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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大盂鼎》，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被列为民国“四大青铜”重器，它除了鼎、盘的形制、材质上佳外，其铭文数量多而精妙绝伦，无疑是“锦上添花”，更使其成为一流宝器。  《大盂鼎》是西周第三代康王时代的一种金属饮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出土后命运多舛，几易其手。后日军查寻其鼎，曾在潘宅掘地三尺无获，这多亏潘祖荫后人机智过人，将其鼎深埋并加以伪装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将宝鼎无私贡献给了政府。此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院。 宝鼎器形雄伟，工艺精湛。其高超一米，口径71.8厘米，重153.5千克。内壁刻有铭文19行291字，内容记载康王于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铭文大意是康王告诫盂汲取商代嗜酒误国之事，要牢记前年之鉴等。史料相当珍贵，对研究西周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金文中，《大盂鼎》铭文，应属于西周早期金文初步定型的全新书体。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分析，笔意、结体、笔法、笔势等要素已具备，完成了从古岩画刻符、彩绘纹饰、陶瓷刻线以及甲骨文的过渡。 虽说是出自西周早期的铭文，但书法体势严谨工稳，结体质朴古拙，用笔方圆兼备，端庄凝重，雄浑不失壮美，布局沉郁不失灵动，整篇大气磅礴，气象厚重，一丝不苟，十分精美。书史称其为西周早期金文的顶尖之作、代表之作，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  此鼎铭文的具体特点： 一是笔画特色鲜明。线条粗壮浑厚，如波磔、横笔，犹似汉简一般，粗犷不雕，波磔修饰成刀形，出现锐角，非但不丑，反显其爽利劲挺，很有力度。二是象形痕迹犹在，如井、酒、以、鬲等等不少的字，仍以形状成字，既象形又会意，一点不勉强，反倒拙朴生趣。三是趋向方框字体，线条匀称，结构合理，美观大方，同初创文字时的字体已然不同，应属于较为成熟的书体。四是章法新颖，字体大小参差错落，行列整齐有序，粗看上去一派严谨肃穆，细察又活泼灵动，给后世书法树立了章法之美的样板。  我素喜金文大篆，就象我一直追求草书那样，主要因为它们都很生动、活泼、自由、浪漫甚至于玄虚奥妙，当下笔之际，不知会写成啥样，不似楷书写来写去一个面目，很难变化。我临写大篆，可以自由发挥去写。这种金文发展的本身即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字形的正斜、大小、长短、粗细、宽窄、高下等等要求，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固定不变，我理解是遵循着一定规律，有可塑造的余地，比如长点短点、粗点细点、正点斜点关系不大。尤其是写这种早期金文，形意杂陈，写的生拙一些质朴一些都是可行的，因此留给书写者创造性、自由度较大。至于到了金文发展的后期，法则、规范相对多了一些，那应是金文的成熟期，月满则亏，紧接着即是它的衰退以至消亡期了。  在商周时期，江南铜矿资源丰富，而中原一带铸铜技术已很成熟，青铜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工序是先做成模型，将铜液（铜与锡）倒入，冷却后器物即成。铭文也是事先写好，再刻入模具（软而好刻），浇铸而成，尚带有一定的手写痕迹。因而，金文与石刻相比，逼真度高，且自然灵动一些，作为临学范本容易掌握。但这种古代书体，后人多不使用，其字符不易识别，需要下一番功夫学习。我认为，《大盂鼎》尚属规范化的早期铭文，弥足珍贵，从此着手临习，较易收到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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