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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 李凤亮 《红楼梦》诗意手法之三：梦境描写与诗境创设 “由来同一梦”。《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写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梦，不仅量多，而且质胜：有写实之梦，有象征之梦；有主角之梦，有配角之梦；有一人独梦，有二人同梦；有单元之梦，有套合之梦，有夜阑之梦，有白日之梦；有实记其梦，有醒后说梦；有详写之梦，有略写之梦；有正写实梦，有侧写虚梦……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之梦境描写，不管其数量还是质量，亦无论其内容或是形式，都可堪称中外叙事文学的巅峰，一部《红楼梦》简直就是一本“梦境大全”！ 作为对人物在非自觉状态中潜暗心理的刻划，这比梦境描写不仅为塑造形象性格、凸现作品主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叙人做之梦，写做梦之人！），而且由于梦境描写的幻化特性，使得小说意境愈发空灵缥缈，诗意氛围更加浓郁奇特。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并不乏写梦之作，其中的杰出者如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被称为梦戏剧之高峰）、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凤阳士人》、《狐梦》等篇，它们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梦文学”景观。但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将梦境、梦幻当作作品的叙事题材来处理，“梦”还仅是作家们运用的一个材料机制，尚未上升到担当形式构成的审美创造高度。 《红楼梦》则在这方面形成了开拓。与上述诸多传统梦文学佳作相比，曹雪芹苦心经营的这许多梦境，不但在内容上以别一种素材充实了作品，加深了对题旨的阐发，更是在形式上把纯粹的现实主义描写向着诗意化开掘了一大步。这种艺术处理所引起的阅读效果是异常显著的——在作品思想层面上，它让我们和人物一起领略到“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生悲痛感（所谓“入乎其内”）； 而在作品审美层面上，它又引导我们在超越现实世界的诗意化审美境界中进一步体味作品艺术性的高超和作家艺术表现力的精湛（所谓“出乎其外”）！对叙事文学的这种读解滋味，只有伟大的作家才会令我们领略到，也只有从充溢诗意的伟大叙事作品中才能领略到。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传统艺术极讲意境，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文尤要创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追求空灵、虚幻作为中华民族的审美积淀，已不仅仅是写意艺术、抒情文学所刻意求达的审美高度，也已深深锲入了写实艺术、叙事文学作者的创作理想之中。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所梦寐以求的，也仍然是这种诗意的境界美。因而无论是写实客观生活还是描摹神话世界，他的笔触都是饱蘸“诗”墨、颇得“诗家三味”的。 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他以写实之笔塑造出一组“呼之欲出，挥之不去”的典型群像，每个人物都那么富有诗意，连刘姥姥粗俗村野的话语也仿佛经过“诗”的网滤过一般；他还以写意之笔皴染出数幅形态各异的美妙画卷： “湘云醉芍”、“黛玉葬花”、“龄官画蔷”、“惜春描园”……这些均已为诗人、画家的咏叹与描绘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在面对神话世界时，他又发挥了屈李以来诗人们瑰丽神奇的想象，不仅把子虚乌有的幻境写得逼真如现，而且开拓了优美奇谲的神话意境，从而与现实意境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掩卷而难收思的意境整体。 《红楼梦》诗意叙事的个性创造与民族承传 上文我们借助于同两位外国作家的比较，简略考察了《红楼梦》在对叙事进行诗意处理时所施用的文学技巧及美学面貌。八十年代中期，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就在一篇比较曹雪芹、马尔克斯和昆德拉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现当代没有产生出类似于这三位中外作家所创作出的伟大作品，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其实中国作家中不乏有才具之人，他们缺少的往往是“艺术和文化上的主观‘视野’”的培养、写实基础上对于虚构和“神秘感”的强化、对于现实的适当间离和想象象征手法的运用等等。李欧梵的这一观点虽不尽然，但对于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应当不无启发。 我们文中提及的这几位杰出小说作家，在叙事处理的策略上有同有异。他们叙事处理差异性的背后分别隐含着在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艺术旨归诸范畴上的不同取向，而这又较深刻地反映出作家个人文学观念、美学理想、哲学信仰的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审美习惯乃至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艺术结构方面，曹雪芹显然深受《易经》、太极等黄老浊洞哲学模式和古代传奇、戏曲结构的影响，形成自身的多层套合对称式复杂结构。《红楼梦》的现实故事是在一个大的神话的套合下多线并置地展开的，它营造出的是一个神话与现实交织、理性和非理性共融的真幻世界，是半封闭半开放的；《百年孤独》则是加·马尔克斯接受加勒比海神话、基督教信念、印地安宗教意识、吉卜赛文化传统等综合滋养而营造的现实神话，其艺术结构是寓言式的重复轮回大循环，是全然封闭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是在捷克散文传统和现代哲学、文化观念熏陶下滋生出来的，它的结构采用了复调式的多重并置，是完全开放的。 艺术表现方面，《红楼梦》用的是工笔法，并间以虚幻化、意象化，细致描绘了故事的细节和人物内心的细微情绪：《百年孤独》用的是白描（线描）法，并佐以变形夸张，重在记录人物奇异活动的大体轮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用的是写意法，并佐以理念化、抽象化，取消了对人物外在的刻划，侧重于表达内在的情感。艺术旨归方面，我认为，除了三者共有的无以复加的人生幻灭感之外，曹雪芹想借《红楼梦》反映出的，主要是封建社会里知识青年对自己爱情理想的思考和追求；马尔克斯从《百年孤独》要表现的，主要是作为一个极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拉美现实命运的关注与吁求（有意味的是，有一年，哥伦比亚许多人集会要求马尔克斯担任国家总统，其口号是——“马尔克斯，救救你的人民！”）；米兰·昆德拉希冀通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说给世人的，则主要是他对极端异化的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不满和对可能出路的探求。在价值取向上，《百年孤独》是反理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高度理性的，而《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者的结合。 有别于马、昆两位作家的是，曹雪芹的诗意化叙事，其表现内容既同儒、道、释三教的梦幻观长相承传，又在现实上折现了晚明清初人文潮流与封建思想的激烈冲突。在经历了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变幻后，作家不免要把久受熏染的儒家思想同佛、道观念作一番碰撞，“补天”、逍遥与宿命，涉世、出世与忘世都要在他饱尝世态的内心引起激荡，而这些情绪在作品中确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生活中太多的失意必然使作家的幻想向两个方向延伸：他一方面回味着、留恋着昔日物质的富华，另一方面更憧憬着、盼待着来日精神、感情的寄托。《红楼梦》就真实地记录了作家的这两个方向的幻想。而对前者（即物质留恋），作者由于曾经亲身体历，容易在回味、留恋的心态支配下极尽写实（在常人眼里甚至极尽夸张）之能事。这一点，前人说得较少，而王蒙先生颇能解得其中之味：“写到荣府的隆盛繁华讲究排场，……却丝毫隐瞒不住笔端流露出的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甚至是自吹自擂的语调与个中的快意情绪。……呜呼，说‘好’就是‘了’易，去掉对‘好’的依恋回味与对‘了’的哀叹谈何容易！真正又‘好’又‘了’了的话又哪来的《红楼梦》？”（想一想阿Ｑ的那句“我从前曾经……”，我们便可进一步领会了。） 不同的是，对于后者（即感情憧憬），作者没有表现出这种“自足”心态来，而是写出了“千红一哭（窟）”、“万艳同悲（杯）”的凄苦气氛，这或许又与作家在此方面并无吹擂的资本相关吧（在曹雪芹时代，又能有几人会有这种资本呢？）。 不能吹擂却不能不憧憬、不能不盼待，也就不能不借助于神话和现实写出憧憬、盼待中的不满。至于其中的神话内容及梦化形式，则与我们的文化渊源有关薮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女娲补天传说和《说岳全传》中的大鹏下界等神话直接成为作品中石头“幻形下世”的源泉，而中国文化的诗性格调与作家本人的诗性气质则使这些神话因素成为了文学事实——中国历来重史尊经、鄙视小说，以之为“稗官者流”（许多甚有叙事才能者往往不敢打出小说家的旗号，也可由此得到两百多年来《红楼梦》屡遭谩骂的史证），这是曹雪芹在构思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女娲补天 采用一系列文学手段以增强诗意，其初衷未必不含有向那些传统看法作妥协姿态的策略安排。但由于作家深厚的文比积累，恰使《红楼梦》成为了融合《易》之象、《诗》之兴、《骚》之比、《庄》之玄的诗意浓郁的叙事大作！优秀作家的成长需要以博大深厚的文化积累作为其思想底蕴，而伟大作品的诞生正要求作家从传统的文化积淀中提取菁华，化为己用，从而在一部作品的创作中折射出民族文化与审美智慧光华极至之处。《红楼梦》正是东方式的大智慧的综合文学体现。 不同于《红楼梦》，《百年孤独》中叙事的诗意化在文学层面显示出拉美农民审视和表述现实的奇异方式。如前所言，加·马尔克斯生长的家庭氛围和接受的多教影响对这部作品的内容、形式颇有滋养。落后民族审视现实的方式打上了原始思维的印迹，对历史和时间的抽象追问正需要这种诗意的“间离”与分立。而在文学继承上，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又显然借鉴了欧洲超现实主义的一些技法，不同的只是它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分别是联系的和分离的。魔幻现实主义对现实的诗意化处理契合了物质发达、精神萎缩的现代人对人类衍生神话与本民族演进史迹深入探察的最潜层心理希求。实际上，由于刻划描绘的变形化和意蕴的象征化，不止马尔克斯，几乎所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在较深程度上引发了全球读者由追溯民族发祥而升腾起的解码兴趣——胡安·鲁尔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豪·路·博尔赫斯、何塞·多诺索、奥克塔维尔·帕斯、巴尔加斯·略萨……拉美“爆炸文学”中的群星闪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坛最为壮丽夺目的文学景观。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叙事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故鼎新是极具实验性的。布拉格所处的中欧地带使昆德拉有可能吸收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哺育：在诗意叙事内容上，西方文化的思辨品格波及了这一地理结合部，使他的作品染就了浓浓的哲学韵味（中年以后的迁居巴黎更加强化了作家的思辨品性）；而在叙事形式上，东方文化的玄学气质向这些半欧化的哲思中添加了诗意的抒情因子。在作家的祖国捷克，散文传统远比其它文学形式发达，对文学传统的脉承使他在并置手法运用方面尤有擅扬，而作家本人早期的诗歌、戏剧创作（昆德拉青年时是一先锋诗人）、电影原理讲授的经历和音乐方面的深厚家学渊源令他对梦态化叙事诸手法更加驾轻就熟。昆德拉关于自己小说创作有三条艺术雄心，其中之一就是创作“一种多声部小说的新艺术（它能使哲学、叙述和梦想交响为一）”。作家的这一自述，不失为对其小说诗意倾向的最好注解。 人生三阶段 (The Three Ages of Man ) Hans Baldung Grien 画面中，死神高举沙漏计算着生命。面对死神的老妇企图阻挡死神的靠近，少女则未注意到死神的存在，揽镜自照。镜子代表的是虚无，背后的死神才是现实。左下角的婴孩透过薄纱好奇地看着这一切。 生活在不同时代、有着迥异生活理想和政治信念的三位作家在文学叙事中的诗意化审美抉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止上述这些共性和个性因素。从总体上看，叙写特定题材、映照深刻主题是最根本的共因。我们这里作为个案的几部代表作以及作家们的其它诸作，似乎总纠缠着这样几个要素不放——存在与时间、死亡与再生、性爱与情感。细细分析这几组关键词，我们可以从中洞悉作家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政治观、性爱观。作家们对这些文学母题的阐示分别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哲学高度，此中实质蕴含了他们的宇宙意识与世纪眼光。这里不妨以他们的性爱观念作一简单透析。在几位作家的笔下，女性的价值、地位都是很高的。面对“女儿们”，贾宝玉总感自己“浊气逼人”；在《百年孤独》中，女性几乎成了“理性”、“主见”的代名词；在昆德拉的作品里，性爱生活成了检视现代人性的一剂灵丹妙药，而在这些检视中，女性们的表现无论其形式还是内涵都是上乘的。……透过作家们文学描写的表象我们不难窥见其间的哲学实质。可以说，没有对这些精深重大的哲学命题的诗意思考，就不会有作品叙事的诗意表达。作家们为了把这些哲学命题阐释好（顺便插一句，在当今变异的文化条件下，现代的小说家们已屡屡呼吁要以小说替代哲学的位置），他们就不能再单纯地移用古典的写实作家的表现方式方法，而要努力探寻出文学表现的新出路。我们分析的诗意倾向的种种表现正是他们各自寻求的艺术成就。由于诗意化的刻意追求，实与虚、真与假、生与死、主观与客观、显意识与潜意识、有限与无限、悲观与积极、暂时与永恒、现实与梦想、文学与哲学等等诸种悖反的二元、多元达到了诗意基础上的高度统一，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浑合的体现，是艺术辩证法的显现，更是人类叙事文学改造目标的实现。 作者简介：李凤亮，现任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讲席教授，兼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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