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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载，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生活在他的时代，至今正好一千年。他是开创儒学新时代的人物，其思想在现代化的今天仍然深有影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气魄宏大、感天动地的话，就是他说的。历代大儒、大政治家都把它装在心里，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开头的话。作为一种纪念，“闲来无事”者特将一本《张载》的书的部分章节转载在这里。 回首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两个张载的背影划过历史的天空，中间隔了七八百年的时间。他们两个都曾负有盛名。第一个张载生活于西晋末年，河北安平人，生卒年已经不可考。据史书说，他性格娴雅，博学多闻，曾任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与其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晋太康二年（283）前后，他到四川去看望在那里为官的父亲，途经剑阁，著《剑阁铭》。铭文先写剑阁形势的险要，又引古史指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道理，被后人誉为“文章典则”。晋武帝看后感慨良多，派人镌刻于石上。他也很擅长写诗，曾作《七哀诗》，其中有“北芒何垒垒”，写汉代帝王陵寝在三国被毁后的景象，慨叹世道乱离和沧桑变化；又有“秋风吐商气”，写秋风扫林、满目凄凉的景色；“阳乌收和响，寒蝉无余音”“肃肃高桐枝，翩翩栖孤禽。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情感肆无忌惮地倾泻在景物的描绘中，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孤独苦闷。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那个时代产生忧忿的诗人，是因为社会“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因此，他的诗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社会风习的写照。 诗人的惆怅当然不仅仅是大汉帝国的覆灭，还有着对一个辉煌的思想时代的感慨，那个曾经号称“独尊儒术”的文化时代，在东方文明圈中赢得过荣光的时代，在国家陷入战乱和分裂的时刻过去了。其后，先是“祖述老庄”的玄学风靡社会上层，继而有道教流行于朝野，进而则是佛教盛行于大江南北。这些思潮的主流是无为、虚无或性空，对现实世界表达着失望的情绪，对社会人生散布着否定的逻辑。面对苦难，很多人忘记了自强不息的古训，常做精神上的逃避，而不是行动上的进取。这是西晋时期的张载必须面对而不乐见的思想场域。 三百多年后，历史进入了国势鼎盛的唐朝。李唐在思想领域号称“三教并尊”，其实仍然是佛教占优势，当时主要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哲学家都不在儒家而在佛门。对此，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经与张方平有一段对话。王安石问张方平：“孔子去世百年后生孟子亚圣，后来再也没有人能达到孔子的高度，这是为什么？”张方平反问道：“怎么会没有超过孔子的人呢？”王安石问：“是谁？”张方平说：“江南马大师（马祖）、汾阳无业禅师、岩头、丹霞、云门等大和尚都是啊！儒家思想吸引不了他们，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归到佛教门下了。”魏晋以来，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已为佛、道二家所夺。尽管当时有儒者如韩愈等人排击佛、道甚烈，但其范围不出强调儒学正统、纲纪伦常、夷夏之辨和经济因素这四个大的方面，而没能从思想理论的深度上加以批判，激烈有余而切中要害者不多。北宋初期，由于政治、社会尚不安定，政府基于稳定民心的考量，以拉拢宗教势力为手段，鼓励佛、道二教发展，结果给国防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等方面造成了种种伤害。宋代皇帝大多迷信，对于佛道多有沉迷，如宋真宗利用道教符箓，搞天书封禅的把戏。 我泱泱中华难道要在精神上沉沦下去吗？我们能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构建起精致的理论体系，实现中国人在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呢？理学恰是踏着时代的脚步应运而生的。按照杜维明的说法，它的出现就是儒学对于佛、道学说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理学不仅从理论基本面来批判佛老，也提出了一套足以与佛老思想相颉颃的新说。这一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出现后，一方面儒学终于有了适于时代的理论，一方面佛老精辟的学术发展亦开始走下坡，于是历史上由来已久的“辟佛老”运动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可以说，理学的出现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本书的传主，北宋的张载正是催生理学的重要人物，“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是他的伟大志愿。在张载和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中，“心”“理”“道”“性”等日用伦常的概念获得了升华。这些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既营造了一个可与“天国”“仙境”相媲美的“内圣”境界，又保持了儒学修己安人的入世传统，从而使得儒学面目一新。各位读者，让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这位大儒先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吧。 张载在宋以后近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是赫赫有名。他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也是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开创者。他的成就得到理学家们的肯定，程颢、程颐将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他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并列。后代统治阶层极为重视他的影响，宋理宗封他为郿伯，从祀孔庙。《宋史·道学传》为他立传，弘扬他的德业。他的著作在明、清两代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并在清初编入御纂《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中，可见张载在理学发展上的贡献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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