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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的年龄之所以相差50多岁，与父亲一生的婚事有关。如果要请一位算命先生占卜，一定会说父亲“命硬”克妻。父亲先后和四位女人结婚，却一位也未能与之相伴终生，都先他而去。父亲的第一位妻子高氏，是原籍附近曹庄子人。19岁时与父亲结婚，曾生育两个男孩，其中，第一个孩子取名大和尚（伯父的长子徐广乳名二和尚是由此排行而来）。两个孩子均先后死去。高氏与父亲婚后六年又两个月逝世。父亲的第二位妻子陈氏，乳名阿瑾，广东人。日后父亲向我们谈起她时，称“你们的广东妈妈”。16岁与父亲结婚，时父亲已在开滦林西煤矿做工。陈氏先曾回原籍大丰谷庄生活，后由伯父将其送回林西。曾生有一子（一说二子），均夭折。婚后两年零一个月，因与父亲生气致病，过早逝世。父亲的第三位妻子王艳荣，乳名萍头。即我的大哥徐文儒的生母。祖籍唐山胥各庄于家泊人，是一位“小姐”出身，其祖父曾官至知府，父王正，亦任至知县。王氏有三个哥哥——王国君、王国汉、王国瑞，王氏排行第四。其三个哥哥为一母所生，而王氏为另母所生。自幼在姥姥家（唐家坊，位于胥各庄至芦台间）长大，其姥姥家也姓王。可以想象，她既是小姐出身，又是“老闺女”，自然是娇生惯养，因而也就不会干什么女红、家务。23岁与父亲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夭折；1924年12月28日、农历十二月初三日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就是我的大哥徐文儒。由于这位王氏母亲不会做活，一身娇气，也由于父亲脾气古怪暴躁，所以常遭父亲的打骂。若干年后，父亲还曾以炫耀的口吻讲述他如何通过毒打来制服这位不幸的母亲的，中国广大妇女在当时的地位和境遇可见一斑。这位母亲与父亲结婚后只共同生活了四年零九个月，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8月9日、农历六月二十日，以28岁青春年华逝世。这位母亲逝世后，灵柩厝于林西北部义地上，我曾多次见到，四十年代迁坟至古冶东庄义地时，我曾随父亲、大哥前往，亲见了这位母亲的尸骨。父亲的第四位妻子李氏，乳名捧头，就是我的生母。祖籍唐山市开平以南10余里的康各庄。外祖父李彻（音），外祖母朱氏。家里有房有地，有菜园子，有牛车，看来像是个中农成分。母亲生于1896年（清光绪22年）、丙申年（猴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初五，星期五。姐妹五个，母亲排行老四。母亲还有两个弟弟。1925年（民国十四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八日，经三姨夫王好安（当时在林西开硫磺窑）介绍，母亲以三十岁的大龄女与父亲结婚。婚后，生了四男一女，这就是：二哥徐明儒，1926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十八日生；三哥徐通儒，1928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五日生；姐姐徐静贞，193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二十日生；四哥徐晓儒，1932年4月13日、农历三月初八日生；母亲生的最后一个男孩就是我。我家的房子同普通民居一样，“一明两暗”，即中间房子做为过道和厨房，东西两间为住室。从我记事时起，就由父亲带大哥、二哥和三哥在西屋睡，而由母亲带姐姐、四哥和我在东屋睡。从我诞生至1945年母亲逝世，我只在母亲身边生活了11个年头，感受到的母爱并不深。这是因为，母亲恰恰是在生我时坐下了病，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身病态，症状是不断地咳嗽、哮喘、怕冷。每天很少能躺下，多是坐在炕上，伏在叠起的棉被上休息。很少出屋，即使去院中的厕所，也要头顶一个小棉被才敢出屋。只是到了夏季才能短时间地到院中或家门口一坐。这种身体状况，自然难以出远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出过两次远门，一次是姥姥病故时，母亲前往奔丧；一次是按照父亲的完全不正确的旨意，母亲带领大嫂到原籍大丰谷庄收什么庄稼。对母亲的病，也曾不断延医治疗，记得直至我上学时，有时放学回家，见父亲为母亲请来中医，在母亲的臂上、手上扎着许多药针，平时也不断熬中药吃。一个时期，母亲服用一种叫“甘露”的液体中药，觉得效果较好，但后来可能是由于价格较贵，就处在一种既想服用，又不能充分满足的状态，只是有时买来一些省着慢慢服用。母亲一病自然食欲不佳，但贫寒的家境又不可能给母亲改善些饮食。记得有时夜间醒来，见姐姐给母亲做碗面条吃，这大概就算是补充营养了。那么，父亲作为开滦煤矿的中级职员，为什么不带母亲到设备好、技术高的开滦医院去诊治呢？我至今不得其详，也许是母亲的封建意识作怪不愿意去？母亲对自己的病体自顾不暇，也就顾不上照料、抚爱自己心爱的最小的儿子。在我的朦胧记忆中，只有偶尔在母亲身体稍好时，被母亲搂在怀中，而我又常不慎踩痛母亲的小脚的片段记忆。母亲也是一位小脚女人，确实给我印象稍深一些。记得幼时一觉醒来见母亲在洗脚、修脚，她那双经过苦苦缠裹而成的小脚，脚背高高隆起而弯曲，除大拇指构成脚尖外，其余四个脚指都被裹到脚底下，经过长期的踩压都已扁平，似乎生就如此。面对这奇特的脚，我幼小的心灵既感到新奇，也有某种惊恐。只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对于小脚女人的脚来说，既是让人看的，又是不让人看的。缠足、裹脚，是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被欺凌、被玩弄的突出标志，这种今天看来令人不解的恶习，在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我开始有记忆能力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作为已有了现代工业的林西妇女界中，幼女已没有裹脚的了，然而成年妇女中，除了少数知识界女性外，则还都是小脚。记得邻居一位大哥结婚，娶的是仅距林西三、四里地的农村石佛庄的媳妇，这位年轻的大嫂还是小脚。这种社会陋习为什么如此“自觉自愿”地流传了上千年，又是如此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深入千家万户？这只有留待民俗学去考究。母亲作为一位小脚女人，自然对裹脚有着深刻的切身体味。因此，也就常给我们讲述一些裹脚的故事。据母亲说，她是十多岁才裹脚的。这是因为，两个舅舅都比她小，而她又是家中的一个主要劳动力，裹了脚就将影响劳动。只是有一次去井边打水，周围的婶子、大娘们说捧头这孩子真能干活，可就是两只大脚不好看。这使母亲深深地受到了刺激，于是立即以两年闭门不出，把一双天足裹成了小脚。母亲也常常谈起裹脚的痛苦，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和几位姨各自坐在炕角裹脚，姥姥则坐在中间监视，谁不使劲裹，就用笤帚打，并由姥姥亲自动手，更加狠劲地把脚裹上。裹了脚，还要穿一段时间叫做“靴子”的木底小脚鞋，穿上这种靴子，脚会越走越小。母亲既然深受裹脚之苦，也就常常以裹脚来吓唬我们。当我们兄弟几个淘气乱跑乱跳而费鞋子时，母亲就说：“再淘气，就给你们裹上脚，省得这么费鞋。”说起来，我还真曾受到过母亲的小脚之惠。记得那是在我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什么集体活动，不仅要求穿统一的制服，还要求一律穿黑鞋黑袜。但当我放学回家向家人谈起以上要求时，上街现买已经来不及了。正在着急时，母亲却说，先睡你的觉吧，准有办法。次日晨，我还没起床，母亲悄悄地把一双黑袜子塞到了我的枕边。当我起来穿时才知道，原来是母亲的一双新的尖脚袜。由于是针织线袜，穿到脚上还挺合适。不巧的是，偏偏这天放学时又下起了雨，我的鞋袜都湿了。回到家中，我生恐受到母亲的责备，然而得到的却是母亲爱抚的一笑。这件事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热流满身。而这样一件小事之所以至今仍有清晰的记忆，则只能说，我得到的母爱是太少了，以致母亲的细微的爱抚都永记心头。
母亲裹脚晚还和她在姥姥家中的地位、作用有关。母亲有两个弟弟，但当母亲已开始参与家务劳动时，他们的年龄尚小。而在姐妹中，母亲又是一个精明能干、勤劳简朴的人。这样，就形成了她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她既要忙家务，还要下地干农活。母亲经常给我们讲，她下地种田，小小的年纪就敢于驾牛犁地。种的甜瓜熟了，就和另几位姨在窝棚里看瓜。所谓窝棚，就是在田地里用木棍、木板、蓆子搭起的临时性的小草屋。为了安全和便于瞭望，距地面有三尺多高。有一次天下了雨，母亲和几位姨正在窝棚里避雨，忽然觉得窝棚有些晃动，往下一看，原来是一只豹子在窝棚底下卧着，幸运的是，雨停了，这只豹子也自动跑远去了，母亲每讲起这个故事时还心有余悸。除了下地，母亲还要纺线、织布，她经常向我们讲在织布机上一坐几个小时的苦累，以及裹了脚以后，用小脚蹬织布机时的困难。唐山地区有一种食品叫“咯折”，是用绿豆磨成浆糊状，再加热摊成类似煎饼样的东西，质软可折叠，切成片可以做菜，味道极好。摊“咯折”出卖，是农民的一部分收入。母亲当然也学会了这个手艺。就这样，母亲不仅成了家中的重要劳动力，而且自己也有了一部分积蓄。据说，母亲与父亲结婚时还带来了很不少的大洋。由此也可看出，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她结婚较晚，或者说是耽误了结婚的最佳年龄的原因之一。
勤奋的劳动，参与家务的实践，培养了母亲精明的性格，遇事极有主见。用当时流行的对人的评价语言，母亲属于“有主意”的人。一个鲜明的事实是，父亲对前三位妻子都曾动手打骂，但唯独没动母亲一个手指头。据说这就是母亲处事“有主意”的结果。其实，她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即使久被疾病拖累，但她仍保有自己的威严。母亲说的话，我们都乖乖地听从，如有不从，也同样要遭到母亲的训诫。同样，在我们兄弟和姐姐当中，没有哪一个人顶撞过母亲。应当指出的是，在母亲的性格中，不仅有精明、“有主意”的一面，同样也有贤惠、温良的一面，或者说主要是这后一个方面。这当中，曾经长期被传为美谈的是母亲悉心照料大哥的事。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大哥刚刚诞生八个月，作为一位继母，母亲倾其全力照料这个孩子。而在母亲生了我的二哥以后，自己的奶水总是先要把大哥喂饱，而宁让自己的亲生儿在一旁啼哭不止。据说，二哥的眼就是在那时哭坏的。而在我们长大以后，母亲同样恪守着对“先头”孩子与自己生的孩子一视同仁的原则。为了促成两窝孩子的团结，后来，母亲还把自己的外甥女、大姨的女儿，给大哥做了媳妇。母亲的心没有白费。正是通过母亲的努力，使我们和大哥之间亲如一母所生。就我来说，只是到了十几岁才知道大哥是前母所生。而大哥在母亲面前也完全如母亲的亲生儿一样，记得母亲逝世时，大哥的哭声最为痛楚，周围的人们说，看不出死者是他的继母，这话不假。我永远为我的母亲的这种伟大的母爱精神、这种崇高的品德感到自豪，这也是我毕生怀念我的母亲的重要原因。二哥确实不幸，自幼眼睛不好。看上去眼珠呈灰蓝色，只是全国解放后，才被北京同仁医院诊断为“角膜云翦”。幼时视力尚可，因此也和其他哥哥一样，按时上了林西开滦小学。学校为了照顾他，就把他的座位安排在前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视力越来越不好，学习也就越来越吃力。因此，上到三年级或四年级时，不得不退学。退了学，自然只有在家中帮助料理家务。这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对他的心灵之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一年二哥得了病，几乎卧床不起。还好，又渐渐地恢复起来。还有一件所谓“被狐狸迷上”的事，至今仍令人不得其解。某天傍晚，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二哥独自一人在我家的西屋干些什么，只听得嘴里在叨咕什么话。我们几个同母亲在东屋，母亲唤其过来吃饭，就是不见反应。我们随母亲到西屋一看，二哥跪在地上似向什么求饶。这时，上班的父亲和大哥还没下班回来，惊恐中母亲叫来邻居的大哥。只见二哥又跑到了东屋的炕上，两眼直愣愣地，谁要靠近他，他就说“不要摸我的好狐狸毛”，并且还说什么“我住在古冶半道上”（在林西通往古冶的路边确是一片荒野地），“我今天筛了两万吨煤”（这天白天他确实在家筛了煤）。就这样，直闹到晚上九点多钟，身子往窗户方向一跃，口说“我走了”，立即清醒过来。第二天早晨，二哥随父亲、大哥一起做早饭时，二哥又胡说起来，父亲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厉声喊道“拿刀来，我杀了他！”二哥顿时求饶“别杀、别杀，我走、我走。”于是又清醒过来。对这件事，当然不能附会迷信的说法，但今天分析起来，是否与当时二哥内心的抑郁、乃至精神受到刺激有关？也未可知。
母亲病体的拖累，也造成了姐姐的不幸。我的姐姐徐静贞，原名徐迎春，还曾用过徐淑媛这个名字。由于母亲有病，加之父亲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姐姐失去了入学的机会。姐姐从八岁起就担负起了做饭的沉重负担。直到全国解放前，姐姐平时很少出家门。她完全没有享受到妇女解放、自由的欢乐。时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号称开滦中层职员居住的员司房，竟然还有这么一位被禁锢的少女，这是很难想象得到的。当然，后来姐姐也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并且在解放后参加了商业工作，但这是靠个人自学和解放后参加妇女识字班学得的。姐姐在我和四哥之上，她对自己的两个弟弟，尤其是对我，格外疼爱。记得有一年的正月，姐姐的哮喘病加重，以致昏迷。但当她刚刚醒过来，就喃喃地叫“小五在哪里？”我立即扑上去，手立即被姐姐拉住。那个令人肝胆俱裂的场面，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激动难抑。对于母亲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姥姥家来说，是永远令人神往的地方。母亲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大部分来自姥姥家。“上姥姥家去”，是我们最大的向往。可是，在我们的幼年却总也未能实现。我第一次去姥姥家是大哥结婚后，我随大嫂、即我的表姐回娘家时，由大嫂带我去的，那是一次甜美的记忆。我的姥姥家为李姓，姥爷早年逝世，这大概是母亲很少谈及他的原因。其实，连姥姥面我也没见着。这位令人感到温暖亲切的长辈的一切，也只是听母亲片段地讲过一些。印象中，姥姥是一位既慈祥又威严的老人。姥姥家有四个姨、两个舅舅。大姨，也就是我的大嫂的母亲。我幼小的记忆中受到大姨的疼爱不少，直到母亲逝世后很长时间，大姨还曾来家照料我们。当然，有大嫂、她的女儿在我们家是个重要原因。二姨、三姨的情况我已一无所知，可能是因为过世过早吧。老姨是姥姥家的老闺女，言语不多，非常温顺可亲。据说她还没结婚时，也曾来我家长住。父亲常讲，有一次闹土匪，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故意给老姨脸上抹上灰，幸免于难。后来，我们每去姥姥家，必到同村的老姨家看望。大舅李东山，乳名大链头，憨厚老实，对我们极和蔼，每来我家都和我们在炕上玩，我们常爬到大舅的身上，心中充满喜悦。二舅李东海，乳名二链头，与大舅截然不同，精明能干，又有些文化，是后来姥姥家的主要持家者。印象中，二舅架子很大，对我们总是板着面孔，显示出居高临下、威严神圣的样子，据说年轻时还是村里唱皮影的名手。大妗子一生未生育。二妗子常年有病，生有一男一女。男名李贵旺，乳名“傻子”；女名已记不得了，只知乳名叫“丫头”。贵旺长期生活在大舅屋里，由大妗子抚养，称大舅、大妗子为父母，据说这叫“一子两不绝”。对李贵旺这位表兄，我还有一定的记忆，因为直至解放后，我和四哥还曾数次去过姥姥家。他的年岁比我大一岁，而小于四哥一岁，是位很朴实憨厚的青年。直至2002年，我还专程到康各庄姥姥家故地，知道李贵旺于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罹难。他有两个儿子，一名叫李平发，一名叫李和平。二妗子后来病故，二舅又续娶，1956年我返里探亲时曾见过这位新的二妗子，可以看出，是一位很精明的女人，对我也真像是亲妗子那样亲切。在姥姥家的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妗子。大妗子是一位勤快、利索，精于持家，又精于应酬的人。对人和蔼，脾气好，微笑常挂在脸上，会抽烟。可以说，姥姥逝世后，大妗子就成了姥姥家的总体象征。幼时大妗子有时到我们家来，家里顿时充满了温暖、欢乐。也是由于母亲有病，所以每次大妗子来家都要给我们做许多的鞋和衣服，我们真觉得大妗子像母亲那样可亲。为了把更多的疼爱倾注到我们身上，大妗子还认二哥为干儿子，给这位残疾者以温暖。1948年至1951年期间，我和四哥同在开平马家沟开滦中学读书期间，还曾多次利用假日或开学报到后尚未开课的机会，徒步到距开平十几里地的姥姥家去。大妗子总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着我们，常常做些“懒豆腐”、烙几张面饼给我们吃。晚上，点着煤油灯，从外间屋炒来花生，边让我们在炕上吃，边让我们唱歌。我们也就毫不羞涩地唱了一支又一支。当时我们已是年纪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但大妗子仍让我们和她同睡在一面炕上。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欢乐，今天回忆起来仍有一丝丝的甜意。当我回味来自姥姥家的温暖时，往往还要朦胧地想到另一个方面的温馨，这就是，姥姥家还曾为我在距姥姥家不远的朱庄子找了二位干爹、干妈。干爹名朱兰普，干妈年龄较小，所以都说是“小干妈”。幼时，我还真的穿过干妈给做的衣服、鞋，用过干妈给捎来的“化学”碗等。可惜，我记忆中根本没和这位干妈见过面，至于干妈是否曾见到过怀抱中的我，就更不知道了。
徐慧儒，1934年出生，河北省唐山市人。1951年参军，1952年从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分配至六十七军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1954年抗美援朝回国后，先后在二○○师政治部干部科、组织科工作，后任二○○师干部部、六十七军干部部秘书、六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二○一师副政委、六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退休后坚持勤学奉献，任六十七集团军军史馆筹建工作总顾问，主编六十七集团军军史画册《血火铸辉煌》，编写《六十七集团军简史》，为地方机关院校作辅导报告200余场。2014年被民政部、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军休系统先进军队离退休干部”。 ★军旅原创文学与您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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