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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百灵图(局部） 明 佚名 《论书绝句》第八十一首:“黄庭画赞惟糟粕,面目全非点画讹。希哲雅宜归匍匐,宛然七子学铙歌。”  启功详细讲述了碑刻由于常年变化及刀刻造成的特殊笔画现象,很多字形会变形,与原字迹形成许多差异。观书者容易被这些石刻现象所遮障误导,导致学习不到真正的墨迹形态,反以为古人墨迹就像碑中刻痕那样,从而形成错误的认识,所以启功认为盲目临碑易对人们的学书造成误导。 启功自注云:“明人少见六朝墨迹,误向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求钟王,于是所书小楷,如周身关节,处处散脱,必有葬师捡骨,以丝絮缀联,然后人形可具。故每观祝希哲小楷,常为中怀不怡,而王雅宜画被追摹,以能与希哲狎主齐盟为愿,亦可悯矣。”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和王宠未能目睹六朝墨迹,只能盲目临习碑刻,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刻本误导,启功感叹他们的局限,也对他们的认识不全面深表遗憾。  启功《论书绝句》第十一首:“乳臭纷纷执笔初,几人雾霁识匡庐。枣魂石魄才经眼,已薄经生是俗书。”  启功自注云:“余尝以写经精品中字摄影放大,与唐碑比观,笔毫使转,墨痕浓淡,一一可按。碑经刻拓,锋颖无存。……宋刻汇帖,如黄庭经、乐毅论、画像赞、遗教经等等,点画俱在模糊影响之间,今以出土魏晋简牍字体证之,无一相合者。” 启功先生将唐人写经精品中的字放大,与唐碑比观,发现墨迹中的笔毫使转、墨痕浓淡一一都可看清,而碑刻经过刀刻和多次拓摹,锋颖已被磨平,一些宋刻汇帖点划已经模糊,很多地方都已经似是而非,启功将出土的魏晋简牍墨迹与碑刻拓本进行对比,发现简牍墨迹和拓本字迹居然无一相合,可世人却还在执着于拓本的各个版本之争,不知这些版本皆非魏晋笔墨之本来面目。 启功先生用这样具体翔实的方法多方考证和对比,就是为了用客观事实证明墨迹与碑刻文字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异,并解释了造成这些重大差异的原因。 《论书绝句》第九十四首:“无端石刻似蜂窝,摸索低昂聚讼多。身后是非谁管得,安吴包与道州何。”  启功用“无端”二字来概括林林总总的诸多石刻,主要是为了表达碑刻字迹由于各种因素而易造成的失真性。碑学推崇者们对于碑刻问题的诸多论断和争议,大都在简牍墨迹出土之后消散如烟,在实证面前,之前的是非之争也都不攻自破,被后人抛诸脑后,甚至著名碑学派代表包世臣与何绍基也不例外。 简牍墨迹出土之前,人们对于碑刻的一些认识也都是图逞龂龂之口罢了。启功还分析了原因:“此无他,时世不同,目染有所未及而已。” 笔者认为,启功的这个论断是比较客观的,身处的时代不同,后人看到的一些东西前人并没有目睹,所以认识不够全面,盲目形成了一些偏颇的论断。 《论书绝句》第九十六首:“贬赵卑唐意不殊,推波南海助安吴。纡回楫橹空辞费,只刺衰时馆阁书。”  启功自注云:“有清中叶,书人厌薄馆阁流派,因以迁怒于二王欧虞赵董之体。兼之出土碑志日多,遂有尊碑卑帖之说及南北优劣之辨。” 清中叶的尊碑卑帖是由于当时的文人雅士对馆阁体俗媚之风日盛的极度反感厌恶,从而产生的一种书法现象,然而矫枉过正,尊碑卑帖之风无辜迁怒了二王欧虞赵董等类的帖学,从而过度尊碑,将碑帖强分高下。  启功接着分析道:“蓬山清秘,尊之若在九天;而世人退而议其书风,贬之如坠九地。何以故?以帝王一人之力,欲纳天下之书于一格耳。” 时人贬薄蓬山清秘馆阁体,大多是抗拒帝王以皇权意志确立主流书体标准,启功又注:“包世臣《艺舟双楫》讥赵孟頫书如市人入隘巷,无顾盼之情。验以赵书,并非如此,盖借以讽馆阁书体耳。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而痛贬唐人,至立‘卑唐’一章,以申其说。察其所举唐人之弊,仍是包氏贬赵之意而已。” 包世臣对于帖学的否定是以讽刺馆阁书体为意图和目的,康有为主要通过卑唐来讽刺馆阁体,他们的意图和目的是相似的,所以启功说他们“贬赵卑唐意不殊”。然而他们在批判馆阁体的同时,却都迁怒了本应被世人认可的帖学,因讽刺馆阁体而否定帖学的价值,启功先生对这种有失偏颇的观点是不认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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