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胜本  我是八岁那年上的小学。手续很简单，父亲拉着我的手，到学校里，跟老师说：“给你送个学生来。”老师说：“来吧。”就这样，我就成了胶南县琅琊公社刘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笔，我们常常用小石头在红色瓦片上写字，不用花钱，还可以重复利用。后来，用富家子弟用过的铅笔头，套上一段小竹竿，便是一只心爱的铅笔了。可是，有了铅笔，就必须有白纸才行。当时最好的白纸就是封窗纸，通常是正面用完了用反面，正反两面都用完了，再用橡皮擦掉，重新用。当然，橡皮是绝对不可能花钱买的，太贵了，用的是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橡胶皮，可能是农村独轮车的内胎那种。这种橡皮常常把纸擦得黑乎乎的。偶尔能得到一块医院里输液瓶的橡胶瓶子盖，可就是宝贝了，因为瓶子盖是乳白色的，擦得纸不那么黑，常常舍不得用，有时还被当做礼物送给要好的小朋友。
就这样，在贫穷简单和无忧无虑中，上完了四年级。
刚上五年级时，父亲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点钱，决定给我买一支钢笔。父亲是文盲，不会写字，钢笔跟有文化人一样，在他心目中是很神圣的，况且，这么大的开销，马虎不得。所以，父亲把钱交给了那位叫郑江的老师，让他帮我买。 
过了几天，郑江老师在路上拦住我，问：“你想买钢笔，你喜欢粗的还是细的”？“细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细的，大概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细的笔尖用墨水少，墨水也是要花钱的。花钱买了钢笔，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尽量节省；二是细的笔尖写字也小，可以少用纸。那个年代造就了人的小气。我常常认为我为人小气，就是那个年代受穷导致的，以致我今天富裕了，也改不了小气的习惯。
钢笔买回来了，是一支墨绿色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但确实很漂亮，我兴奋地至少有两天没睡好觉。而且笔尖很细，果然是老师，就是会买。写起字来很舒服，比铅笔好用多了，当然跟瓦片之间就没有可比性了。
此后，我的第一支钢笔就很自然地跟郑江老师联系起来了。正如钢笔是书写工具中最好的一种，郑江老师是村子里为数不多识文解字的人。
钢笔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记不清了，可能是我有了新欢，或者是它自动退役，但给我买钢笔的郑江老师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发生了“文革”运动，我们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晚上点上汽油灯，学校提供旧报纸和毛笔墨水，我们只管胡说八道，给老师们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我记着给郑江老师编的罪名是偷公家木头。在我们轰轰烈烈的批斗之下，郑江老师被迫离开教师岗位，务农去了。
十几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暑假回家时，郑江老师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主动问我：“叔（我辈分高），放假了？”我尴尬地“嗯”了一声。他已经务农十几年了，虽然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我的老师，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喊一声“老师”，反倒怕他觉得尴尬，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自己当年是老师了吧。现在想想，我的那一声“嗯”，肯定给他留下高傲的印象，可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 后来，郑江老师跟长途客运车售票，赚钱不多，勉强养家。再后来，听人说郑江老师因车祸离世了。我如梗在喉，好长一段时间沉默无语。 我写这篇文章时，离郑江老师去世又过了好多年，真的希望你在天有灵，能够读到这篇文章。为我的第一支钢笔，我记得你大半辈子，但不知我的那张大字报你是否还记着？ 我是个懦夫，我没有勇气为那个时代的无知救赎。但愿有来生，能够好好地报答你——我的老师。 作者简介：刘胜本，198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开发区一中（地理）至今。被评为青岛市青年教师优秀专业人才、山东省“我为教育立新功”先进个人、青岛市先进班主任、开发区教学能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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