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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个体农民已经成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各国兼并战争日益激烈地进行的过程中，正是个体农民提供了粮饷和兵员，而商业的发展会破坏农民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然经济，促进农民的两极分化，侵蚀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战国时农工商并重的思想急剧地向重农抑商的思想转变。而站在这种转变前列的是政治改革家。这一点从李悝到商鞅重农抑工商思想不断发展中可以看出。 1。李悝的重农抑商 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国富强。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经6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还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农是毫无问题的。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 第一项是"尽地力之教"。 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办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让农民"勤谨"耕作，争取好的收成。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 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 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奢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过，在历史记载中李悝重农实行"尽地力之教"、"平籴"两项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于"禁技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却无记载，也许这方面还停留在思想上，并未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上。 从春秋时期管仲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轨迹。 2。商鞅的重农抑商和耕战思想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前338年，卫国国君后裔，称卫鞅或公孙鞅，曾在魏惠王相国公叔-门下作"御庶子"或"中庶子"。卫鞅"少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门下作事时，可能受李悝、吴起等人改革思想的影响，后至秦受到秦孝公的信任，在秦变法，实行经济、政治改革，推行法家政治，使秦"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他在秦因功封于"商於"，所以称为商鞅。商鞅在秦国通过变法建立了一个重耕战、重农抑商适合战争需要的封建国家。商鞅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耕战思想与政策。 商鞅要建立一个能适于战争需要又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这就是说商鞅的经济思想是为强国服务、为战争服务的经济思想，重农的目的就是重战。商鞅及其门人对这点讲得很清楚。《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这是从战国时期各国不断的战争中观察到的经验。也是人们熟知的常识，用不着多作论证。为了战争，就要重农，因为农民才能提供人们和士兵食用的粮食，才能提供士兵的来源。所以又说："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也，则众力不足也。"这就是说只有让人们从事农业，在兼并战争中，才能"自恃"，才能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否则就不能"自恃"，就会"众力不足"。让人们从事农业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朴实诚信，便于统治者驱使。所以说"归心于民，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使战杀也"。 《商君书》的其他篇章也不时讲到商秧的农战思想，如《商君书·算地篇》说：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生而致也。《商君书·慎法篇》又说：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个人孤立地站在平原上不能自卫）一贯也。 《商君书》类似的记载尚多，此不一一引证。总之，商鞅重农战，目的是富国强兵。这是商鞅经济思想的总出发点。这是适应于战国中期以来兼并战争日趋激烈的形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思想。 （2）重农思想与政策 商鞅的重农不是一般的重农，而是从思想理论到具体的政策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构筑。 在思想理论上，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泉源。《商君书·农战篇》说："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又说："壹务则国富。"《商君书·壹言篇》说："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又说"粟爵粟任（用粮食捐爵捐官），则国富"。尽管《商君书·算地篇》曾说"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货宝，又不尽为用"，可是并不重视，可能是由于这些东西是自然生成容易得到的缘固。因此商鞅一再强调的是重农，由于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所以由重农到强调重粟。这是商鞅非常重视农业的一个表现。 既然，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泉源，那当然要重农。重农的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奖赏。《商君书·算地篇》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说："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鞅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人的本性。然而，却以此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农业生产者的措施。如以官爵劝诱农民从事农战，《商君书·农战篇》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以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再如以免徭役奖励耕织，《史记·商君列传》说："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再如，提高粮食价格，使农民获利，刺激其种田积极性，《商君书·外内篇》说："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鞅还主张让农民以余粮捐官爵，《商君书·靳令篇》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进）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鞅主张对非农业以外的工商业重税，唯独对农业主张收税轻，《商君书·垦令篇》说："征不烦（多），民不劳，则农多日（农民时间多）。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又主张向商人征重税，则农民厌弃商业，安心农业，则农业就会兴旺，所以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农恶商则草必垦矣。"总之，商鞅是想尽一切办法，用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措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甚至不惜采取愚民政策，让人民受其驱使。 商鞅重农还表现在力图解决秦国劳动力少、土地多所产生的矛盾上。《商君书·算地篇》说："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所以他认为，人民多土地少的国家应努力开辟土地；土地多人民少的国家，应设法招徕人民。《商君书·徕民篇》说秦国"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宝货，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相反邻近的三晋则是"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这就是说秦国土地多、劳力少，很多土地未开垦，而邻近的三晋地区土地少人民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从三晋招诱"百万"人民来秦的计划，条件是"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无知军事"。这就是说用给与田宅、三世内免徭役和兵役的办法，招徕大量三晋的劳动力来秦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商鞅及其门人重农的一条重要措施。 （3）抑商思想与政策 商鞅的抑商不仅是抑商问题，而且是限制、打击一切非农业行业的问题，这样作的目的也是为了重农。在这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措施。如：从事工商业和怠于农业而贫穷的人没为官奴婢。《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对非农业性的经济活动征收重税。《商君书·外内篇》载："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垦令篇》载："重关市之赋。"加重征酒肉的租税，10倍其成本。 不许大臣和大夫们追求见闻多、善辩论、有智慧、闲居游逛。这样，农民就听不到奇谈，看不到异能，农民就不会从农业中离去。这样，也会使"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不许人民自由迁徙，使愚昧无知而又不安心农业的人没处吃饭，从而安心务农。农民愚昧而安静，荒地必然会得到耕垦。 不许音乐、杂技到各县去，农民劳动，休息时就看不到、听不到这些，意志就能专一。意志专一，荒地就必然得到耕垦。 不许开设旅店。没有旅店，奸巧、虚伪、狡猾、交结私人、迷惑农民的人就不能外出远行。这样，他们就得从事农业。这些人都务农，荒地就会得到耕垦。 不许商人卖粮、农民买粮。商人不能卖粮，丰年不能享乐，荒年也无利可图，商人就愿意去作农民。农民不能买粮，懒惰的农民就会去努力耕作。商人愿意去作农民，懒惰的农民愿意去耕，荒地就必然会得到耕垦。 官府按商人家庭人口的数目分配他们服徭役，叫商人的奴仆依名册服役。那末，农民就安逸，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良田就不至荒芜，国家关心的农事就必然能取得成功。 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这样，邪僻的官吏就不敢玩花样，接任的官吏不敢变更制度，有错误的官吏也无法掩盖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样就会出现"官属少，而民不劳，民不劳，则农多日（时间多）"。在此情况下，农民所从事的事业就不会衰败，荒地就会得到耕垦。 贵族俸禄厚、收税多，吃饭的人多，是有害于农事的。官府应按他们吃饭的人口数，征收人口税，并加重其徭役负担。那末，邪僻、浮荡、游闲、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样，他们就必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荒地就必然会耕垦。 国家独占山泽之利，那末厌恶农作、懒惰、贪婪、靠山泽谋生的人就没处吃饭。这样，他们就必然务农。他们都务农，荒地就会被耕垦。 加重刑罚，一人有罪，亲属邻里连坐，那末，狭隘急躁的人就不敢打架；刚强的人不敢争讼；懒惰的人不敢游荡；浪费资财的人就不会出现；奸巧、阿谀、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欺骗。这五种人不出现，荒地就必然会耕垦。 给官府送粮，不许雇别的车，返回来的路上不许揽载私人货物；服役时牛车所载的重量和官册上注明的重量要相当。那末，送粮车就会来往迅速，因此这种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事。这样，荒地就必然得到耕垦，等等。 总之，商鞅是要用种种办法让人民去务农，在这些办法中除了少数用提高价格和收重税的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外，一般都是通过法令、政治命令来进行的。商鞅建立的是战时体制，重农就是要使战时有粮吃、有兵员来源。除了农业之外，其他的工、商、山泽产品和文化事业都在他限制和打击的范围之中。因此，可以说商鞅是个极端的重农主义者。从强国的角度说，商鞅的实践可以说是成功的，通过他的变法，秦国不仅强大了，而且最后统一了六国。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讲，商鞅的这些办法肯定是会阻碍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从理论上讲，商鞅搞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养活民众、供应战争和封建国家的需要。 他反对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这会使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失去销路，从而阻碍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商鞅只要国强，通过重刑、重赏去培养勇敢的战士，而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民愚、民朴，使人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贫民。而民愚、民贫，才能方便地供统治者驱使。所以，在商鞅上述政策的统治下，人民是富裕不了的。从后来汉代发展经济的经验看，是汉文帝"弛山泽之禁"，放手让人民去经营工商业之后，经济才迅速得到发展的。所以，商鞅的重农抑商有其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是应该指出的。不能因为商鞅变法成功了，使秦国强大了，就否认其消极的一面。总之，应对商鞅的经济思想和措施，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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