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了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当时,正是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商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 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有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 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 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的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有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 周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 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59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八百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一千八百多个。后来,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 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周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三百乘,虎贲(猛士)三千名,甲士四万五千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 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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