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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去南京休假，正值高考，游玩之余顺便帮助亲戚送孩子参加高考，而之前恰巧游览了夫子庙和江南贡院。前后几天，现代高考的热烈场面和江南贡院里展示的古代科举场面，交相辉映在眼前和脑海，令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古代科举和现代高考，都是国家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式，同时也是个人的功名成才之路。 泱泱中华帝国，五千年灿烂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人类文明。能做到这个“唯一”，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离不开一大批行政人员的管理工作，这些行政人员的选拔产生机制无疑是一项重要国策。在秦汉以前，官职主要靠世袭，豪门世代为官，布衣世代为民。汉代起用察举制，老百姓表现良好，被当地官员发现，也就有出头的机会了，所以汉代的小故事特别多，比如“刻木事亲”、“行佣供母”等。魏晋时进一步完善察举制，产生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派出“中正”官，去民间选才，把候选人分成九个等级，按照级别录用。然而上述制度都取决于选拔官员的良心和忠心，一旦选拔官员怀有私心，则很难做到公正公平。事实上，古代众多的门阀贵族就是因为官官相护、互相推荐，造成对做官途径的垄断而产生的，如陇西李氏、弘农杨氏、乌衣巷的王氏和谢氏等豪门贵族。 到了隋代，出生弘农杨氏的杨坚锐意改革，科举制度正式登场。凭科目考试选拔人才，豪门子弟与寒门子弟一视同仁，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做官。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垄断状况一去不复返，寒门子弟“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大大增加。科举制度的横空出世，为天下的寒门子弟创造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因为这一制度的公平公正性，得到了天下人的拥戴，使得它拥有了极强的生命力。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无论谁做皇帝，都非常重视和依靠科举制度。从公元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走过了1300年光辉浩荡的生命历程。 科举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第一阶段，童生阶段：孩童在私塾学习数年，然后分别参加每年一次的县试、府试、院试，县试合格后便可称为“童生”，院试合格后成为“秀才”，秀才第一名称为“案首”。第二阶段，秀才阶段：秀才参加每三年一次、由礼部会同各省贡院在秋天八月举办的乡试，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两夜，合起来便是“九天六夜”，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叫“号舍”的狭小空间里，相当折磨人。乡试合格后便成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三阶段，举人阶段：举人在乡试的第二年二月参加“会试”，由礼部举办，考试也分三场，会试合格后便成为“贡生”，第一名称为“会员”。终极目标进士：贡生在当年，一般是在会试后的次月参加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殿试只是对贡生进行排名，并不淘汰，也就是说，所有的贡生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只不过名次等级不同。第一等，进士及第，分为三甲：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第二等的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三等的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二等、第三等的进士第一名称为“传卢”。所有这些人通称为“进士”。 各阶层的待遇如何呢？童生没有待遇，秀才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举人国家就开始发工资了，有特殊需要时可以安排工作，但官不会大，仕途有限；进士则直接由朝廷委任官职，将来可以出将入相。 在漫长的1300年间，科举为中华帝国选拔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形成了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基础。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凡事有利有弊，科举也一样，在为国选贤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科举也不乏种种让人诟病的弊端。如八股取士，使得很多真才实学的人频频落榜，如胡雪岩、顾炎武、黄宗羲、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等；还有对读书人的戕害，虽然成就了一部分的读书人，但也伤害了另外一部分读书人，如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现实原型的。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策，其中废除科举就是其中之一。一九0三年，袁世凯和张之洞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则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 一九0五年，千年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被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的一些缺陷，而在于它适应不了新兴的时代要求。新兴的时代开启了工商业，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仅靠科举每三年才选拔百名人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况且科举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适应不了各行各业的要求。 废除科举后的中国，开始广开学堂，兴办学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已成为过去，九年制义务教育更是让所有人都成为了读书人，基础教育确实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 在科举制度之后，高考接过了大旗，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通过高考考上大学的，基本就等同于科举中的举人或进士了，因为国家包分配工作，有了铁饭碗，吃上了“皇粮”。九十年代之后，大学生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大学生推向市场，自主择业，不再统包统揽。但是又另外推出了“公务员考试”，考中的便成为了国家公务员。于是公务员考试成为了新的“会试”，而高考则降格为“乡试”，甚至只是“院试”，因为大学生什么待遇也没有，毕业后自谋生路。 科举作为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公正地说它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对比之下，现代的高考制度并不成功。 在它开始诞生取代科举以来的近百年时间内，闪光点是实现了普遍教育，但是在人的成才之路上仍然没有摆脱科举思维，在功名思想上一脉相承，还是努力读书（十年寒窗），考个好大学得个国家饭碗（博个功名）。而在国家公务员考试推出之后，高考的功名功能便失效了。然而可悲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追逐在高考的狂潮之中，也正是他们的推波助澜，使得本已失去“顶戴”的高考仍然高高在上。高高在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华北大们的存在，殊不知，清华北大的很多毕业生庸庸碌碌，其中不乏“北大毕业生卖猪肉”这样的奇葩现象。 古代读书人经历的是“十年寒窗”，而现在的莘莘学子经历的远远不止十年。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如果再算上硕士、博士研究生，二十年都不止。从幼儿园开始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各种艺术班；为了小升初，不惜高价购买学区房；中考高考的各种补习班等等，耗尽了学子们的精力和学习兴趣，耗尽了家长们的财力。最后出来的成果——毕业后的大学生，和科举中落榜的秀才一样，百无一用。勉强找到工作后，相应的技能也得从上岗后从头学起。 现代社会已经是百业俱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上个对口的大学，毕业后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完全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高校这么多，还愁上不了大学？根本用不着那么不切实际的去瞎拼，劳人伤财。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圣人孔夫子就已经开始实行“因材施教”，夫子庙里展示着孔圣人的各种教育方式，而我们则把这些优良的教育精髓放进了“中国科举博物馆”，没有实施在当代教育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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