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魏卑唐

尊魏卑唐\邓宝剑

2019-02-14 03:18:17大公报

　　自清末、民初以来，唐人楷法的影响日显微弱，这和碑学观念的蔚然成风有关。清代金石学发达，大量古器物出土，商周青铜器、汉魏碑刻进入人们的视野，学者们以此考论经史，也从中发现了新的书法趣味。篆隶复兴与碑学兴盛，乃是清代书法最为独特的造诣。

　　清代的书法家们有一种鲜明的溯古意识，他们不仅倾心於篆、隶的研习，而且在楷、行、草书中也要运以篆、隶的笔意，提倡所谓“体兼篆隶”、“篆籀笔意”等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诸家以为，南北朝碑保留了最为真实的古人笔法，而历代刻帖与唐代碑刻因为历经辗转摹刻、捶拓已经丧失了古人笔法的原貌。因此，若要学习古法，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南北朝碑刻。

　　在南北朝碑刻与唐碑的比较之下，包、康认为唐代楷书已经古法丧失殆尽，不仅笔法无存，结构也无生气。包世臣说：“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康有为说：“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於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在这种观念制衡下，人们动辄称“唐以前书”如何，“唐以后书”如何。论者皆谓清代碑学分判南北，分判碑帖，其实还应补充重要的一点，便是分判古今。尊北而抑南，尊碑而抑帖，尊古而抑今，构成清代碑学的三重基本价值取向，而尊古抑今的具体表现便是尊魏而卑唐。

　　关於这三重取向，阮、包、康三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阮元分判南北便为康有为所不取。阮元在三个方面都有体现，只不过对唐人并非一律贬抑，在他看来唐人中亦有存古法者；包世臣侧重於后一者；康有为侧重於后二者──其中崇古抑今的态度为三人所共有。由崇古抑今而借古开新，其实是碑学思潮最具本质性的一种艺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