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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瓦拉同志 我们中国人自称为“中国”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西周初年便见诸于史端，并与与“华夏”、“中华”、“中原”等词通用。“中国”一词的本意是指“天下之中”，原用来指镐京附近的京畿地区，渐渐演变为对黄河中下游汉族聚居地区称呼，后来则扩展为对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的称呼，并最终成为国名。 “中国”最早指的是西周国都镐京周围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个地区叫做“中国”，虽然该名称产生的历史要远远地晚于我国，但他们却怀有“后来居上”的心理，想独自霸占“中国”的称谓。为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在清末民国年间不仅拒绝称呼我国为“中国”，反而还用侮辱性的称呼“支那”来指代中国，实在是可恶至极。那么，日本国内的“中国”在什么位置？中日两国关于“中国”名称权的争夺，最终又以怎样的结果收场呢？ 日本国内的“中国”全称为“中国地方”，其地理范围在本州岛西部，包括今日的鸟取、鸟根、冈山、广岛、山口5县，也即日本古代的山阴、山阳两道（注：两道中的备前、美作、播磨、但马、丹后、丹波等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府和兵库县一带，不包括在“中国地方”当中）。 日本本州岛西北部地区被称为“中国” 将上述地区称之为“中国”的历史记载，最早见诸于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的《太平记》当中。据该书记载，足利直冬（幕府将军足利尊氏的庶子）入仕之初，被任命为长门探题（地方军政总管），后来又奉命治理山阳道的周防、安芸、备后、备中及山阴道的出云、伯者、因幡等国（日本的国，相当于中国的郡县），此时他的官名已被改为中国探题。 据同书记载，北朝崇光天皇观应二年（1351年），足利尊氏与南朝一度讲和，并准备解散北朝朝廷，此时对父亲决策不满的足利直冬，便从九州逃往“中国”。由此可以推知，最迟不晚于1351年，日本已将山阴、山阳两道的部分地区称之为“中国”。 将军足利尊氏执政时，“中国”在日本出现 由于在东亚文化圈中，“中国”、“中华”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美称，有“中心之国”的意思，虽然我国是“中国”这个称谓当仁不让的“专利拥有者”，但日、韩、越等国在国内却也经常窃号自娱，以示在文化、国力上对周边落后小国展现优势地位。 再加上，虽然中国历代王朝均以“中国”自称，但无一将其用于正式国名，直到民国肇建才正式将其定为国名。这不经意的“疏漏”，便给日本以“可乘之机”，与中国争夺“中国”名称的专有权。 其实早在甲午海战之前，昔日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便已经开始反对清朝再自称中国。同治十年（1871年），在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代表便提出异议，不同意清朝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而只能用其本名“大清国”。清使据理力争，认为“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便不许清朝自称“中国” 然而蛮横的日使依旧不依不饶，坚持清使必须更改称呼。眼见着谈判陷入僵局，善于和稀泥的正使李鸿章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即双方各让一步，在汉文的条约内写“中国”、“日本”，而在日文的条约内则写“大日本”“大清”，在这种情况下条约才得以签署。不过在事后日方用汉文誊写条约各款项是，依然将中国称之为“大清国”。 民国肇建后，开始将“中国”定为正式的国名，但日本却一直不愿对我们使用此称呼，而代之以侮辱性的称呼“支那”，这个建议的提出者，正是当时的外相牧野伸显（日后的侵华主谋）。 1913年5月，牧野提出：“在欧美，无论中国各朝国号如何，均使用‘China’等地理性名称，而‘支那’之称我国也常使用...现阁议决定：且不论条约国书中将来理应用‘中华民国’之称，在帝国政府内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止‘清国’而以‘支那’代之。”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二册·关于决定在公文中使用‘支那’国号之件》）。 在牧野伸显的建议下，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 牧野伸显的建议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虽然中国政府屡屡抗议，但对方却往往视若罔闻。直到日本战败之后，才不情愿地废止“支那”的称呼，而以“中国”来称呼中国。不过在国内，日本仍将山阳、山阴地区称为“中国地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史料来源：《太平记》、《日本外交文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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