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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华文化核心的核心 
四十五 碑帖大变革 来自子曰斯文 00:00 09:56 清初，帖学盛行，阮元、包世臣提出碑学主张；到清末，康有为更使之成为一场书法革命。 朋友们，大家好！听段子，学书法，现在开讲！上次我们讲了《八怪不怪》，今天我们要讲《碑帖大变革》。 在清初，刻帖盛行，到了清中期就达到了高潮，数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帖学书法”就涌现出了刘庸、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等这样一些大名家。由于皇帝的喜好，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推动，馆阁体就盛行起来；满族统治阶级搞了“文字狱”等等严酷的制度，使得学者们就把关注点投向了古代。训古考据之学兴盛，金石学、文字学繁荣，于是大量的书法家就加入了这样的潮流中。 我们前面讲的“扬州八怪”那种叛逆的书风，在这样形势下出现的，之后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就把目光从刻帖转向了碑版、石刻作品，于是就形成了与“帖学”抗衡的力量，叫“碑派书风”。 首先是阮元提出了理论主张，阮元的书法本宗“帖派”，但长期研究金石碑刻，他对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和风格演变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南北书派论》，另一篇《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提出的主张主要是他认为南北朝以来，书法就存在着南北两派书风，南派疏放妍妙，北派拘谨拙陋。他认为北派传承有序，南派则是一个变体。阮元的主张，还是呼吁重视北碑，要扭转帖学积弊所形成的那种靡弱衰退的局面，而紧接着包世臣就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考察，详细论证了北朝书法的渊源和来历，列举了一系列著名的北碑，从中总结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他提出了五指齐力、笔毫平铺，用逆用曲、中实气满等等原则，这些原则就突破了“帖学”的法则，使得“碑学”主张更加具体化和丰满，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 到了清朝末年，“碑派书法”就达到了鼎盛阶段。“碑学”的理论深入人心，而在实践方面，邓石如开风气之先，何绍基等人就施展才学于后。“碑派书法”从单纯的模仿古人，转向了利用碑刻启发创作灵感，强化个人风格。 这个时候“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金文经学思想基础上写出了一本书《广艺舟双楫》。在这本书里，康有为首先提出了“碑学”和“帖学”的概念，康有为的观点比阮元、包世臣都更加客观和全面，他认为南北两派其实只是多筋骨和尚风韵的不同。康有为在确立了南北朝碑刻地位之后，进而特别推荐魏碑。他认为北朝碑刻以魏碑为最兴盛和最完备。康有为的著作风行一时，重印了18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碑学”思潮兴起以后，第一位的实践书法家就是邓石如，他在篆、隶、楷三种书体上做了很多探索，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 之后，就涌现出了何绍基、杨沂孙等等大家，于是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这儿就重点介绍一下何绍基。何绍基对于“碑派书法”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极力地用篆隶的笔意去写楷书，又将楷书的经验引入了行书，追求所谓“坚实遒厚、力重势沉、浓墨涩行”这样的特色。所以他的书法有浓厚的隶书意态，他的独特风格还得力于他自创的“回腕高悬”的执笔方法。这种方法手笔处于运动和僵硬的互相抗衡中，写出的笔画具有生拙、迟涩的效果。 何绍基57岁的时候被革职，之后他的大部分精力就用于篆、隶两种书体。他临写的汉碑，把握住了用笔的凝重、苍厚和字形的方整端庄、并全以己意而为之；他的运笔中加入了顿挫、颤抖等等技法；用墨呢，浓湿丰腴，大气雍容。作为阮元的学生，何绍基把阮元和包世臣的理论集于一身，在创作技法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他的成功标志着“碑派书法”审美原则，在各种书体领域的全面落实，所以对以后影响深远。 “碑帖变革”这个话题非常重大，我们稍微多说几句。从清初到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这样一场“碑帖大变革”堪称是一场书法革命，中国书法史的根本方向、道路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种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专门用于书法传播的帖，被并非学习书法，而是实用性的墓碑之类的书法所推翻了，这真是一场革命，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重大的问题，包括社会变革的问题，文化南北差异的问题，审美范畴的争议问题等等。 在这儿想提一下，从书法的技法角度看，我们认为其实“碑帖之争”是一场笔法之争。表面上的碑和帖书体之争，而骨子里是笔法的中锋和侧锋之争。碑学所批评的是明清帖学派笔力虚弱的弊病，这种弊病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虞世南，他侧锋取妍巧，到了宋明时期就更甚，尤其是董其昌，取法妍丽，有失厚重、深沉。碑学派为此就抬出了古代篆隶魏碑，其目的其实就是要强调重视中锋用笔。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听段子，学书法，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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