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代都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它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呢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资治通鉴”。

清代史家王鸣盛褒扬《资治通鉴》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曾国藩在《致罗少村书》中回答这位年轻人该读些什么书时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历史钻研，伟人毕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范围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1954 年，伟人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他暮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破，只得用透明胶“缝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伟人重复钻研、批注、浏览了17遍之多。

为什么历代政要学人都异口同声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呢？我们还要从该书主编司马光的编写宗旨讲起。

01《资治通鉴》的由来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会汲取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训，因此十分重视历史的编纂。北宋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封建割据势力的再现，进一步加强封建主义的集中统治，有必要全面总结封建社会大治与大乱的历史经验。

司马光（1019-1086）主持编写《自治通鉴》，目的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与衰落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参考。

司马光认为从《史记》、《汉书》到北宋为止的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更何况日理万机的人主，更没有闲暇的时间一一阅读。所以司马光他计划编纂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是因为这本书适应了当时巩固中央统治的需要，才引起了宋应宗和宋神宗的注意，并充分利用了北宋中央王朝收集的书籍和资料。从1065年（治平二年）开始工作到1084年（元丰七年），花了19年时间编写完成。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一部按照历史时代顺序编写的“编年体”著作，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最后灭亡，把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按年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巻。

02成书过程

这部篇幅浩繁的著作，除了采用政府收集的书籍（包括各朝代的官方历史）外，还参考了322种私家编写的杂史著作。司马光等人首先在开封收集资料，然后继续在洛阳工作了十多年。他们整理了很多资料，先排比成为长编，然后去粗取精，由繁到简，指定专人分段编写。

战国秦汉部分由刘攽(ban班)执笔，魏晋南北朝部分由刘恕执笔，隋唐五代部分由范祖禹执笔，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本书写完后，堆存在洛阳的残稿就有两间房子。为了考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同一历史事件经常引用三种或四种不同的材料。他们还另外写了《考异》三十卷，专讲史料考证。

本书中记录的内容相对平实可信。叙述不仅简短，而且文字也非常简洁生动。当然，作者对古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是建立在维护封建制度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第二，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关键在于用人的道理，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在描述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时，他们通常尊重事实。但是，在农民反抗斗争方面，作者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偏见非常明确。同时，作者的历史观点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司马光的主张贯穿着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但是，本书系统、完整地保存了我国的古代史料，对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编年史著作。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同治八年本

由于《资治通鉴》卷数很多，司马光又编了一个简本，名叫《资治通鉴目录》，共有三十卷，有单行本。后来又着手编一部中型的八十卷本的书，叫做《资治通鉴举要历》，但没有完成。

03《资治通鉴》的历代延续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历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并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如参加编写的刘恕，他又写了一部《通鉴外纪》十卷，补充了战国以前的一段历史。

南宋的袁枢，编成了《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把原来的编年体，改为以历史事件本末为中心的新体裁，共编成三百零五个历史事件。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通史著作。因为在他以前，史学著作不外编年体或纪传体两种。编年体以年为经一个发展过程较长的历史事件，被分割到好几卷中去叙述；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一件事又常常记载在几个人的传里。袁枢的新体裁，正好弥补了以上两种体裁的不足，对我国史学上是个新的贡献。

南宋末年，王应麟编了《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对地理方面作了考释。与王应麟同时代的胡三省，又为《资治通鉴》作了音注，对地理沿革和典章制度，注释比较详备，使后人利用这部书更加方便。这些历史著作对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