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访谈，李零老师描述了其严肃认真而又不拘一格的治学风格。一方面，李老师觉得学术是一种“好玩儿”的事，从不为自己设置学科壁垒；另一方面，李老师坚持从原始材料出发，掌握研究分寸，力求以简明的语言还原历史真实。 记者：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在教学、治学上非常有独到之处，今天想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李老师：现在，什么都是表演。我不善言辞，讲课讲不好。讲话不像写东西，可以从从容容，反复修改，改好了再发表。除了私下聊天，我不喜欢讲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讲话。讲课是一门艺术，很难很难，我驾驭不了。准备太多，写成文章，太累，写出来再讲也索然无味；没有准备，思绪万千，线索太乱，人家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讲话，条理和节奏很重要，有些领导讲话，半天蹦一个字，倒是有条理，但多是千篇一律的废话。随机的想法，有条有理说出来，不容易。录音，自己听了都脸红。我讲课，主要是吹风，要把问题说清楚，还是靠写。我的好几本书都是来自课堂，但绝不是原始录音、原始讲稿。我是把讲课当写书的草稿，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改。讲课，容量太小，还是看书更有用。我自己就不爱听课。 记者：您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这个特点是怎么形成的？ 李老师：我到北大，一直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最近又调到古代文学专业。但老实交代，我一天也没学过古典文献，一天也没学过古代文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就是名不正也言不顺。我是学考古的，但既不在考古系，也不在历史系，我是四处出击，咱们的文科系，我几乎都能插上一只脚，我甚至插足历史地理，插足医学史，插足艺术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过客座教授。我发现，学科和学科之间有很多三不管的盲区，你以外行的身份涉足其间，既是挑战，又充满乐趣。很多不同学科的人都把我当内行，但我心里很清楚，你哪里是什么内行，玩一把就算了，赶紧撤回来。不当内行的好处是，我不必天天想着当个内行要怎么着。 记者：您写的很多书虽然背景是晦涩的古文，但读起来感觉很轻松，很容易让人接受，能谈一谈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吗？ 李老师：做学问，我一直追求简洁明快，从不认为学术就是把别人绕糊涂了。我认为，如果你说，你研究越深就越讲不清楚，这是你自己没本事，功夫全折在半道上了。你要想让别人明白，先得自己明白。想明白了，自然也就讲明白了。 我理解，讲课不是嘴皮子的功夫，你要把话讲深讲透，必须先有研究。而要做研究，就要从资料做起，从细节入手。比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哪样不是“慢功细活”。做学问，好比爬楼，从简单到复杂是上楼，上楼只是一半；下楼，从复杂到简单，这是另一半，这一半更难。很多学者，只会上楼，不会下楼，顶多“独上高楼”，顶多“衣带渐宽”，就是差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蓦然回首”。“蓦然回首”就是通俗。 有人以为通俗是小儿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通俗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没有深入的浅出，那叫肤浅。没有研究的通俗，那叫庸俗。 记者：《论语》和孔子是您很晚才研究的，您的著作《丧家狗——我读＜论语＞》得到了读者很高的评价，当然，因为标题的缘故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您能够以此为例，阐述一下您做人文研究的特点吗？ 李老师：我不上网，也不看报，说好说坏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认认真真把《论语》看了一遍，觉得《圣迹图》上的这个故事，司马迁等人讲的故事，最能概括其一生。“丧家狗”的意思是什么，原书讲得清清楚楚，不读书就骂人，我才没工夫搭理。我读《论语》，其实是用司马迁的路子，即把《论语》当孔子的生命来看待。我是用他坎坷的一生来笺注《论语》，我是把他当人而不是神来看待。我对他的最大尊重，就是尊重历史。 记者：对人文研究，您还有什么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李老师：嗨，全是老话了，说也没用。现在戕害学术，荼毒士子，莫甚于好大喜功、有如修长城的“课题制”。现在什么都是工程，什么都是课题。很多管理者以为，管理就是撒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早晚有一天，个人学术将被集体学术彻底消灭，所有成就归老板，就像凤凰台的节目，出品人是刘长乐，每个节目都是他老人家的节目，个人顶多混个灯光、道具什么的。现在的课题制，都是靠圈钱，摊子越大，才越来钱，大钱出大活，谁来扛？领衔的学术带头人，他自己才干不动呢，他只能靠分钱，把活一层层包下去，千军万马，雇人来干。越是胡子一大把，越不消停。尊老的人也不让他消停。你不消停也就算了，还拖拽着年轻人。人拢共能活多少年？你不能说只有鸿篇巨制才是学术，那样，全部学术史都得改写，除了《四库全书》，别的都不是书。长城倒是修起来了，可怜白骨无人收。 我很顽固，我的书没有一部是这种书。 记者：您的治学风格可说是既严谨又灵动。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带研究生的？ 李老师：我们系有个老师，他已去世，他跟我说，你在北大立身，必须占住三条，一是北大出身，二是师门过硬，三是个人努力。我不是“三不沾”，只是“两不沾”。北大出身，我不沾。师门，我也不沾。我的老师张政烺，说起来也算名师，但他早就不在北大。今年，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华书局给他过百年，很多人还在那儿讨论，咱们北大，是谁把他赶走了。两大前提，我都没有，只有最后一条，我还沾一点边儿。我理解，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学生不是老师的工具，老师也不是学生的工具。我最讨厌培养子弟兵，安插子弟兵。我理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我既然讨厌摧眉折腰，当然也讨厌呼奴使婢。 现在的学生，“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写论文的时间太少，很多时间都花在应付考核和找工作上了。很多论文都是半成品，要求太高，谁也甭毕业，放一把吧，又全都过。我跟他们说，将来你们干什么，我不管，但你总得善始善终，毕业后，你把论文好好改一下，争取早点儿发表，那时你再跟学术说再见，这总行吧。现在的学生，聪明的太聪明，他们经常觉得自己比老师还高明，我是乐得让他高明，不用太费心。但不聪明的学生又太不聪明，说是不聪明也许不对，其实是太不热爱，读书只是混出身，我也没辙。我带学生，首先是拿自己当学生。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的梦想是当个好老师，但我不是个好老师。老师太难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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