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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金文书法：钟鼎千年，风华万代 【编者按】铭文，指的是古人在青铜礼器上加铸铭文以记铸造该器的原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极为发达的年代，在这两个时代，诞生了诸多著名的青铜器。与此同时，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不再仅仅用于纪录，还衍生出了丰富的书法艺术内涵。 壹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中华民族与世界上许多古国一样，很早以前就创造发明了文字。关于汉字起源，从近年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考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上，已经有了刻画符号，这些符号虽简单，但从总体分析，它们反映了汉字萌芽阶段的多层次的表象，有的结构甚至很进步了，为以后汉字的完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母戊方鼎铭文 我国历史进入商周青铜时代以后，文字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升华。商周时代发现最多的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金文则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商周时代把铜称“金”，所以后人就将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古人又称“钟鼎文”或“彝器款识”的，款是铸在铜器上凹入的阴文，识为鼓起的阳文，现在许多人又称它为“青铜器铭文”。金文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商周时代的重要史料，主要有祭典、训诰、征伐纪功、赏赐策命、契约盟誓，等等。 司母戊方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2世纪末，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金文的字体构造，完全可以用古代造字方法的“六书”来解释，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云，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金文字体称作大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因而又称大篆为籀文。大篆早于秦代的小篆，是汉字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金文书体丰富多彩，优美喜人，有着极强的艺术魅力，是今天研习书法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 贰 金文的出现约在殷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4世纪），但这时仅仅是萌芽，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的铜罍的颈上有三个龟形图案，即象形字的表徵。传世的“亘”铭铜鬲（该器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双线笔画勾出文字，稚朴和谐。以上之例，均属族徽文字。 大盂鼎，西周前期，公元前10世纪初，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化的发展有其继承性和连续性。殷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金文，除有古朴自然的图形文字（又可称图画文字）外，与甲骨文一样，又出现了许多形声字，表明它冲破和超越了象形与会意字的局限性，使汉字的创造更加方便、丰富和实用。一件铜器上，不单纯有几个字了，有些较长的内容，可达到四、五十字。这时金文书体雄劲有力，宏放恣肆，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有名重器“司母戊”鼎和近年新出土的“司母辛”鼎上的铭文，“司母戊”“司母辛”几个字宏伟雄健，凝重有力，不失为商代后期金文典型代表作品。其（铭）所作3件铜卣是目前所见殷商后期重要长篇金文之一，书体秀丽古朴，安阳后岗出土的戍嗣子鼎铭，笔势优美洒脱，遒劲有力。小臣缶方鼎铭、宰甫卣铭，特别注意到金文章法的排列，行款整齐。毓祖丁卣书体，虽显急就草率，但高古自然，新颖独特。 司母辛鼎及铭文 叁 西周时代由于对礼乐的加强，对青铜器更加重视。各级贵族将大事“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墨子·非命》）。以“纪功”“称扬先祖之美”。传世与近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许多均具长篇文字，最长的金文，现藏台湾的宣王时代的毛公鼎497字，相当于《尚书》一篇。这时的金文不但有着重要史料价值，同时许多也是书法艺术的佳作。 大盂鼎铭，金文，19行291字。 1976年，陕西临潼发现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内容简洁地说明伐商这一历史事件，字体仍沿袭商后期的波磔体，雄伟有力。4行，32字，行款整齐，竖行每行8字。闻名遐迩之重器周康王时的大盂鼎，腹内壁铸铭291字，不但其内容相当于《尚书·酒诰》，而且书法艺术也极高超，字体凝重苍劲、雄浑伟丽，书家字字认真，丝毫无苟且之作风。超卓的书法，不但是西周前期金文的典型作品，而且也是金文中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史墙盘铭文 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匜，金文字体诘奇，纤细妩媚。史墙盘内底铭文284字，用言简意赅的语句，记载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各王的功业。铭文行款舒展，字体高古典美。清道光山西宝鸡出土的，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是目前所见最大的青铜盘，盘内底有金文111字，记器主虢季子白率领军队与少数族猃狁之战。虢盘铭文书法，结体圆润灵秀，亮丽优美，昭示出小篆韵味，开辟了大篆向小篆发展演变的先导。更值得一提的是，铭文有韵，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 与虢盘接近的书体，是师虎簋铭，该书体清秀柔和。西周后期金文书法，趋于严谨精到，达到了书法与铸造术空前成熟的水平。字的竖笔常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为“玉柱体”。为了使每字大小均匀和横行、竖行整齐，有的还采用方格，再在方格内填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小克鼎和近年在陕西出土的周厉王簋铭文书法就具玉柱体风格。大克鼎和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钟等器物上则将铭文填在网格内，使铭文整体格外整齐均匀，每字也清晰鲜明。还应说到的是，现存在台湾的西周后期人盘，盘内金文375字，其字体方正有力，在金文中独具特点，为书家所重视。 史墙盘 肆 东周（包括春秋、战国，约公元前8世纪-前3世纪）时代金文，书法上丰富多彩，变化多端。这是因为商周时代王室王臣铸器多，而进入东周以后则各诸侯国普遍铸造青铜器，不仅晋、齐、秦、楚、吴、越等大国铸器，即使一些小国如：纪、黄、邓等国也铸造青铜器。各诸侯国文化共性虽是主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各自的个性，在金文书艺上也不例外。 春秋金文有作瘦体的，如河南淅川出土的王子午鼎铭、安徽寿县出土的吴王光鉴铭，这种瘦体书法，除笔画较细外，其主要特征是每字结体修长，长度大于宽度，显得铭文整体清秀旖旎。有的金文字作肥体，如传世的鲁大司徒铺、山东黄县出土的㠱伯盨。这些肥体字，如鲁大司徒铺铭，更显苍劲有力。有的器物书法，还有意模仿商周时代的波磔体，在求工基础上，加强字体的装饰和风采，如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藏的蔡太史钴（金+和，此字无法打出）铭、山东出土的陈侯方壶铭，等等。但它们较真正商周波磔体要滞涩许多了。秦公簋铭文，据学者研究，已用活字模型，分字连续印制。字体大而方正，鲜明自如，有着浓郁的大篆风格。在晋国铜器中，如智君子鉴，少虞剑铭，还出现了称为“蝌蚪”的字体，这种字体细分析实际上是波磔体的一种变化，是将笔画的首尾尖，变成仅一头尖，因而形似蝌蚪”。 吴王光鉴铭文 最值得称道的一种书体是江淮一带的鸟虫书，主要流行在吴、越、蔡、楚等国。鸟虫书的特点是，将文字上加以图绘成盘旋曲折的鸟虫形，实际上就是一种美术字。大多饰在锋利精美的武器剑、戈上。近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满饰菱形格纹，剑格两面以蓝色琉璃镶嵌花纹。剑身靠近剑格处有“越王鸠（句）浅（践）自作用剑”八字鸟篆铭文。字体精致典丽，优雅玲珑，是鸟虫书中的代表作品。
越王勾践剑铭文 春秋时由于青铜制作工艺错金术的发展，这时不少青铜容器和武器上，常见有错金书，前举的少虞剑即如此。1980年，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吴王夫差矛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晋国栾书缶和今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晋器子作弄鸟，均有富丽灵秀的错金铭文。青铜器上的错金字大大増强了文字的瑰丽感，使文字更加熠熠夺目，亮丽鲜明。
曾侯乙鼎及铭文 战国金文内容，一般较为简略，常在容器和武器上“物勒工名”，在青铜制品上记制造机构、职官名和生产者的名字，等等。有的还记载器物的重量和容量。器物上多刻铭，因而在书体风格上显得瘦硬呆板。但并非均如此，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错银卧牛，腹下的“太膺之器”4字，湖北随县曾侯乙鼎的铭文，等等，字的笔画则圆转灵活。这时大量兵器上的刻铭，许多都极潦草急就，字的结构简省或变化也常见。
中山王方壶铭文 战国时南方有的地区，还仍沿袭着“鸟虫书”，说明这一杰出的书法艺术其生命力之旺盛。近年在河南洛阳一座战国古墓内发现的“戊王者旨子旸”矛，其上金文即错金鸟篆书。战国时代难以见到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了，但1974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器物上，打破了世人传统的看法，有的器物上甚至有几百字的金文，如中山王鼎469字，中山王壶450字。器物铭文布满器身，文字排列均匀整齐，刀法娴熟。从书体特点看，每字竖笔常常引长下垂，尾端尖锐，其书体与魏晋印章和魏正始石经上的称作“悬针篆”的书法相若，应是悬针篆书法的先声。中山王器书法是先秦书法艺苑中的撷英。
中山王鼎铭文 秦汉时代的金文书体，一改大篆为小篆和隶书。 综上所论，商周金文内涵博深，卓越璀璨，不但是研究历史和汉字发展演变的资料，而且也呈现出书法艺术之美，在鉴赏和研习中可以使人爽心悦目，陶冶情操，得到无穷的兴味。(本文作者杜迺松，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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