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最引人热议的就是高考了。提起高考，许多人会把它与古代的科举制类比。但墨酱以为，二者虽然都对一个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但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作为一种选官考核制度，通过科举考试之后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做官的。 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高考经常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同样，古代科举考试也是具有一定的难度，而唐朝科考相对来说更难一些。 首先了解一下唐代科举考试概况：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形成于唐，是指朝廷经考试的办法，根据成绩选取人才、分授官职的一种制度。 唐朝科举考试主要的形式分为常举和制举。制举一般是皇帝一时兴起举办的，考试时间与科目均不确定，报考的人数不多。唐代学子投考的主要是每年定期举行的常举考试，考试的科目主要以进士科和明经科为主。进士科考诗赋，要求考生在既定的题目写一首诗，再写一首赋，灵活性比较大；而明经科主要考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情况。 参加常举考试的考生有两类：一是“生徒”，来源于中央和地方的官方学馆，经过学业考试合格的考生；另一类是成绩优秀通过州县保送名额推荐获得参加考试资格，也称为“乡贡”。比如，杜甫就曾经被地方举荐。 （参考：《新唐书·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 现在切入主题：之所以说唐朝科举制难，难在哪里呢？ 求学难唐朝科举制度下，要通过科举中金榜题名，获得官职，读书人需要一路升级打怪。即：县试、州府试、省试、吏部复试。 考试之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是学习。漫漫求学路，对寒门子弟来说尤其艰难。官宦人家的子弟，生来就有“特权”去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家塾上学。而非官宦子弟或者寒门学子说一般来说是不能进入官学的，即便能进，往往也需要大量学费。因此寒门学子求学的地方多半是村学、坊巷学、儒生自办的私塾等。 官学就是朝廷支持创办的，我们该记得韩愈就曾在中央官学做过老师，官学的教学质量毋庸置疑。民间村学、坊巷学的教学质量与之没有可比性，不少寒门学子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只能背井离乡，外出寻找能够接纳他们的官学或者比较好的私塾。如果实在没条件求学，就只能靠自学了。 学有所成之后，就要面对重重考试了。首先面对的是一场“海选”——县试。县试一般考杂文（或诗赋）创作。 通过县试接下来是州府试，州府试要考贴经、杂文（或诗赋）、时务策三场，考查对经书的掌握程度、文章的创作水平以及时政的评论能力等。 州府试通关后，读书人就可以向京城出发，参加全国性的考试——省试，此“省”指的是尚书省，也叫“礼部试”。省试考试内容、形式与州府试基本一样。古时交通不便，走到这一步的学子需要背着书籍、衣物长途跋涉去“考点”，如果不想沦为炮灰，去赶考的路上还得抓紧时间复习，相当辛苦。 考试难度大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难度是一定有的。 前文提到进士科比较灵活，因为主要的“诗赋”考察，普通的、日常的写作也许是自由的，而这种答题写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有固定的诗题，时政、景色、传说、儒家名言等有可能成为诗题，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并且有许多形式方面的要求，比如说要用五言律诗，有用韵的限制。而既然是一种创作，还要考虑到审美因素。即便足够博学，还要具备创作才华甚至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 比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参加省试，面对“湘灵鼓瑟”这个很难写出新意的“烂俗”题目，以“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的神来之句赢得了状元，并且由此声名鹊起。 而另外的一些题型在不断改革中，在提高考试难度的方式上却往往陷入“为了难而难”的怪圈中。 比如，帖经。帖经是唐代常科考试中常用的题型，明经科、进士科等都会采用此种考察方式。而且应明经的考生只有通过帖经才能进入下一轮，可见帖经的重要性。 帖经是“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唯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即将经文中的某行帖住三个字，由考生作答。可以理解为填空题，旨在考查考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 然而，为了增加考试的难度，主考官没有想到巧妙灵活的考察方式，反而专挑那些生僻、容易混淆的经文，出一些偏题、怪题。 又如，“墨义”。即默写经义，由于口试容易被主考官与考生用来共同作弊，因此有人提出采用笔试的方式代替，即“墨义”。唐朝科举中墨义和口试的方式经常交替使用。 【解释一下“口试”。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改革，开元二十五年明经科增加了新的考试方法——口试，即要求口头答述经义，故称“口义”。口试问大义时应考人对题目进行口述，结束后立即宣布成绩。类似于面试，既有利于观察学生的反应能力，又考察了学子对儒家经典深刻的理解度。而且刚开始这种形式是当众的，具有一定的监督效力，公平性也有保障。 但是，在执行中，考官往往是单独提问考生，而且不进行记录，因此事后对成绩进行复查也找不到依据。这种考核方法为考官与考生共同作弊提供了便利。】 “墨义”考试即学生根据题目的要求。写出经文并写出它的大概意思。类似于问答题。 这种考察方式本来与口试一样有利于促进学生研究儒家经典并且有独到的见解。同样为了增加难度，主考官往往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要求学生作答。 这些“为了难而难”、简单粗暴地增加考试难度的方式明显是不科学的，甚至违背了科举考试的初衷、不利于选拔人才，让考生不再深究经文大义而是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押题上。 制度漏洞导致的不公平唐朝政府出于“一试定终身”的顾虑，也为了更多途径地搜罗人才，科举考试并不是完全拼学识与才华的，因为还有“行卷”“公荐”等灵活的形式。 但在实际中，这些政策却容易导致贿赂、请托之风的形成，甚至严重影响到科举制的公平。 所谓“行卷”，是指考生在考试前，从自己创作出的作品中挑选出一些加以整理、编定成卷，呈送给达官显贵或文坛上的大家名流，希望获得他们的赏识，从而为自己背书，在同届考生中营造声誉或者推荐给主考官，进而提高及第的几率。 在一次作品投献之后没有动静，考生会过几天再投献一次，即所谓的“温卷”。 “行卷”的确帮助了一批有才学的文士，比如，白居易起初籍籍无名，后来将作品呈献给当时文坛大V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字，）便调侃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而当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妙句，不禁拍案叫绝，感到非常“打脸”，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被才气打动的顾况愿意为白居易“推广”，白居易在文坛的声誉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后来及第打下了基础。 但是一些达官贵人和主考官未能严格执行而带来一些不公平。如杜牧虽然因《阿房宫赋》声名鹊起，但当时科考第一的名额已经提前确定了，才华横溢的杜牧最终只能屈居第五。 类似地，“公荐”的制定本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选贤举能，起初一些公正的台阁近臣也确实荐举了许多真正有学识的人才，如韩愈就是因为得到兄长故交的推荐而最终及第的。 但这种制度后来却逐渐变味。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或以手中权力来讨好上司，或惧怕权贵势力，容易对他们所举荐的学子“开绿灯”。 “公荐”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权势的干扰而难以保持其公平性，甚至为后来的朋党之祸埋下了隐患。 随着“行卷”“温卷”以及“公荐”等的推行，一些考生难免要周旋于权贵府前，甚至要出钱贿赂。这对于普通学子尤其是寒门子弟来说难度更大，由于没有大佬帮忙引荐，他们经常碰了一鼻子灰，奔走往来结果却是一场空，身心俱疲。 录取率低唐代科举录取比例之低是后代科举所少有的，尤其是当时被看重的进士科。大约明经科十中一二，进士科百中一二。“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唐·杜佑《通典》）结合前文提到的进士科的灵活性较大，当时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个录取数据相比于宋朝就显得很“虐”。宋朝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从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录取人数开始达到每举一二百左右，其他诸科的录取人数则更多。 披荆斩棘通过科举考试就万事大吉了吗？还记得开头第一段墨酱说“通过科举考试之后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做官的。”唐朝就不在“很多情况”之中，没错，唐朝举子中明经、进士之后，仅算作及第，有了所谓“出身”，还不能授官。须再通过吏部选官一关才能授官。 实事求是地说，一朝及第就已经相当优秀了，那些“天选之子”春风得意，一般会聚会于曲江亭、在雁塔题名。而因为尚未入仕，因此也有人发出“犹着褐衣何足羡。”短暂的风光之后，士子们又要奔走于权贵门前，或是度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为了解决科举出身后等待入仕的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较重要的就是设置了科目选，没错，又要考试了。科目选的科目有博学鸿词科、书判、拔萃、三礼、三吏、三传、五经、九经、开元礼、明习律令等。凡是考试成绩优等的，不论出身年数均可获得相应等级的官职。 这其中博学鸿词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考的。比如“学霸”柳宗元，21岁进士及第（还记得“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吗？），五六年后才通过博学鸿词科的考核。 从求学到最后授官，这期间的重重考核，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而做官，真心难，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唐朝做官的途径不止这一条，却是寒门学子不得不选择的方式。emmm你懂得~ 中国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世卿世禄、两汉的征召察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等，及至隋炀帝时期创立科举，从此开启了中国官吏文官考试制度，到唐朝不可能在短暂的时期内有非常大变革。 唐朝的科举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夯实统治基础，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促进唐代文学的繁荣等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漏洞与不完善的地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