸠摩罗什文笔俊秀、思维敏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鸠摩罗什以在凉州养成的积累，将源自印度的佛经，与汉语巧妙地结合，在义、音两方面，尽善尽美，炉火纯青，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而他所创造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我们汉语构成，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文字的动感成为精神的追求。当然，自鸠摩罗什起，凉州城每年五月十三日莲花山水陆法会保留下来，政教合一的西凉文化让更多的僧侣趋之若鹜，在鸠摩罗什走后，昙无谶和昙曜迎着朝阳走进了北凉皇帝渠蒙逊的视野。渠蒙逊是从儒学中走来的，以张掖弹丸之地，不仅聚集了刘昞、张湛、索敝、阴兴、宗钦、程骏、程弘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还修建了汉人陆沉观，对中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并在各种宽容政策下，使北凉呈现出“文武咸悦、百姓欢乐、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
昙无谶来到凉州的时候，带去了刻于桦树皮上的一部古老佛经《涅槃经》。昙曜来到凉州的时候，带去了禅修。为了经卷的存放和禅修的清净，在沙漠和戈壁缓慢而凄凉的长河落日中，从天梯山到三危山，造像和石窟开凿的叮当声持续了千年之久，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然而此刻，东方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却在灭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政府行为，与后来的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共称为“三五一宗灭佛”。从白山黑水中走出的鲜卑人，贪婪地全盘吸收了中原文化，把自己的历史完全割裂，把传统地儒学作为政治教条，为了以中华正统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胡”或“戎”成为皇权最高统治者深深的忌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焘下诏：“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包括佛教在内的阴阳五行等各家在北魏的军事政治压力下沉沦：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件事件，更坚定了拓跋焘灭佛的决心。刚刚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就遇到胡人盖吴率十万在三秦之地的起兵反抗。一身戎装的太武帝拓跋焘全力征剿，用了两年时间才将大军驻扎在了长安。不料一座寺庙内发现了大批军械，沙门或许与盖吴勾结造反，盛怒下，全寺僧众全部遭厄。事态的升级超过了佛家的想象。在佞臣崔浩的劝说下，长安僧众全部屠戮，天下经像全部焚毁。太武法难期间，“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崔浩是拓跋焘笃信道教的推动者，继承了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核心，又在前人基础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进来，形成道教仪式的雏形。拓跋焘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汉文化，鲜卑需要用这种汉文化来改造和重塑。于是拓跋焘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成为道徒。就在这样的血光之灾中，昙曜带着他的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团队，毅然决然地向东进发，走到血雨腥风的北魏国都平城。佛法有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昙曜来了，在鲜卑人的刀枪林立的世界中，一往无前。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此刻，与北朝佛法蒙冤相反，南朝的佛教开始兴盛。承接着东晋的传统，宋、齐、梁、陈四朝皇帝和士大夫们大多笃爱佛教，使“江东佛法，弘重义门”，除了翻译佛经、义理佛法外，还大型寺院，形成了“北方石窟、南朝寺院”的格局，唐人杜牧感慨，“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据统计，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寺院的修建，使东晋贵族间的精神信仰变成了大众的意志。随着永嘉之祸和中原陆沉，不少名僧士族避乱江东，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这些僧人多与东晋统治者关系密切，与士大夫交往频繁，麈尾清谈，冶游诗赋，清谈玄学性的佛教蔚为风气。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干法兰、干法开、干道邃和慧远等著名僧人开坛讲学，又使江南风气为之一新。南朝佛教在梁武帝萧衍时达到全盛。与拓跋焘相反，梁武帝由道教转而佛教。天监三年四月初八，公元504年，佛家一个难以抹去的日子即沐佛节，萧衍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弃道归佛。在位四十八年间，梁武帝四次舍身出家，平生著作和传习的佛家经典有《大涅盘》、《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对佛家的另一大贡献，便是依据《大般涅槃经》下令全国僧侣必须食素，至此，戒杀成为沙门五戒之首，全国宗庙祭祀也已面食或者面制品代替三牲。萧衍此举的目的源于忏悔。皇后郗氏贤良淑德，可惜不信佛法，萧衍还是梁州刺史曾诋毁三宝、残杀生灵，为此不寿而亡。萧衍讲，曾梦到郗氏堕落畜生道为巨蟒，苦不堪言。郗氏希望看在夫妻情面上，开道场法会超度。传说郗氏仗佛力而脱离蟒身，化为天人，现身空中，感谢萧衍而去，这段历史佛家公案名曰“梁皇宝忏”。南朝对佛教的继承和发扬有着必然的原因。西晋式微、北方中原地区经历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的战争蹂躏，东晋政权又无力收复中原的时候，社会思潮开始对中原固有的文化进行深刻检讨，认为经学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对社会进行有效改良。在礼教体制受到认知极大的挑战时候，社会也亟待一个新的解决方式以求安定团结，饱受连年战乱带给民众难以磨灭的伤痛，也需要一份巨大的人文关怀去抚慰。佛陀的出现，契合了当时社会所有阶层的需求。特别是经历了汉、魏、西晋的早期传播之后，汉传佛教逐渐摆脱了比附黄老等中国固有义理的窠臼，进入独立思考、自由阐释的新阶段。随着统治者的发现并变为自觉行为后，使佛教的发展获得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个重要节点或者说江南寺院的兴盛，以至于鲜卑人、北齐神武帝高欢都无不羡慕：“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因为佛教的兴盛，使不同民族产生了共同的心愿，中华文化也在沉痛的反思中逐渐复苏，为隋文帝杨坚终结自永嘉之乱开始长达374年的民族大分裂奠定了人文基础，也迎来了充满活力与开放气度的大唐。
然而，在敦煌等处佛窟开凿方兴未艾之际，北方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对佛教的禁锢中。一身佛衣的昙曜站在平城街头，无所适从。整个北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从凉州到平城，风尘跋涉五千里，昙曜没有想到再回去，此刻为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闪开！”宦官们皮鞭无情地落在昙曜身上。昙曜纹丝不动。“不要命了，皇帝今日出行。”宦官们就要拔刀相向，昙曜依然纹丝不动。官宦们急了，在全国灭佛禁令未除的情况下，京师居然有僧侣出现，皇帝见到，或许很多人头就要落地了。但是已经晚了，拓跋濬的车驾已经来到了昙曜身边，中间驾辕的良驹一口咬住了昙曜的袈裟。“马识善人”。机缘巧合的风云际会改变了北魏王朝的国家理念和意识形态。昙曜被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任沙门统，统管佛教及其兴佛“复法”事宜。就在这一年，平城西面武周山下，击碎岩壁的声音划过了昏暗的北魏天空，变成石破天惊的文化巨响。从此云冈石窟与中原北部的浩然气脉相连，一千六百年间恢弘壮丽。
（注：本文为《故纸堆里话权谋中》的一篇，因为字数所限，所以标题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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