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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鑫 
○中孚银行大楼 
○阜丰机制面粉厂 
○北京中孚银行存折 寿州孙家鼐一辈的飞黄腾达为其子孙开辟了优越的道路。下一代中属孙传樾（孙家鼐二哥孙家铎之子）这一支最为繁荣。而这一支后辈中的孙多鑫、孙多森等兄弟走上了搞实业办洋务的道路，他们以实业为基石，继而涉足金融界，实现了从官宦家族向实业家族的转变。 第一家机制面粉厂 出生于1827年的孙家鼐是今天的我省寿县人，清咸丰九年（1859年），他考中状元，后担任过工、户、吏各部尚书，是同治、光绪皇帝的老师；戊戌变法期间，更是一手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首任管学大臣。他的几位同辈也十分了得，兄弟中有三个进士和一个举人、一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可谓满门煊赫、族大枝繁。按说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 在众多的孙氏实业家中，又以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俩比较突出，留下了诸多创办实业的故事。而据史料记载，孙多鑫、孙多森创办实业，还与他们的母亲李太夫人有关系。这位李太夫人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女儿。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孙多鑫、孙多森两兄弟按照其母的指引，在其父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他们先去向其姑父汉口道台何维健处租用盐票，从事食盐运输生意。由于这项差事既麻烦又担风险，在赚得了第一桶金后，他们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一下子就看准了机制面粉市场的利润空间和广阔前景。 孙氏兄弟俩首先调查了当时海关进出口货物的情况，发现外国机制面粉的进口数量日渐增多，每年要赚去国人70万到150万两的关银。虽然洋面粉的售价是土面粉的 4 倍，但因其色泽洁白、粉质细腻，仍然很受国人的欢迎。而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工商，还对面粉业给予免税的优惠。 说干就干。孙氏兄弟俩把厂址定在了上海的苏州河边，这里水陆交通便利，且地价便宜。于是在1900年，孙氏兄弟俩集资20万两银子，购地80亩，创办了当时全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阜丰机制面粉厂。 为了稳妥起见，据史料记载，在创办阜丰面粉厂之前，孙氏兄弟俩还考察了英国人的增裕面粉厂。这家外资厂是1897年刚刚落成，正在试机出粉。兄弟俩努力说动英国人，答应他们拿 300 担国产小麦试验。于是，孙氏兄弟俩派人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掌握了制粉的全过程，计算了成本和赢利，为孙氏兄弟俩创办面粉厂提供了依据。 用心经营成“面粉大王” 阜丰面粉厂正式开张后，孙氏兄弟俩加大了投入，他们花5万两银子从美国买回机器，有钢磨16部，每天可出粉2500包，是英商增裕面粉厂的3倍。除了外国设备和技术，精明的孙氏兄弟俩还敢于大胆吸纳国外人才参与管理，使阜丰厂的管理水平迅速提升。 当时面粉上市需要一个商标，孙氏兄弟俩想来想去，竟然想了一个商标叫“自行车牌”，因为在当时的上海，自行车是个时髦的玩意，代表着速度，孙氏兄弟俩认为，把自己的面粉事业比作自行车，是个蓬勃向上的好兆头。 而且，为了让自己的面粉迅速占领市场，孙家兄弟一上来就打了个价格战。当时外国人的面粉厂用的全是进口的洋麦，阜丰厂则用洋麦和国麦混合，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价格便宜很多。他们把面粉拆成几斤装的小包，一家家饮食店、点心店去推销，很快就成功地打开了局面。 据史料记载，至抗战爆发前，阜丰面粉厂的日产能力已经上升至26000包，约占当时整个上海日产面粉产量的20%，是全国最大的面粉厂。这之后，孙氏兄弟俩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分厂，他们也成了国内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除了和弟弟孙多森创办面粉厂外，自1904年起，孙多鑫还和同是安徽老乡的实业家周学熙一起共同策划、创办了许多北洋实业，包括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物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等。但让人惋惜的是，正当北洋实业开展得如火如荼时，1906年，正值中年的孙多鑫病故。 中孚银行的兴衰沉浮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将孙多森调来继续协助周学熙办实业。1912年12月孙多森被委以首任中国银行总裁（在这之前由吴鼎昌任监督，主持行务），却因北洋政府中派系倾轧，周学熙出走，粤派得势，于是半年后孙多森也辞去总裁职务，专注打理自己家族的产业。 1915年，经农商部批准，孙多森成立了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孙多森在办实业的实践中，早已感到掌握金融的重要性，所以在通惠成立后不久，决心创办中孚银行，作为掌握资金周转调度的专门机构，集中力量发展面粉工业。因此人们常说，通惠公司是中孚银行的母公司。 据史料记载，中孚银行成立于1916年，总行设于天津，初在北马路，后以3万元买进法租界楼房一所（今天的天津中国银行旧址）作为行址。除由通惠公司拨款60万元作为官股外，商股主要是由孙多森招来。初定资本100万元，后又增至200万元。 中孚银行创办后，孙家各地面粉工厂的资金调度均与中孚银行有密切关系。如：上海阜丰面粉厂由上海中孚银行负责资金往来；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的产品销路主要在北京，资金的运转调度由北京中孚银行负责，后来中孚银行在郑州设立办事处，也与该厂建立往来关系；山东济丰面粉厂的资金周转由天津中孚银行负责；哈尔滨滨丰面粉厂则由上海、天津两地中孚银行负责。 但中孚银行在运行过程中也是历经了波折。在中孚银行成立不久，孙多森就因与协理聂其炜发生矛盾，使得聂离职。三年后的1919年8月，孙多森又因糖尿病病故。这样中孚银行无奈形成了总、协理同时缺席的局面。于是周学熙召集津皖籍有关人士商议，由启新洋灰公司代理董事长龚心湛（时为中孚董事）出面，推派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李士鉴率领若干人员到中孚银行，想趁机接管。 当时孙多森长子孙震方在津浦路局任出纳科职员，听到这个消息，即与胞叔孙多钰商议，拍急电去上海，催请聂其炜来津主持行务。聂接电即赶回天津，等到李士鉴率接管人员前来，发现聂其炜已到银行主事，大为惊讶，只得返回向龚心湛复命。 这一风波之后，孙氏家族将商股中的绝大部分散股陆续赎买回来，而官股已无代表，因此后来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部落入孙氏家族手中。而孙多森这一去世，包括中孚银行在内的孙家产业大多落在了孙多钰的肩上。孙多钰原系铁路工程出身，搞金融、实业原非所长，但由于必须继承整个孙家的事业，不得不继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兼通惠公司总裁。后来中孚银行改名为中孚商业银行，孙又自任董事长。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孚银行陆续发生了几起投资失败和盗窃舞弊等事件，再加上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上世纪40年代末期时，孙家的银行事业已为强弩之末，不过勉强维持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中孚银行加入了公私合营银行，结束了三十多年的经营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