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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父亲节，首先祝所有父亲们节日快乐。 01 杨绛：父亲凝重有威，对有些事情严厉得很 《回忆我的父亲》摘录 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 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个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大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 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 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 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 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 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 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 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 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 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02 杨振宁：父亲教我天文、算术、英文，也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 《父亲和我》摘录 青年杨振宁（左）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03 林太乙：父亲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 《忆父亲》（摘录） 林语堂与孩子们在一起 父亲对什么都感兴趣，而且对什么事，无论大小，都有自己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拿小事来说，一九三六年我们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去住之后，不再有佣人，家务样样自己做。父亲对擦皮鞋很起劲，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我们怎样在鞋上抹油，用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像街口的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擦出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 父亲的书房叫做“有不为斋”，朋友问是什么意思，他的答案是：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不免东想西想。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说月亮是圆的，因为我的记忆很不错。 这些话是父亲在三十年代说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这也许也是他写作成功的原因。他写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来，从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想法。 父亲的人生观简单地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养的人，一个合情理的革命家并不是一把新扫帚，把整个宇宙扫得一尘不染，却总宁愿留下一点尘垢。一个合情理的戒酒者，偶尔也喝一两杯。一个合情理的素食者，也总可以偶尔吃一块牛排。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伟大的科学真理，但却失去了人性，又有什么好处呢？大智慧在于不要对人性太苛求。” 这也许是他幽默感的出发点，他能够看出做人的矛盾，而宽恕一个人，因此他的幽默是谑而不虐的幽默。 父亲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有人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许多报纸都攻击他，小报更加凶恶，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加以说明是“林语堂的兄弟，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气，对父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父亲把报纸拿过来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点像我。”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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