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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本人和《道德经》的最早的权威记载，是出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中的描述为：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函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老子无为，而无不为。道一生死，迹入灵奇。塞兑内镜，冥神绝涯。德合元气，寿同两仪。” 对于这些文字记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尊儒尊孔者都以《史记》中“或曰”的老莱子和太史儋作为老子晚出的证明来帮助孔子成为史上私人著述的第一人。尽管在《史记》、《汉书艺文志》、《战国策》、《庄子》和《韩非子》中都有老子与老莱子等不是同一个人的表述和佐证，但直到帛书及竹简出土后，此论调方逐渐淡去。而具有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则偏爱“骑青牛过函谷紫气东来，遇关尹强著书化胡西去”来为他们注释过程中的无法解释来寻找解释。如果想要尽可能地对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的真相进行挖掘，结合现有的历史文献，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道德经》究竟是本什么书？
答案在于《道德经》全文，以及散落在历史记载中的证据碎片中。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一起国学注：君人南面之术，古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古人南面称王也。所谓“人君南面术”，即为治国之道、帝王学、统御天下之术。）这其中的“君人南面之术”，与史官之论构成了相互印证，不光是对于道家源流的追溯总结，亦可作为《道德经》一书的写照。将“君人南面之术”作为《老子》的学术背景，这可以从上面所引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得到证明。但是，仅有这一文献记载，证据尚显不够全面与扎实。《论语》被普遍认可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私人著述。这个结论之所以暂时成立，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老子的身份及《道德经》来源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现在出土的文献已证明《道德经》比《论语》更早，而《论语》之前是“学在官府”，故而，《道德经》当是官府之学，此应无疑问。而先秦的官府之学，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又是顺理成章的。（一起国学注：“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对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也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规、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从《道德经》全文内容来分析，其中关于治国的内容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一部著作，篇幅最多的内容是它的中心论点，这是一个最合理不过的解释。尽管，有些人坚持这些治国的内容是为了老子论道服务的，但同时，将《道德经》中的道论理解为是为治国理念提供形而上学依据，这在逻辑上同样站得住脚，且符合先秦道家“明天道以喻人事”的思想脉络。因此，从历史文献、文化背景和典籍文本这三方面同时入手，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抛却曾有的一些主观成见的话，是完全能够在逻辑即相互印证又互无抵触的情况下，得出《道德经》是“君人南面之术”这一结论的。《道德经》是如何流传于世的？或者换个问法：如果《道德经》是周代的“君人南面之术之术”，本应该是被保存在王室之中秘典，是什么样的历史机遇、历史事件，让王室之中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文献流散到了民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作者老子大概的生活年代。史学家们现在推估老子出生在约公元前571年的东周—春秋时期，这个结论是以目前在学界占主流的孔子生年（公元前551年）作为依据得出的。因为，约在公元前530至前522年之间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相关记载。
在老子出生后的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500年间，恰有一个历史事件能够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史上著名的“王子朝奔楚”。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悼王姬猛（嫡长子）继位。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讧，王子朝（姬朝，庶长子）攻击并杀害周悼王，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匄（姬匄，嫡次子）避居泽邑为周敬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匄复位。王子朝立五年而败，携周室典籍奔楚。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 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是古来传统，或许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或是与之相关筹码。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有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在以后的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
王子朝奔楚是先秦文化史上一件大事，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这一事件，完全可以构成作为帝王之书、“君人南面之术”的《道德经》流于周王室之外的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 此段记述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而老子是众所周知的应当保有此类典籍的可能人选。因此，《道德经》这一本应收藏于周王室中的“君人南面之术”的著作，极有可能由于“王子朝奔楚”这一历史事件而外流于周王室之外。老子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分解为三个问题，即：《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周守藏室之史老子， 传播《老子》的老子，分别是谁？《道德经》的作者，如果我们接受《史记》和《列仙传》中的说法，是在“至关”之时遇关令尹喜“强使著书”。此说法于情于理殊为可疑。不合常理的描述往往暗示着春秋笔法的难言之隐，这是我们在阅读和理解古代著述时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地方。按上述说法，我们似乎更应该将《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看做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似乎更应当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并不是要神话老子，而是说，《道德经》这一典籍，可能并非是由一个人所著。而极大可能是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延续，由多个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而完成的。如果我们把这作为一个假设的话，这一假设之所以得以提出，源于在历史文献的证据面前，老子的无法确定性。而这一假设得以成立的证据，在于《道德经》本身。从文本上来看，学界认为《道德经》的“道经”和“德经”这两部分的用词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德经”部分的用词相对更加古老一些。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老子是个寿命足以长到能够经历文字的变迁的传奇，或者老子这个称谓所指向的是经历文字变迁的一些人。前者显然有超自然的成分，所以我认为后者更符合逻辑，而且也完全吻合《汉书》中“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的历史定位。根据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分析，周守藏室之史老子可以推断为携带着众多周王室的典籍，包括《道德经》，是一个随王子朝奔赴楚地的史官。王子朝被杀后，他并没有回到周敬王那里。他和他所保存的典籍不知所终亦不知所踪。关于《道德经》是如何传播到民间，如果我们认真比较《史记》和《列仙传》中的描述，细节中的差别还是能够提供一些蛛丝马迹的：《史记》中的表述为“至关”，并未明列关名，有人径将《列仙传》中的“过函关”来将《史记》之关解为函谷关。但是，函谷关据考于战国时期立关，远后于老子的年代。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关未必为函谷关。而且，更大的可能性是，此关为王子朝奔楚的楚国关界。如上所引，王子朝一行等人未入楚都，而是在楚国边界附近地区盘桓数年。《道德经》极大可能是在这一时期流传出去的。而随着它的传播，接触它的人逐渐增多，流传范围逐渐广泛，渐次可能通过老莱子在楚地传播，通过太史澹传入秦地等。当然，最后这也仅只是猜测，为了给《史记》中所“或曰”的老莱子和太史澹之说寻找一种可能的解释。至此，关于老子其人和《道德经》其书，我们在有限的证据内所能获得的有谨慎限度的结论当止于此。且，始于此，我们应是足以开始对于《道德经》具体内容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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