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农村“食堂化”

王贵堂

一、“食堂化” 的兴起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陆续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鲜事，掀起了“食堂化”高潮。食堂化旨在打破千年来一家一户各自为炊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变革为一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抑或一个自然村建立一个食堂，以达到解放每户家庭妇女做饭，全部投入生产劳动及“一大二公”的目的。食堂化这一新生事物刚一露头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次第出现。当时我村不到400口人就有4个食堂，每个小队一个，先后在福保、双明、虎儿家院以及圪垯院都扎过食堂，最后只留一个食堂时是在旗杆院。每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去进餐，饭后拿着碗筷回家去，连锅都不用刷洗，确实令人悠悠自乐。

1958年我6岁，刚懵懂记事。当年风调雨顺，粮食大获丰收，只知道多数社员投入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和农业机械化中，入冬时很多粮食都被埋在雪地里，有坛镇中学的学生前来帮助秋收。

食堂开始几个月还可以，吃饭不定量，来客不记账。但进入1959年各村均感到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不得不改弦易辙，变不定量为按人定量，变顿顿吃干为有稀有干，并实行小粮票制度。每月初按人定量，发给各户一个月的小粮票，每日凭票打饭，吃多吃少自己掌握。每到开饭时，社员们端盆拎罐，到食堂去打饭，有的在食堂院里吃，有的拿回家里吃。社员们由于没有自留地，既无淹菜，又无干菜，只能吃从食堂领回的熟饭，尽管每日人均能吃到一斤粗粮，却仍然难以吃饱吃好，遂不免产生了饥饿的感觉。后来总因粮食缺乏，以致不少社员家仅半个月就用完一个月的小粮票。粮票紧张，群众饥饿，干部们就想了各种办法，红薯就是这个时候大力推广栽种的。

1959年，农业生产虽然减产不很严重，但因各级虚报产量导至多交了公粮，粮食难以成为公共食堂的坚强后盾。跨入196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社员口粮每日仅能吃到五六两，形势愈加严峻。

二、千方百计寻找食物

食堂化时社员家中是不允许存放粮食的，晚上看见谁家烟囱冒烟就去看是否在做饭，紧接着村干部就来检查了。一天晚上我们饿的不行，奶奶生火熬开水冲热酸菜后我们一人服了一碗。我和爷爷奶奶正准备睡觉时村干部推门进来了，说我们家存有粮食，到处搜寻。妇联孟主任看见我站在炕上背靠窗户上的窗扇不动，上炕拉开我，在窗扇后搜出七八斤重的一小布袋小米，喜不自胜，扬长而去。

天无绝人之路，饿急了的人们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只要能充饥的食物都要放到肚子里。原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柳芽、榆树皮、羊桃芽等拔了个净光。就连房顶上和院子里的砖缝里长出的野菜，人和鸡都争抢着吃。有的野菜不能食用，有人经过蒸、煮、凉泡食用后出现中毒现象。还有人深更半夜去地里偷胡萝卜和蔓菁吃。也有命运不好被人逮住的，长我两岁的牛廷香从地里回来时拿了两穗玉茭棒子，被罚站在街上遭受批斗。当时她才十来岁。

那年村里组织人们在庙院粉碎剥了玉米后剩下烧火用的玉茭芯，粉碎成粉发给社员和菜叶蒸煮食用。由于此物过于燥热，食用后的人们全部肠干大便不出，互相用筷子等物往出抠。我和姐姐是奶奶和娘用火柱尖头往出抠的。人们在地里劳动的间隙也是撅起屁股互相往出抠。有个爱说玩笑话的计成说：“这叫驴咬脖子工变工。”没几天，人们就不吃这东西了。

有个叫丁天真的社员头脑比较灵活，他教给我们用秕谷为诱耳，在空荡的场地用筛子扣了好多只麻雀，然后用黄土泥分别把每只麻雀包住放在火里烤。烤成黄褐色估计烤熟时乘热掰开黄泥，麻雀身上的毛就全都沾贴在干泥上，漏出的是鲜嫩的麻雀肉。尽管去掉雀头和爪子以及肚子里不可食用的肠子后就剩一口可食用的肉了，但对饥民来说那就是美味佳肴了。

我等数十个男孩每人一把自制弹弓，一放学就到处打各种鸟类，以补充食用。我和发小方来保还捕到一只小毛头鹰，大人们不让宰杀，说它是灵性动物，让把它放飞，我俩不肯，但每日要给它喂食几十只青蛙，后来只好把它放飞了。但刚放飞不到二十分钟，它却叼回一条一米长的花蛇，我们迅速用棍棒夺下花蛇，把头割下喂了毛头鹰，并驱赶它再捕来别的食物。大概是它觉得我们“太不够意思”的原因吧，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把蛇皮剥下，掏去内脏煮之食用，好香呀!

三、终生难忘的几件人和事

1960年春，公共食堂移到了旗杆院，我奶奶在食堂做饭，事务长是方双明，开饭时他坐在炕前的小板凳上收粮票。那时能在食堂做饭可不是谁也能去的，必须是干部提名群众通过，当时流行一句话：“天旱三年，饿不住事务长和做饭的。”还应加一句：“也饿不住做饭奶奶的小孙子。”奶奶的那个八岁的小孙子可机灵了，一放学就在食堂里又剥葱又剥蒜，又添柴火又添炭，眼色多多。他就像个小老鼠一样，时刻能在笼屉的边边沿沿上抠索到剩余食物。可以说，食堂化的后期我基本没挨饿。

一天中午，社员们收工后都来食堂吃饭，最后一个人是从大门口爬着进了院子，又艰难地爬到伙房外的三级台阶下，手拿一个洗脸盆再也无力进伙房打饭了。我立即上去往起搀扶他，但八岁的小孩那能扶起一个大男人呢？他哀求地说：“叫我姨出来吧! ”我立即回屋叫出我奶奶。奶奶一见此人此状，心知肚明，那是饿的筋疲力尽了，让她给关照一下。她给多打了两勺稀南瓜汤，将多半脸盆南瓜汤和两个窝窝头放在他的面前。他爬在地上，用嘴吸食着南瓜汤和窝头。很快，窝窝和汤吃喝了个净光，他还习惯地把脸盆舔了个干净。他躺在地上约个把小时后生产队长拉起他又上地里干活去了。这个人叫韩金锁，我娘的表舅，我们叫表姥爷；我奶奶和他婶是干姊妹，他叫我奶奶姨姨，老家都是直隶人。

在一个骄阳似火、酷热难当的中午，人们从“龙骨河”劳动回来吃午饭，有人告诉村干部说：冯学文家老婆李瑞英在地里饿的昏过去了。也有的说是可能不行了。我们几个玩童一路奔跑三里路赶到那里，见有两个妇女握住李瑞英的手不停地呼叫她的名字。不一会有三四个男人扛着从温步云家卸下的门板，让她平躺在门板上，抬回食堂院子里。她在门板上躺着，人们先给喝了点菜汤，我奶奶给她煮了一碗玉茭面擦尖，放了点盐，也没有醋，添了一勺菜汤让她食用。她家是两年前从山东来的外乡人，当时她的丈夫冯学文在梁家圪塔铁厂上班，三个孩子最大的叫冯高生，才五六岁，跟前连照料她的人也没有。

也就在那几天的一个上午，高生斜躺在李大留家大门外的坡道上哭得很可怜，我们几个孩子都爱莫能助。正好有乡医孙绍年背着药箱路过此处，他说此孩“脱肛”了，原因是营养不良或吃食野菜造成的。还说让家人把孩子抱回家，把外露的肛肠托进去静养着。人们知道他娘去地里干活去了，没法找，我便回家叫来我奶奶。奶奶在场边搂了一堆干草用火柴点着，把我的两只布鞋脱下用火烤热两只鞋底，交替着用热鞋底托住高生突出来的肛肠，三十多分钟后肛肠托进肛门里了。

也是在这年的冬天，天黑后村里来了外地逃难的一家人，住在一进村沟边的一个没门面的半截羊圈内，里面堆放着牛草。我们几个孩子摸黑前去察看，天黑看不清人脸，说话的口音也听不清。第二天村干部把他们安排在我们圪垯院西面的偏窑住。几天后能听懂他们的话了，他们是从河南省长垣县樊相村逃出来的，在村食堂吃不饱，他们数千口人的村里饿死好多人。记得他家共七口人，有老父亲、成家的兄弟两个和年仅15岁的弟弟老三以及老大杨秀峰的一个女孩。一家三代七口人在一条2、5米长的炕上挤着怎么睡觉？村里人来看稀罕了，原来他们四男三女是“打颠de脑”头对脚，脚对头挤着睡哩。七个人四张破棉被，没有褥子，他们面黄肌瘦，非常可怜。

第二天，我家给搬过一个大水瓮和一口二号铁锅，给了一小筐干萝卜丝，邻居们也给添凑了些生活用品。在公社工作的我父亲又特批他们家在我村落了户，方才有了口粮。杨家的老三大我六七岁，他会栽跟头和倒立，我老粘着他玩。有时晚上我娘熬下玉米面糊糊就叫他来喝，给他是大碗，我们是小碗，很烫的糊糊我们烫的不能喝，他却双手托碗，碗转嘴不转，顺着碗边转着喝，他说喝着左边右边就凉点了，喝完后把碗舔干净，这叫喝糊糊的绝活。后来老三承继给旗杆院的张家，更名为“张根有”。几年后精明强干的他又招工到煤矿工作了。今年他应该是76岁了。

那些年还有从山东逃难来的张殿武家，他老伴和我娘是姐妹相称。全家八口人，除姨夫在梁家圪塔铁厂上班，长子忠义在坛镇上高小外，剩下的六口人都外出讨过饭。因生活无奈又把二儿和三儿分别送给他人家，后来二儿又从原西沟跑了回来。那些年人们饿了什么都吃，我跟上他家的二女儿小香姐姐还跑到河里手捧起活蹦乱游的蝌蚪往肚里喝。我说蝌蚪在我肚里死不了，还会跑出来的，她说蝌蚪一进肚里就死了，并说这东西既耐饱又下火。

食堂化快结束的最后那个月，我刚过62岁的三爷因病实在挺不过去了，离我们而去。当时我爹带领民工在文峪河水库劳动，等他回来安葬时，家中来了五十多名送葬的亲戚，中午这顿饭就成了很大的难题。我爹事先和村干部拼兑了一下，食堂给蒸了一百个圆“馒头”，发给每人两个。我在送葬队伍前把着“引魂幡”，几口就下肚了。搀扶我的是茹泊村的昌只叔叔，他又分给我一个“馒头”，这下我才吃出来是纯白玉米面做成的圆窝头。那些年队里引种了不少棒子大、产量较高的“朝鲜白马牙”玉米，用白玉米面代替白面。后因白玉米不如黄玉米香甜，几年后失种了。

四、食堂解散

大概在1960年秋，时任富家滩公社的党委书记杨贵堂来到我村召开村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解散农村食堂的指示。要求给社员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房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

我村的公共食堂维持了两年多。

时代产生了农村食堂，来时轰轰烈烈，解散起来同样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多年后听杨贵堂说，解散食堂富家滩公社在全县是最早的，而槐树原又是全公社第一家。

后记：“三年困难时期”灵石虽然粮食短缺，但因地广人稀，尚有家菜野菜充饥，而这几年灾荒特别严重的冀、鲁、豫等人口稠密之地的灾民像圣徒朝圣般地涌来。继先来落户的山东和河南的三家外，相继又有河南彭才章、李富三等三家，河北裴向玉、崔曲妮、安丙怀等七家共四十多口人逃来我村，粮食问题更加严重。无论是外来的灾民或本地的饥民，人人脸上不是缺乏营养的浮肿，就是饥饿不堪的菜水色气。好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基层政权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困难时期终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