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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晋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战乱年代，一段段英雄故事，一个个千古佳话述说着这个时代的主题—战争！而在诸侯割据走向三足鼎立、再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决定因素往往不是“五虎上将”、“五子良将”的军事才华、也不是“鬼才”、“卧龙”的眼光韬略。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决定格局走向的往往是财政问题。 从整体上看，曹操算是汉末三国时期最重视财政问题的诸侯，也是率先弄清楚财政问题的核心所在，进而经过一系列适用于乱世的财政改革，积攒了实力，统一了北方。同时期最有希望成为“救世主”的董卓却败给了错误的“理财”措施；袁绍、袁术两位兄弟看似光鲜，背后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辛酸，四世三公的二袁通过名望成为最大的军阀，但其士兵却躲不过吃野枣和贝壳的厄运。 曹操剧照 曹魏政权的大规模屯田，是其实力难以撼动的根本所在，它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军队的粮草充足。随之而产生的稳定且低廉的税赋征收，带来了大量战乱中的流民，充实劳动力的同时也稳固了兵员的征募；与此同时，曹魏政权无需向世家豪族索要更多的财力支持，因此能够与曹魏政权建立更具粘合度的政治关系，甚至曹魏政权可以从其他方面打压这些世家豪族，从而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人才基础就更不言而喻了。司马氏在篡权以后，几乎也是沿着曹魏政权的路数进行的统一战争，所以三国魏晋可以看作是财政比拼的年代。 三个“糊涂蛋”的反面教材回望东汉末年的历史，很多人为袁绍感到惋惜，其实我倒认为最为“惋惜”的应当属董卓。这老头若是生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应该是位豪杰，但作为一个西凉的“土财主”，贪财的本性让他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要说东汉末年的乱世，还真就是这老头给搅合的，自打董卓之乱后，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老头入了京城，便展开了掠夺式的财政政策，“暴发户”的眼里就只有钱了，所以推行了自认为合理的“货币政策”，他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这还不够，当年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十二铜人，被董卓毁掉十座，熔化后铸成了钱币。 复原的十二铜人 董卓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为筹集军费供养他的西凉军。但他忽略了此时的经济格局已经转变，在和平时期，货币政策可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历史上也不乏财政紧张时的货币改革。但在战争时期，民间早已抛弃了货币，因为货币已经不能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它买不来最基础的生存资料—粮食。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董卓的最终目的是要转化为军粮，保持战斗力。他所带来的战乱，使百姓无法耕种，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不管董卓持有多少货币，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也就失去了价值。 董卓剧照 董卓被杀之后，李催、郭汜继续着昔日“老大”的货币政策，大肆搜刮钱财。据《晋书》的统计，这一时期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50万钱，一石豆麦20万钱，而《后汉书》里记载的汉灵帝时期，一石粟在30到40钱左右，也就是说物价涨了一万多倍。此时的长安城也已经呈现白骨成堆、易子而食的惨相，汉献帝东逃的路上也是以野草充饥。关中平原本是沃土，但在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大肆掠夺下，农民无法种粮，粮食的枯竭也导致军队供给不足，战斗力下降，这就就是西北军阀不敌关东军阀的重要因素。 长安城残垣断瓦 而关东诸侯也并没有弄明白财政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各地州牧和将军看着朝廷衰微，都将眼光放在了自我军事实力的扩张上，为了供养部队，也多采用掠夺式的财政政策，他们并没有深耕某一区域的心态，一切财政政策都是暂时的，以一次性搜刮为目的。 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中原地区，南方诸侯由于势力范围相对稳定，反倒是表现出保境安民的父母官形象，如益州刘璋、荆州刘表，被小说写成是庸弱无能，其实则富得流油。而中原地区的势力划分就不那么明朗了，尤其是平原地带，割据势力往往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里，能“吃饱”就绝对不“饿着”。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袁绍和袁术可以算是关东诸侯里最负名望的势力，但他们对割据形成后的后勤问题并不重视。在争霸期间，他们的军费皆是临时筹措的，方式也以掠夺为主，“以战养战”可能就是大户玩家最喜欢的方式，二者发动的兼并战争皆是带有抢夺物资的主观愿望。但当兼并战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后勤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袁绍的军队甚至惨到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是寻找贝壳充饥。中原一带确实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物供给，但在战争状态下，水产是无法当作辎重的。 袁绍剧照 这三个“糊涂蛋”始终没明白的就是，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这个时代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状态。以战养战同样是以物易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以战争的损耗去“交换”胜利后的资源，唯一不同的是战争具有不可控的性质。当军阀混战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 小人物改变大格局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逃到了洛阳，中原的诸侯却无动于衷，这就代表着中原军阀的心态，他们早就忽略了东汉皇帝的存在，所以才会肆无忌惮的掠夺财富。而曹操却带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前来迎回了汉献帝，曹操与众不同的也远非只有政治嗅觉，当所有的诸侯都只关注军事时，他却强调农事，而向曹操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羽林监枣祗，一个六百石俸禄的小官员。
他向曹操提议了屯田的思想，这与曹操的内心想法应当非常吻合，他以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这就是曹操推行屯田的“第一桶金”。 曹操的志向是创立自己的新世界 自此，屯田就成为伴随曹魏政权的惯例。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正是靠着屯田他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贏家。 在历史上，屯田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但是在战争时期，由于普通农户无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只有军队能够出面维持治安，屯田反而成为唯一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方法。 屯田 在西汉时，由于西北战争的需要，皇帝曾经试验过电田制。汉武帝设立了张掖、酒泉等郡，又在北方的上郡、朔方、西河等地设置了电田官员，发动了六十万士兵实行军屯。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为了应付西北的军事需要，也实行了短暂的电田。这些屯田是为北方军事行动服务的，为了节省远距离运输补给的消耗，土兵在当地生产就显得格外重要。但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军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三国时代的屯田则表现出规模大、周期长的特点。继许昌屯田成功后，曹操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达几千万石。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开始着手税赋制度的改革，他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相对于其他势力，曹魏政权的人民生产压力更小，一方面缓解了长期战乱带来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吸引了大批隐瞒户籍的流民恢复生产，其他政权的人口流动也逐渐指向了曹魏一方。 东汉末年流民四起 董卓之乱后的关中地区几无人烟，老百姓四处流亡，十多万户关中老百姓流落到荆州，脱离了曹魏的国土。曹魏统一后，又是一个不怎么出名的人物提出了招纳流民的政策，这个人就是侍中卫觊。 卫觊的思想是要将逃离关中的老百姓招纳回故乡，从事农业生产。他认为北方统一后，故地百姓还是有意愿回到自己家乡的，唯一阻碍他们回乡的是“破产”问题，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支持，根本没有办法回到家乡组织生产。此时的曹魏政府也不可能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招纳规模如此庞大的流民群体，因此卫觊提出了一个“定向征税”的帮扶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借鉴了西汉执行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的行为，这个行为在东汉受制于行政效率过低，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国企”形式。随着曹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对社会控制力逐渐加强，恢复一部分盐业控制权是可以做到的，故而这个提议就是定向的财政增收，专门用于招纳和扶持流民回归家乡，购买并发放农具和牲畜，补贴返乡的关中老百姓，邦他们恢复生产的同时。这样一来，关中经济步入了恢复的轨道，曹魏政府也增加了税收和募兵来源。 关中地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它受到的摧残较为严重，北方其他地区的生产秩序虽没有关中严重，但也都在战乱中遭到破坏。为解决人民生产工具不足的问题，京兆太守颜斐引导人们学习木工，自己制造农具，鼓励农民养猪，然后卖掉猪去买牛。这些战乱区域的老百姓很快就筹办齐了生产资料，耕种效率大幅度提高。 水利设施上，曹魏是三国时期下功夫最深的国家，放眼整个东汉时期，曹魏都算得上大兴水利的高峰期。曹魏的扬州刺史刘馥兴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稻田。豫州刺史贾逵在汝水建造水坝、开挖运河。沛郡太守郑浑兴修水利工程郑陂，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倍增。在西北方，凉州刺史徐邈兴修盐池、广开水田，教煌太守皇甫隆推广楼犁、灌溉田地。上述地区都实现了粮食的增产。慢慢地，魏国境内各地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中央调配物资。 在这里，几乎看不见曹魏政权一流谋士的影子，当然，像荀彧、钟繇这等善理内政的人才一定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曹魏政权的财政架构上，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积累成了一个庞大的财政支撑，无论是屯田还是社会生产的恢复，他们都为曹魏积攒了实力，且营造了良好的官僚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人人言“理财”，没有经济头脑都不好意思在魏国为官。 财政格局决定了国家走向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战争是整个三国历史的主题，这个主题又是建立在屯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竟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诸葛亮的屯田 与曹魏的“大生产运动”相比，三足鼎立时的另外两个国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气却要小得多，这也是因为受到汉末战争格局的影响。曹魏所在的中原地区是汉末战争的主要战场，经济的破坏程度当然最为严重，但另一方面说来，也正是因为破坏力度够大，导致原来的社会结构也已面目全非。所以曹魏政权在重建社会结构及政策制度时，有机会收紧权力，弹压地方豪族，这就决定了曹魏的行政效率比东吴和蜀汉高很多。 孙坚父子并非东吴土著，本身的根基不深，先天发育不足，且江东受战争的破坏最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汉时期的豪族门阀结构。所以，孙吴政权更多地是利用门阀势力来统治整个国家。它的优势是社会经济并未遭到像中原那样的破坏，所以孙吴政权也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政治也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得到全面贯彻，行政效率低下。
东吴四都督 孙吴政权的危机感也较曹魏来的更晚，他们能够偏安一隅，依靠长江天堑雄霸一方。但随着公元226年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就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陡然增加，陆逊才开始请求屯田。而蜀汉政权也在同一时期平定了南中地区，在“北伐”的刚需下，诸葛亮开始在云南、四川大力务农，并在陕西境内开展军事屯田。蜀、吴两个国家的屯田比曹魏整整晚了30年，而且是一种战前的临时屯垦政策，并未形成长久国策。
诸葛亮立志北伐 三国之中，蜀汉地域最小，《晋书》统计了三足鼎立时的人口对比，魏国在籍人口大约是440万，吴国不到240万，蜀国不足100万。我们暂且不追究数字的准确度，这里至少反应了蜀汉疲弱的事实。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坚持北伐战争，诸葛亮一生累积的粮食几乎全部在北伐中“霍霍”殆尽。蜀汉的北伐几乎没有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除了迁移了部分曹魏辖区的人口以外，成果都不算太大，而每一次撤军的根源都是粮食不足和运粮困难。这一次次无功而返，使蜀汉的粮食消耗巨大，这种浪费让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诸葛亮利用木牛流马运粮 更有意思的是，诸葛亮在公元234年最后一次北伐中，开辟了从四川前往陕西的水路粮食补给路线，并押上了大量的粮草“老本”，力图不再受制于粮食的短缺。但随着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匆匆撤回汉中，大量的粮草资源落入司马懿手中。次年，魏国中原地区闹灾荒，司马懿从陕西调了五百万石粮食救济洛阳，除了其在西部屯田的成果以外，这里很可能包含着大量诸葛亮辛辛苦苦从四川运去的粮食。 说到司马懿，其阴险狡诈的形象被“广为人知”，但在历史上，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财政高手。他是早期提醒曹操注意屯田的主要大臣，他比枣祗更为细致的估算出曹魏统治下有二十多万人因战乱脱离农业生产，曹操大力推广屯田制的动力就在于这个闲置劳动力的预估上。
司马懿剧照（新三国版本） 当蜀将关羽入侵了洛阳以南、荆州以北的中部地区时，造成当地百姓流动，曹操本意是按照一贯的方式进行收拢，然后迁徙至北方进行安置。司马懿则认为关羽不会长期占有该地区，迁徙人口反倒会使该地区变成荒野，待关羽离开之后，再对流民招纳回乡，则更符合那些人民的心愿。果不其然，待关羽离开后，这里重新恢复繁荣，且成为日后进军江南的前沿根据地。
司马懿的财政理念非常注重政府的施政尺度，他认为财政的增加不能扰民过甚。魏国扩张地区面临户籍不明的问题，曹操的想法是通过核查来落实户籍制度，便于征税。司马懿则不赞同刚扩张就清查户籍，因为吴、蜀两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犯罪、偷税漏税，并在户籍基础上征收严苛的税收，导致很多边民不断流向曹魏一方。所以司马懿建议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不要过渡干扰新扩张地区的人民生活，先让他们安定。这种在财税征收上的让步，诸葛亮做不到、顾雍也做不到，三国时期只有司马懿做到了。 在与诸葛亮的对抗中，诸葛亮屡屡被粮草困扰，司马懿却在陕西一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鼓励人民种田，使曾经荒芜的陕西再次成为粮仓，当中原地区发生灾荒时，司马懿意然可以从陕西调粮食来支援中原。司马懿一生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政府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
可以说司马懿与诸葛亮都是重视财政的人才，诸葛亮受制于蜀汉政权的地域和人口限制，但他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司马懿则受制于曹氏宗亲的拆台，但有较大的实力支撑。而在与诸葛亮的博弈中，司马懿也真正做到了粮食补给的自给自足，相比较而言，司马懿并不比诸葛亮轻松多少。 司马懿培养年轻人才时同样注重财政能力，邓艾就是一个例子，他除了偷渡阴平兵临成都的精彩战例外，还表现出了超凡的财政能力。他以《济河论》提出了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即战争到最后，一定是财政的比拼，谁能够在财政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江山，就是因为构建了良好的财政体系，大规模屯田又支撑了长期的战争与对峙，而在对峙中并没有向老百姓摊派更多的压力，所以他的财政体系是最健康且稳固的。
邓艾与司马懿（军师联盟版本） 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向南用兵的财政和军事规划，他预估的极限状态是十万大军五年时间统一南方，此时是公元240年。显然邓艾的预估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他为了这个规划所制定的财政策略却是后来天下统一的关键。 按照他的预估，十万大军五年的军事行动，所消耗粮食保底得有三千万石，为此邓艾将眼光放在了许都以东的寿春地区。因为魏国进攻吴国有两必选之路，一条经襄阳，一条经寿春。寿春本来是水土肥沃，适合生产粮食，但魏国占领寿春后，由于距离吴国较近，因此被当作战略缓冲的区域，并未加以开发。当北方土地开发余地有限时，寿春就成了邓艾屯田的绝佳地域。
邓艾屯田漫画
在司马懿的支持下，邓艾便开始了屯田工作，与此同时，邓艾随驻军开凿运河、兴修水利、将寿春变为一个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稻谷的军粮生产基地，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也就只需六年的时间就能达成，为南征打下了物资基础。邓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接纳，主要是因为二者的财政思维和统一观念极近相似，所以邓艾也应该是司马懿最得意的“门生”。 而曹魏政权在司马家族政变后，改变了统一天下的策略，他们不再将吴国当作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敌人，而是突然调转兵锋，对准了不断北伐骚扰的蜀汉政权。司马氏派遣的三路伐蜀大军中，邓艾走西线，第一要务就是攻占姜维的军事屯垦区沓中，这种以战略物资为目标的行军思维与其财政思想从本质上是统一的。
伐蜀路线图 蜀汉灭亡后不久，司马氏的晋国取代了魏国。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统一全国，继续了祖辈的政策。他亲自参加耕种，并多次下诏鼓励农业，奖励那些善于发展农业的地方官员，并积极兴修水利。晋灭吴国的两大功臣羊祜和杜预，不仅是军事天赋异禀，且都精于财政。 晋武帝时，羊枯被派到襄阳前线掌管军事，此时的襄阳已无百日余粮，全靠中央政府的军饷救济，他同样以屯田的方式积攒下十年的储备。太康元年(280年)的伐吴战争，羊祜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留下的物资与战略思维，成就了晋朝的统一。
羊祜剧照 杜预的财政能力则表现在对传统农业结构的调整上。魏晋时期的农业开发主要是通过建坝拦水，开荒种地的方式进行，水田遍布各地。但由于水坝过多，遇到水灾形成大水难以退去的尴尬局面，并且带来灾害。时任河南尹的杜预提出不应再建水坝和水田，反而要挖开一些水坝，将水放走，改造为旱田。除此之外，用于战时运输物资的官牛，应当在非战时期发放给农民耕作，促进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我们只把三国时代看作是军事之间的博弈，但是，战争的背后是各方势力对于财政问题的不同理解。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只有在军备上做到了极致，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战争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如袁绍经官渡一败之后便一蹶不振，这种政权是无法长久的。所以，从诸侯割据到三足鼎立，再由三足鼎立到三国归晋，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财政问题。 参考史料：《晋书》、《三国志》、《后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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