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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说历史，评说两个大人物：司马光、王安石。 当然，大材研究不会单纯为了介绍这对千年前的北宋政敌，搞这么一篇东西。 根本目的，还是想让大家通过理解这两位大咖，思考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01 1 想必很多人知道司马光，都是从砸缸那个故事开始的。 大概是说，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院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不小心掉进去。 缸大水深，大家救不了，别的孩子边哭边喊，跑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直接把缸敲烂，水缸破了，里面的水流了出来，掉里的孩子因此得救。 后来有人说这故事是假的，经不起推敲。 先不管真假，反正这事儿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司马光从小就与众不同，智慧超群，这小子前途无量。 这故事还算不了什么，还有更大的。 1031年，司马光跟父亲司马池一道，从东京出发，去做利州转运使，这个利州，现在是四川广元下面的一个区，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 谁知道，在栈道上遇到了一条巨蟒，司马同学的胆子真大，据说直接用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这蟒痛得凶，滚落悬崖下。 看来司马光不仅聪明，而且勇气可嘉。一个人占了这两点，想不成大事都难。 何况，他还有渊博的知识，强悍的记忆力，死动的毅力。 年轻时候的事儿，我们就不多讲了。 司马光另外一个大手笔是《资治通鉴》。 司马光主编，共294卷，花了19年时间写成，大概300多万字，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宋神宗题字“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这书确实不错，值得经常翻翻。 说了半天，好像一直在歌颂这人多么厉害。如果是这样，就没有这篇文章的出现。 这位同学，一直被视为醇儒，举止端庄、生活简朴，人品那是有口皆碑啊，还特别注重形象。 他确实有很多正能量的主张，比如从仁宗年间，就大量上书，针砭时弊，批判冗官问题，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奢靡之风，轻傜役等。 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估计他也会很得人心。 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满腹经伦、他的执拗、他的舆论影响力，再配上他行政水平的僵化落后，给宋朝的复兴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02 司马同学问鼎朝政的时候，另一位大佬也出山了，就是王安石，整个神宗朝，他的风头都是碾压司马同学的。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像司马光那类故事要少一些，但他亮点一个也不少，据说酷爱读书，过目不忘。 16岁的时候，就结识了曾巩，后者向欧阳修推荐，大获赞赏。21岁的时候，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做淮南节度判官，后来又到鄞县做了4年知县，政绩还不错。 后面有几年时间，他还在舒州、常州等地方官，可以说在地方上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他跟司马光的一大区别，后者在地方上的成绩普通许多。 正是地方主官阅历丰富，王安石看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1058年进京述职的时候，向上面递交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 直到宋神宗的时候，久慕王安石的名声，才受到重视。 王安石当时力推变法，宋神宗力挺，从1069年开始，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历时16年，史称熙丰变法。 整个变法历程中，王最大的对手，也是最有破坏性的对手，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拨人算得上。 我们之所以经常听说王安石的大名，其实他最大的光环，就是王安石变法。 不过，他的实力远超出政治家范畴，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大作问世。《伤仲永》《登飞来峰》《游褒禅山记》等，都是出自他手。 如果还没有印象，我给大家展现他的几首作品，想必会有印象。 比如《泊船瓜洲》：
还有他的《元日》，每年春节时候，好多人都在用：
我们重点还是来谈谈王安石变法，在这件事情上，司马光跟他交锋了差不多20年时间。 这得谈大背景 ，王、司马二人，都认识到当时北宋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与国土危机，比如财政空虚，西夏与辽国侵扰边境等，但给出的药方却有很大差别。 王安石行动早，出手果决，正好又碰上了伯乐宋神宗，于是发动一系列变法，誓要改变北宋当时的贫弱局面。 整个变法有三条主线，理财增加财政收入，整军提升战斗力，还有就是吸纳实干型人才。 他放了几个大招，我们来一一看看。
结果在很多地方没弄好，地方政府没推行下去，百姓把钱交了，政府还是要求变相服役。连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失信于百姓。”
好处也有，比如限制了民间的高利贷，政府收入也增加了，但强制农民借贷，何况利息又高。
这个政策的出发点也很好，清理出了不少隐瞒的土地，自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有一部分手中土地比较差的农民，赋税得到降低，得到了实惠。
修水利当然是好事，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强制老百姓修，多放贷，负担很重。
太有水平了，这种行政干预，限制了商人对市场的控制，而且在市场出现短缺现象时，还能增加财政收入。
在强兵方面，也有一列变法措施，当时的背景是，北宋奉行养兵政策，战斗力越来越差。 王安石也有一系列大招，比如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人才方面，王安石也考虑到了，没有新政人才，谁给你干活。所以他发动改革了科举制度，重点在考试内容上，以前要考明经科，后来调整成经义、策论和法科，非常实用。 对考生的一大福音是，扩大了考选名额。 而且整顿了太学，提出三舍法，分上、中、下三班，分别展开教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当中，成绩优异的，不用参加科举，也能当官。 一大突破在于，太学里增加了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这种人才培养的意识与政策，没想到千年前的北宋就已经开始了。 看起来变法初衷挺好，落地措施也不差，假设朝庭里的主流大臣，都来帮着干，或许还真能成。 后来的结果显示，确实有不少成效，我大概统理了一下，看得见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库充裕，有统计显示，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2、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对当时的民间高利贷也有打压，尤其是把官僚和大地主隐瞒的一些收入挖出来，收到了国库里。 3、军队的战力多多少少有所提升，其中一个战果是，1073年，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多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这在北宋的对外军事战争里，堪称空前大捷。 问题也多，王安石过于注重国家财政收入，开辟财源，结果放到地方推行的时候，演变成了强制收购，变相征收，一些地方的老百姓日子反而过得更差。 还有像免役法，本来交钱后，就能免去服役。但问题是，不交免疫钱，小买卖不让做，税务想新花样勒索。保甲法也曾引发大事端，比如1072年，东明县1000多人进京上访。 估计让王安石更伤心的是，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章《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说的是变法失败后，王安石告老还乡，沿途到处听到老百姓对变法的不满。 冯梦龙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本来好好的一件事儿，最后搞不下去，王安石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他跟司马光一样，也是偏执者，只认可自己的主张，别人提的都不入法眼。 加之急功近利，连试点都没有搞成熟，模式没有跑通，就在全国搞普及，怎能不出问题。 历史学家蔡东藩有个评价是：
蔡先生还有一个评价是：
另一位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也有一段恰当的评价，他说：
我觉得这几位专家，分析得都颇为到位。可惜当年的人给王安石提醒，没什么用。 在王安石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他本人的操守无可非议，廉洁高尚，但起用的一拨支持者，就比较有争议。 试想，一支团队里，大部分人在道德层面存在争议，你说这事儿还怎么干？舆论就会打倒你。 比如变法干将之一的蔡京，后来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为“六贼之首”，还有那个邓绾，虽然才学不错，但口碑差，认为他朝秦暮楚，两面三刀，先投靠王安石，后来又投向吕惠卿。 还有一位变法主将章惇，后来也是声名赫赫之辈，带兵打得西夏无还手之力，但是他执政时，严刑峻法，控制言论等等，即使能力再强，你这样干，能得到多少人认可？ 非常严重的是，变法团队并非齐心协力，内部经常性爆发冲突，比如得力支持者曾布，先后与章惇、韩忠彦、蔡京等变法核心成员爆发矛盾。蔡卞、蔡京两人，虽是兄弟，但后期也是政见不和，矛盾重重。 他还不会团结人，有些人并不是反对新法，只是提出对新法的完善或调整，王安石也不买账。 比如苏轼介于新旧党之间，欧阳修和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但因为改革方法的分歧，居然被王安石排斥。如果能接进这些干将，情况或许会好很多。 大材研究认为，当我们要发动一场变革的时候，尤其是以“空降兵”形象出现的经理人，即使有大老板的支持，也得通识全局，把各方面的情况都摸清楚，立个变革的宏大愿景，但具体的事情，还得一步一步来。 03 我注意到，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里，有不少大咖，除了司马光，还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都是保守派代表。 还有一些人口不错的正直之士，比如有位御史中丞吕诲，控诉变法十大过失，被贬为地方官。据《宋史-吕诲传》记载，此公曾经几次弹劾大臣，但都被降职，很鲠直的一位boy。 感动人的是，吕诲居病困，都不忘忧天下事，有一天，司马光去看他，人都快去世了，但听到司马光在哭泣，吕诲张目强视，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按道理，这些心忧天下的角色，不应该反对富国富民又强兵的变法啊？到底在反对什么？ 司马光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分析当时的社会弊端，也强烈倡导过革除积弊，出谋划策。不过，他的一个主张是“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 核心思路就是改良，不适合动大手术，走稳当点。 他还有一个观点是：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他对王安石那套变法策略，有一个评价：
认为王安石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结果只是盘剥老百姓。向民众敛财。老百姓变穷了，就可能当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民富的思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说法估计比较受底层百姓欢迎，但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了很多有用的话，但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可行办法。 有网友评价说，司马光就是古代的键盘侠。还有人说，放学堂里是天才，放朝堂上就是噩梦了。 从开始的变法主张提出者，到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者，司马光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样。毕竟他起初只是反对王安石的那套变法策略，而不是否定变法。 当自己的意见不被听取、被王安石无视后，司马光很火大，逐渐演变成反对王安石来负责变法。 最后把王安石等同于变法，认为王安石就代表变法，只要是王安石提出的、王安石要推行的，他都要反对。 从原来的政见不和，上升到对人的攻击，要把政见不同者全都赶走，而且手段越来越狠辣，先是贬外州，后来直接流放岭南。 被朝局的反对浪潮所裹胁，司马光最后成了变法的反对派，想必也是违了他年轻时的初衷。 比较暗黑的是，王安石倒台后，司马拜相，开始清算新政，不光是全面废除变法措施，并没有对变法策略进行完善，而且之前力挺王安石的那拨主政官员，要么被贬岭南，要么就是职位一降到底。 前面蔡东藩评价王安石为所欲为，黜陟妄为，司马光做得比他更彻底。 还有可怕的事在后面，他回朝为相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外送土地，内起党争。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弃地的主张不止一次，比如要把宋神宗之时，元丰四、五两年内所攻占的原属西夏境的军寨，包括西夏的兰州、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地，借新帝即位改元的机会，一律主动地退还给西夏。 有人说这是为了给宋朝赢得缓冲地带，避免西夏发兵来讨，宋朝打不过，是为了丢包袱。这理由，我只能说太槽心！ 后来章惇、章楶这一对兄弟上台，经多次大战，打得西夏连连求和。说明宋军是可以一战的。 可惜，王安石、司马光两人性格过于执拗，如果能够坐到一起，取两人的优点而行之，相互监督，或者分别在不同地区搞变革试点，说不准宋朝中兴是大概率事件。 从人品与学术成就来看，司马光堪称超级大牛，历史上曾被奉为“儒家三圣”，跟孔子、孟子并列。对物质也看得比较淡，不像一些大臣聚敛财物，而且不纳妾蓄妓，还能为老百姓说话，是个好人。 如果把他专门做御史、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这类职业，想必无人能出其右，可惜元祐诸贤关闭着门说道理。 04 有些人，学识丰富，见解独到，指点江山，著书立说，美名流传。 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大儒专家不是全能的，有些硬伤或软肋导致他们无法担任搞研究、提意见之外的大任。 我们如果需要有效做事时，估计还得多思量思量，有些人的见解是新鲜，但把事情交给他，可能办得一塌糊涂。 作为智囊，也许更好，听听他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够了。
有些人，自己做不好事情，也不愿意别人做好。最可怕的是，他们还要阻止那些想把事情办好的人。那好，他要阻止，那交给他去搞定，结果又搞不定，打退堂鼓。 有些公司，看起来名声很响，估值很高，擅长搞资本运作，经常能融到资，但产品却搞得一般，服务也乏善可陈，整个公司的基石并不稳固，经不起细细推敲，受不住认真追究，更受不了风吹雨打。 一个人，如有王安石的锐意进取、大刀阔斧，又有司马光的谨慎稳重、底层思维，当成大器。 大材研究认为，一家公司，既要能信任、用好王安石，又必须让司马光发挥监督作用，此乃百年兴旺基业的用人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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