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疫情爆发后对都市食物系统的反思

疫情之下，我们不能只去找病毒的根源，还应该思考全球食物体系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前些年，我受邀去美国考察他们的食品安全体系，十几天行程下来，我觉得我们两国所说的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有层次上的差异，美国因其极度集约化的食品供应体系，导致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食源性的安全问题，比如某快餐连锁店，一次牛肉微生物感染，整个全美都会爆发检测案例。因为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会使得风险爆发成散点式，就像全北美冬季鲜食番茄90%都是佛罗里达州生产的，这样的生产体系就会导致单一生态生产下极其脆弱的系统。

想到新发地供应北京80%的生鲜蔬菜，这实际上已经高度集约化了，说实话，可能你在各个品牌网站和小区团购上，看似购买到不同品牌产品，其实都是来源于新发地。所以当疫情爆发时，没有必要嫌弃菜市场，而转而觉得某某生鲜就一定是安全的，因其发货速度快、精美包装就觉得安全，但生产过程中该用的农药、保鲜剂等东西一点都不会少。

最近这些年出国的朋友们很多都注意到了兴盛于美国各地的农夫市集，在纽约曼哈顿的周末街头、美国农业部的小广场、哈佛耶鲁大学的校区内每周末都会有农夫市集，在农夫市集上，农民自己来卖菜，还有一些在地艺术家现场卖一些手工艺术品，大家可以逛菜市场，形成了一种活跃的周末菜场文化。

很多新兴起的农夫市集要求必须是农夫自己卖自己农场的产品，由当地政府部门去考察认可农夫所售卖产品是否自产，同时，如果有有机认证就可以贴有机的标识。在确认了所售卖产品是自产后，一些农夫市集就允许农夫们出售自己加工制作的产品，比如奶酪、土豆片、番茄酱、果酱、沙拉等，之所以允许，是因为所售卖产品就在当地流通，从加工到销售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可以追溯，如果让每个农场主都自己搞个食品加工厂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多加工厂的过度加工也难以满足大家对于无添加的需求。但这也是本地生产、本地销售因其短链能最大程度上可以减少风险的前提假设，如果你要做多点流通、国际流通，那就必须要有严格的加工资质。

就像我们村子里的豆腐坊，已经加工豆腐几十年了，每天拉着三轮走街串巷卖豆腐，但其实他们没有任何的加工资质，但村民照样买他的豆腐，也都几十年了，豆腐坊的农民只销售本乡本土，人也长期住在本地，出了问题很容易就追踪到。这样的流通体系实际在我们目前主流的以城市为主导的流通体系之外，长期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是否合法？

有数据显示，北京郊区还有151万亩基本农田，有40万农民从事农业，像北京这样的两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考虑的肯定不只是农民，也不只是市民，北京的农业肯定不是只为了喂饱肚子，这是这个庞大的都市稳定的基础，同时也应该兼具教育、休闲、环保等多功能性，人口多对食物生产是压力的同时，也是巨大的市场空间。

我很想给北京的农口和城市管理者提一个问题，疫情初期，北京昌平的草莓大量滞销，两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为何却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在阴暗吵杂的批发市场、常规菜市场与摆放精美、所有都用塑料包裹的超市中间，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笔者在很多国家参访时都会去考察农夫市集，包括在泰国一场盛大的市集举办完之后，场地依然干净，各个摊位都会自己带垃圾袋，市民也不会随意丢弃。我们看到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期，又恢复了露天取菜点的方式，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小型的农夫市集。

北京郊区的农业主体近些年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北京郊区农民收入相对较高，务工也更容易，一大部分粮食种植用地已经形成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还有相对规模的大棚设施用地，这些土地基本是园区式的生产，园区主体基本都是新型的农业主体或者村里的大户，还有一些是非北京本地但在郊区租地做小农场的主体，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乡村本地30-40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因为就业形势愿意留在本地务工。

那么，面对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更年轻的“农民”群体时，我们是否可以在制度设计上为这种方向保留更多创新的空间？
类似社会生态农业模式下的家庭配送、农夫市集、社区团购、加工作坊等，可能得到更宽松的制度空间？

北京也有着全国最顶尖的智库和大学，其中与农业和食物系统有关的也有不少专业，如何能让大学成为创新的出口，而有巨大市场的北京郊区成为全国农业创新的试验区，我想这恐怕是我们在疫情下才有可能思考，也是亟待变化的。就像有人认为城里人都愿意到乡下种田都是吃饱了撑的，这其实正是我们在研究中看到的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当城市人厌倦了高楼大厦、厌倦了标准化和工业化的审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更应该紧跟社会变化，看到国际发展的趋势，更快找到北京农业和食物体系发展的定位，给北京本地农业更多的支持，如物流、市场、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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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再度来袭，这让我想起十年前我和我先生程存旺一同发表在《中国合作经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短链农业的思考》，如今读来依旧应景，在此一并分享给各位同行者，供大家思考、借鉴。2009年，我们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政府共建产学研实践基地，共同探索生态农业在首都的发展模式，小毛驴市民农园应运成立。之后，我们于2012年再次创业，创办分享收获农场，这两家在地的京郊农场经过近十年对社会生态农业模式的本土创新及探索，有效地证明了短链农业形式在环境、社会、经济三大维度上的可持续性。

关于短链农业的思考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由于大量投入农业化学品而普遍遭遇严重的农业污染，纷纷调整产业化的农业发展政策，日、韩、欧盟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限制农场规模，并确立以生态农业治理农业污染的指导思想。伴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绿色运动的兴起，涌现了一系列与生态农业相适应的短链农业营运模式，如社区支持农业（CSA）、消费者合作社（CO-OP）、观光农业（Agri-tourism）等。

一、短链农业与短链食品的概念

短链农业，即减少常规的长链农业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如加工、包装、营销、运输等，同时还指缩短从生产到餐桌的空间距离。与之相对应的短链食品，是指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本地化、可持续、替代性食品。“短”意味着各类信息都是透明和可见的，即通过中间环节的尽可能减少来确保消费者尽可能了解食品生产和流动过程的全部信息。

二、短链农业发展经验

（一）国际发展经验

社区支持农业（CSA）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缩写，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是生态型都市农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人群结合、互动的典型模式，在欧美日韩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兴起。因消费者预付生产者费用，与生产者共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而确保了生产者的收益，并收获健康的农产品。

社区支持农业CSA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八十年代出现在美国。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城市人距离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少的人了解食品的来源和关注生产者，所以市民逐渐开始关注土地的健康和城乡之间的关系。

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1965年在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本地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就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了一个协议。这种方式叫做提携（Teikei），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强调“在蔬菜上可以看到农夫的脸”。据调查，日本有80%的人认为“使用农药、化肥是致癌的主要原因”，75%左右的人注意“买没使用过农药、化肥的水果和蔬菜”。在市场需求转变情况下，日本的农户生产模式也开始转变。截至1997年3月，有机农业注册农户达到全部农户的70%，注册农地约占全部农地的50%。

由于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CSA农场，如今的美国据说已经有5000多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约覆盖30万家庭，影响人群近百万。据统计，1990年，消费者购买了10亿美元的有机食品，200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0亿。1997年，美国有120万英亩有机耕作的农田，2001年，这个数字达到230万英亩。在美国，一个频繁有机购买者年收入是43280美元，其中31%的频繁购买者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他们强调“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理念。现在CSA 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渐被大众所接纳。

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农业与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生产者和市民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由于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农业因素和条件又千差万别，因此，CSA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CSA是目前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途径之一，也是市民消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独立决策去寻找健康的食品的方式。

农民市场（Farmers' Market）是美国食物本土化运动的一种，类似于中国的集贸市场或者说菜市场，这种形式，能够让农民和消费者双方获利，消费者能够买到本地种植、新鲜的农产品，还可以知道种植这些农产品的农民是谁；农民能够在农民市场上挣到较高的利润，因为很多地区有很多大的购买者或者连锁食品店购买者会到农民市场。同时，农民市场还能促进一种社区感，因为有的农民市场有一些简单的课程教给消费者如何保存食物、简单的种植技术。有一些市场还会邀请一些音乐家或者艺术家在市场中表演，让人们感觉不只是在购买食品。

此外，在欧、美、日、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中还发育了消费者合作社（Co-op）、慢食运动（Slow Food）、“吃在当地、吃在当季”（Buy local,buy fresh.）的本地化食品运动。生产方面则强调有机（Organic）、生态（Ecological）、生物动力（Biodynamic）、永续（Permaculture）等耕作方式。

同时，在美国调研时还发现，短链食品经济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当地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冲击。

（二）国内的试验

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凤凰岭山脚下，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孵化出来的一个现代农业项目，园区占地130亩，土壤和水源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符合有机种植标准。该农园主要操作者与美国的农业贸易与政策研究所IATP合作、借鉴了明尼苏达生态农场与CSA配合发展的既成经验。该项目经过一年运作，试验者通过开展的直接观察和问卷调查，认为该项参与式社会科学试验的车间试验目标已经达到；可以进一步选点中试。

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植模式上坚持生态农业种植模式，营运模式上采取CSA模式。“小毛驴”于2008年开始建设，设计环节体现了生态农业理念，既有种植又有养殖，既有农田又有草地和树林，各种元素相互配合，有利于发挥协同效益，形成良性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生态种植环节的核心是利用劳动替代资本的资本浅化机制来实现土壤改良。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包括使用有机肥、禁用化学合成农药和除草剂、制作堆肥。生猪养殖方面，农园采用自然养殖法，其核心是依靠本地有益土著微生物分解排泄物，已达到降低污染、节约用水、增强猪只抵抗力的效果。

2009年4月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对外招募CSA份额成员。招募的过程主要分为宣传、签约和运作等三个环节。

宣传方面，在工作开展之前，小毛驴对CSA份额成员目标群体进行细分，确定了卡通风格的宣传资料。小毛驴各项体现生态农业理念的元素成为宣传资料的主要内容。其次，宣传资料还突出了生产功能之外的农业多功能性，如休闲娱乐、食品安全和自然教育。宣传途径上，除了依靠网络和平面媒体等常规渠道，小毛驴还有意结合社区的环保和健康教育活动开展宣传。在与社区结合的宣传中，市民与所在社区进行的沟通、协调和组织等动员工作是确保宣传低成本进行，并取得社区信任和支持的关键，并且是外部力量，如普通商业资本无法操作的。进社区宣传之后，小毛驴还邀请社区居民到农场参观，通过实地考察增强市民对小毛驴的信任。

签约方面，小毛驴制作了北京地区的农时历，CSA份额成员在签约之前即可了解到在CSA运作过程中定期将收获的农产品。协议规定，份额费用采取预先收取的方式，体现了消费者与生产者共担生态种植风险的内涵。小毛驴CSA份额成员包括劳动份额和配送份额两种形式。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共招募了CSA劳动份额成员17户和CSA普通份额成员37户。劳动份额是指市民在小毛驴承租一块30㎡的农地，小毛驴提供工具、种子、水、有机肥等物质投入和必要的技术指导等服务，市民完全依靠自身劳动投入进行生态农业耕作和收获。劳动份额的费用目前1000元/期，租期为1年。配送份额是指由农场工作人员统一规划种植蔬菜，定期供应给份额成员的形式。供应频率为每星期一次，每周蔬菜品种不少于3种，分为20周配送到门；供应的重量依据协议分为整份（400斤）和半份（200斤），相应的费用为2000元和1000元；供应的方式分为配送和自取，配送费用为500元；因此，普通份额中费用最高为2500元，最低为1000元。

运作方面，分为CSA运营管理、周末接待市民参观和特色活动举办。CSA运营管理分为种植管理和CSA服务管理两方面。小毛驴的工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当地农民，另一部分是实习生。日常种植管理主要由小毛驴雇佣的当地农民完成，为了确保蔬菜的品种和质量，需要合理分配地块和安排种植，工人主要依照农时历进行种植管理；CSA服务管理主要由小毛驴的组织者和实习生完成，内容包括配送、制作简报、份额成员交流等。周末是CSA劳动份额成员前来劳动和市民参观小毛驴的时间，据估计，小毛驴从对外开放至今已经接待游客万余人次。接待市民的工作主要由实习生完成。同时，实习生还负责特色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

2010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共招募了CSA劳动份额成员120户和CSA普通份额成员180户。在2009年有机蔬菜的基础上，2010年CSA普通份额增加了附加份额内容，其中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养殖的生态猪肉、柴鸡和鸡蛋，以及来自国仁绿色联盟的有机小杂粮和菌类、河北张北县行动援助办公室扶贫项目点的亚麻油、河南兰考无公害大米协会的大米、江西万载妇女互助储金会的百合粉及北京密云京纯养蜂合作社的蜂蜜，这些产品的供给方都有政府或者NGO组织参与共建的背景，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管理团队建立长期合作，双方有较好的信任基础。

小毛驴通过宣传、招募、配送、种植、活动等几个部分，主要针对生态型都市农业消费群体——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计划和安排工作，较好的完成了2008年的运作，并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成员间的口口相传形成了小毛驴的品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北京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绿色消费。小毛驴市民农园的CSA运作模式具有一定局限性，世界范围来看，CSA农场多集中在城市郊区、小镇附近，利用城镇经济的溢出效益提升农业生产层次，将农业生产打造成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综合体。

市民组织的发育和CSA农场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在政府、高校和社区三股力量参与下建立的，其中政府和高校的组织程度较高，社区居民的组织程度较低。社区居民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CSA运作的过程中，通过劳动而并非资本进行合作，合作过程中的沟通、协调促进了组织化的形成。提升组织化的社区居民又反过来有利于CSA的运作。

三、建议

鉴于生态农业和短链食品经济对田园城市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借鉴国际国内发展短链农业的经验和教训，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开展多种模式的短链农业试点

一是政府参与模式。选择政府和公司选址共同建设，由相对有社会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参与实际运作。

二是企业运作模式。由企业联合消费群体和农户建立生态农场，在消费者和生产有机食品的生产者之间建立互动机制，为高、中端消费者直接提供有机食品。

三是建立有机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组织。借鉴与我国国情比较接近的日本、韩国的经验，通过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组织化程度来实现短链食品经济中的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

（二）逐步实现常规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发现，我国农业污染占全国污染总量的1/3-1/2，农业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常规化学农业造成多重负外部性影响，生态农业有利于实现农业多功能和节能减排。2010年初刚发布的《第一次中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的数据表明，在水源污染方面，农业已经成为部分水污染物的第一大来源。

（三）充分发挥短链农业的休闲、教育功能

短链农业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有机食品，还兼具农业耕作体验、休闲和教育功能，为市民扩展了放松身心的生活空间。在城市居住的小孩一般很少接触大自然和农业生产，利用短链农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联系，可以让孩子亲自参加农事活动和采摘果蔬的收获劳作，并在多种活动的参与中得到教育和收获。

（四）政府应适度补贴生态农业的发展

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很多群体在尝试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的不同类型（如重庆、上海、成都等地），有机种植具有偿还以前几十年过度依赖化学农业对土壤侵害造成的生态欠账的公益性质，完全让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生态农业转型的风险是不合理的，政府应承担部分生态农业转型风险。因此，建议政府逐步减少、最终取消对常规化学农业的财政补贴，转而支持生产者的零排放的生态农业实践。

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团队创建的一个致力于研究、推广社会化生态农业的社会企业。

分享收获以倡导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生命、消费者保障生产者生活，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为使命。致力于搭建一个信任的桥梁，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让生产者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促成安全食物社区的构建与发展。

自 2012年5月份启动以来，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分享收获农场”目前已经在通州区西集镇拥有 60 亩蔬菜种植基地和 110 亩林地养殖基地，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拥有 50 亩蔬菜种植基地和230亩果树基地。

与此同时，分享收获助推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的成立，参与举办每年一度全国CSA大会，并创办“食物社区”产消平台，联结了上百名中小型生态生产者，将更多符合分享收获标准的农产品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推向市场；分享收获会员核心小组协助推动了“大地之子食农教育”项目，让孩子了解食物和农耕文化，在城市中推动都市农业、屋顶菜园、校园菜地，可持续食堂，亲近土地和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大地上无穷的快乐、知识和美。

我们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当做自己

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把身边的邻居、

生产者与消费者当成一家人看待；

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一员，对大地母亲负责；

为了共同的生活，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