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明清文人，在“生活美学”上渐达极致。换句话说，“明清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美学史当中的一段高潮期，“明清趣味”曾风靡一时，如今尚有余香与余响在呐。从明代中期之后，中国文人在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多得不胜枚举。随手拈来文人冯梦桢闲赏罗列的“十三事”——“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塵习静”、“临摹书法”、“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即为明证，这些“事”简直成了文人们所秉持之审美符号，“因为‘关于古董物品的广博知识是对一个士绅的起码要求’，新一代的士家子弟就得接受这样的教育：应该收藏那些物品，如何获得这些物品”，由此来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标举“风雅”！
只要稍微翻一翻时人的著作，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馀事》、袁宏道的《瓶史》、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周嘉胄的《装潢志》、戈汕的《蝶几图》、袁宏道的《瓶史》、王思任的《奕律》、屠本畯的《茗笈》、李渔的《闲情偶寄》及袁枚的《随园诗话》，这些不就是经典的“生活美学之书”吗？或者说，不都是“生活美学”之经典当中的“绝对经典”之作吗？不仅如此，不仅这些被反复刻印的书，好似是“生活美学指南”抑或“审美生活手册”，甚至更通俗化的日用读本如《万用大全》都甚为流行。写过雅作《香国》的毛晋，作为当时的书商还辑过《群芳清玩》这样的清玩笔记行销于市。但与低俗化的生活指南不同，《遵生八笺》、《长物志》、《园冶》、《闲情偶寄》所深描的，乃是文人“应该如此”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文人生活的“理想态”，而并非现实生活本身。道理很简单，如果现实已然完美，何需此类书大行其道？更重要的是，它们讲述都是“文人生活美学”的理想态。再看看明代甚为流行的“小品文”，张岱的《老饕集序》、屠隆的《婆罗馆清言》、吴从先的《小窗自纪》，还有洪应明的《菜根谭》，所写的难道不就是雅致而风行的“生活美学小品”吗？
这种“生活美学”的大势所趋，在明末清初大文人钱谦益的笔下，曾被生动的描述出来：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鞠，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少潜瞿氏，讳式耒，故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孙，而太仆寺少卿讳汝稷之子也。孝友顺祥，服习家教。多材艺，书法画品，不学而能。室铺一几，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疎窗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为有承平王孙公子之遗风，王晋卿、赵明诚之辈流也。”[5] 这篇《瞿少潜哀辞》先说的是晚明的社会状态，物质的极大丰富给文人审美提供了基础，这也就是钱谦益对前朝盛世天下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的消极追忆，但历史事实恰恰是明代已由盛而衰也。与此同时，生活美学更是所谓“士大夫闲居无事”的产物：“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之鉴赏，“文酒”、“征歌”、“选伎”、“博簺”、“蹴鞠”之娱乐，“园林”、“花木”、（室内的）“铺几”、（庭内的）“摆石”、“焚香”、“布席”之爱好，都被一一列举，并被并列起来（鉴赏也未高出爱好，爱好未曾高于娱乐），它们就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而并未超出生活日常之外。
（作者刘悦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