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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奸臣，南宋权相贾似道说自己第一，什么赵高、李林甫、秦桧、严嵩、和珅都得靠边站。在《宋史·奸臣传》中，打击异己、欺君罔上、生活奢侈、擅权专政、意图谋反五大罪状，使得贾似道的恶名远超南宋四大奸相中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三位，而通篇《宋史·贾似道传》更无一句好话。文天祥在其文集中写下的一句'三百年宗庙社稷，为贾似道一人所破坏'，则将贾似道奸相之名推向巅峰，试问连国都因其而亡，贾似道还有什么可辩驳的呢？ 那历史真的就是如此么？我们翻阅宋史会发现一个问题，贾似道曾是宋理宗朝的肱股之臣，更是亲手选了宋度宗和宋恭帝。在贾似道赢得鄂州之战后，其声望达到了宋代列相中的巅峰，宋理宗亲自赐诗'盖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云台将相之才'，其嫣然是一代名相，中兴之臣。既然如此，贾似道是如果从宋末第一名相转变为南宋第一奸相，他的答案真的仅仅只是贾似道本人的忠奸问题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还需要先来回顾贾似道的一生。贾似道出生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浙江台州天台县，其父亲贾涉为万安县丞，在担任淮东制置使期间积极招纳义军，并参与接触淮西之围的军事行动，为人勇敢仗义，颇受好评。其祖父贾伟，任知汉州，史载其人敢于直言，后因上书揭发吴挺弊端被报复，最后含冤而死。也就说贾似道是个妥妥的官三代，并且其爷爷和父亲不管是为官风气还是为人处世都还可以，算得上忠义臣子，那怎么到了贾似道就变成一代奸相了呢？ 和所有官三代一样，由于家庭关系，贾似道在成年后'以父荫补嘉兴司仓'，虽然只是个最底层的编制人员，但终归是踏入了官途，之后不久贾似道又升任田令，相当于会计出纳的职业。嘉熙二年（1238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故可以说完全改变了贾似道的人生轨迹，因为这年贾似道的姐姐受宋理宗赵昀宠幸，被封为贵妃，即贾贵妃。同年贾似道就升任太常丞、君器监，仅仅三年之后，29岁的贾似道又升任太府少卿。两年后再次升'户部侍郎'，到1245年，33岁的贾似道已经是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 这里要说明的是，自1238年后贾似道的升迁之路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至宝祐六年（1258年）贾似道已经是临海开国公、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可以说位极人臣。 通俗的说法贾似道是因为其姐姐贾贵妃受宠才能在官运上如此畅通无阻，但是有些资料的表明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早在贾似道青年时期，贾似道的上司京兆尹史岩之就认为'似道虽年少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后来甚至推荐贾似道到户部任职，其看中的就是贾似道的理财能力，毕竟贾似道从一开始当的'司仓'就是会计一类的活。也就是说这里固然有其姐姐的因素，但贾似道还是有个人能力的，如若是一个毫无点墨的傻子，不可能如此一帆风顺（恰恰相反的是，贾似道对文物收藏极其艺术性的理解，放眼整个南宋都算大家）。 公元1259年，历史这次终于把贾似道推到了南宋的最前沿，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鄂州之战'。这年蒙哥汗亲率大军攻蜀，而忽必烈则带领精兵良将扑向鄂州，蒙古大帅兀良哈台从云南进广西再攻湖南，南宋三处受敌，岌岌可危。更糟糕的问题是当时沿江制副使袁玠是丁大全的人，其在任期间横征暴敛，老百姓对之牙根痒痒，渔民索性向忽必烈贡献渔舟助他们渡长江攻南宋。9月4日，忽必烈率军渡过长江，直逼鄂州，南宋朝廷震惊，于是从未有领兵经验的贾似道临危受命，以右丞相的身份驻军汉阳以支援鄂州。 等到贾似道来到鄂州的时候，蒙宋双方已经短兵相接，史载'十月，鄂东南陬破，宋人再筑，再破之，'可想当时战况之激烈。不过这个时候贾似道的指挥能力似乎连忽必烈都颇为认可，蒙方官员后来曾说：
当然了，贾似道之所以有如此强悍的防守能力，也是得益于早前他曾出任沿江制副使，对于边防之事也是轻车熟路。而另一边忽必烈久攻鄂州不下，对于蒙军来说也是消耗极大，再加上后来蒙哥战死钓鱼台，汗位空悬，忽必烈最终留下部分殿后队伍班师北上，贾似道得知之后派人斩断长江浮桥，将蒙军殿后部队来了个瓮中捉鳖，鄂州之战以宋军获胜而告终。 鄂州之战的胜利把贾似道推向了人生巅峰，诗人刘克庄对此评价道'吾相（贾似道）泝巴峡，屯汉鄂……大小百战，却舆马，援甲胄，与士卒同饭卧起，汔能立大勋劳'。无数文人、士大夫对贾似道进行夸赞，连宋理宗自己也称贾似道为肱股之臣，贾似道此刻已经成为南宋的再造之臣，中兴名相，不仅拥有将帅之才，而且其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形象亦使得贾似道的光芒再次放大。徐元杰甚至给了贾似道'分天子旌旗之半'的至高评价。 这年，贾似道以鄂州之战的功绩被封肃国公，次年以少傅、右丞相身份被召入朝，两个月后再封少师，进封卫国公。鄂州之战成为了贾似道最大的政治资本，他在48岁这年位极人臣，享受天下最大的荣耀。对于贾似道来说，此刻的自己已经无可再封，官运上已经不可能再前进，如果要留下千古名声，必然要推进新的改革。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改革，迎来的不是千古美名，而是万世的骂名。 首先是景定二年（1261年）八月，贾似道开始在军中推行打算法，说白了就是军中财务审核，这算是作为财务出身的贾似道本职，目的当然是为了打击军中贪污行贿，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第二年二月，贾似道又开始主持推行公田法，将原本集中于大地主和贵族手中的土地以官方为名买下设为官田，再出租给百姓耕种，一让百姓有田种，而官府财政有补充。到了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再推行推排法、造关子等改革，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增加南宋中央财政，逼迫地主阶层让利老百姓和政府，挽救南宋危机。 但是正如四个人打麻将，不可能四个人都赢，政府、百姓都得利，那损利的自然就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只是当时贾似道有鄂州之功在身，再加上宋理宗的宠信，以致于贾似道所推行的财政改革得以实施。然而随着1265年宋理宗赵昀的驾崩，以及1274年宋度宗赵禥去世，宋恭帝赵显登基，南宋在面对蒙古的军事上开始倍感吃力，独霸朝纲15年之久的贾似道也引来了他的另一个历史转折点—丁家洲之战。 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庭左相伯颜率领10万大军攻宋，沿途南宋官员纷纷投降，63岁的贾似道率领13万挂帅出征。很可惜的是这次贾似道没有重演鄂州之战的军神之态，由于宋军刚刚经历襄樊之战和阳罗堡之战，多是老弱残兵，史载'兵无一人用命'。襄樊之战的南宋守军吕文焕还投降元军做了先锋，宋军更是士气低下，再加上贾似道确实多处指挥失误，在援助丁家洲上表现出决心不定，最终丁家洲大战失败，宋军主力被歼，贾似道逃往扬州。 贾似道这一逃，其所积攒了十五年的独断朝纲顿时得到反扑，陈宜中上奏弹劾贾似道'仍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诗人汪宗臣一篇《嘲贾似道》中写道'假贾伪魏至于斯，呜呼似道道奚若。宋亡感激忠义多，遗臭如君枭獍恶'，俨然是把'宋亡'的过错扣在了贾似道头上。丁家洲大败传入朝廷之后，谢太皇太后将贾似道免职并贬至广东，但贾似道行至漳州木棉庵时为监押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一代权相凄凉落幕。 很显然，从中兴之臣到南宋奸相之首，贾似道的名声转变有了非常显然的两个时间点，那就是鄂州之战的胜利和丁家洲之战的失败，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如果单单只是丁家洲失败，贾似道纵被评为奸相，也不可能位列南宋四大奸相之首，排在秦桧、史弥远等人的前面。更令人心生疑虑的是，自丁家洲大败之后，本应是功绩的鄂州之战以及贾似道军中改革，皆被冠以'卖国'和'排除异己'的罪名，也就是说好事最后都变成了坏事。 而这件事，实际上就是当时理学家的春秋笔法。在鄂州之战上，贾似道有个败笔就是'议和'。 根据《奸臣传》记载，当时贾似道看准忽必烈要回去争汗位，于是派遣人员与忽必烈议和，此举被人们看成是卖国之举。然而这件事只出现在《奸臣传》中，其他史料均无记载，且如果议和便不会有后来贾似道断长江浮桥的事，这段历史基本被公认并不存在，或有接触，但无议和之实。其次就是公田法、打算法等，这毫无疑问是为了拯救南宋中央财政，但是在《奸臣传》中这些都成为了贾似道排除异己，打压同僚的罪证。 公允的来说，贾似道作为权相无可辩驳，但是在宰相制度存在的中国封建时期，权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时封建时期历代改革都是建立在权相之上的，没有强横的相权，根本无法推动触及贵族阶层的改革运动，这点从张居正改革的成功和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就可以对比得出。而贾似道和张居正不同的是，贾似道之后伴随着一个宋亡，以致于其罪名遭受历代唾骂。况且丁家洲大败导致宋军主力被歼，好似确实可以担一个“宋亡”的罪名，可问题是当时的情况是，换了别人就可以扭转乾坤了么？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贾似道在位时曾打压理学，贾似道认为理学是'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萎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也就说在贾似道眼中，当时的太学生理论一套一套，实际才干一点都没有，这导致了其对于理学的打压。也正是因此，后世理学家在写史学的时候，自然不会给'贾似道'好脸色看。 贾似道从中兴之臣到一代奸相，固然有其自己的擅权专政，但不管是鄂州之战还是公田法等，大抵上还是可以功过相抵的。然而其对理学和改革途中对贵族阶层的打压，终究是招人记恨，再加上宋亡，且亡于外族之手，这以致于贾似道在后世之中，再无半点正面评价。 当然了，我们去研究贾似道的名声转变，并不是说单独为了某人去洗白，历史本身很难公平公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解读甚至迥异。但是我们却可以以贾似道前后对比，来窥见历史在记载人物时的不客观，而给了后世更多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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