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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仍是“胶东年味记忆”话题系列，这次的讲述者是任学明先生，任先生1951年出生于招远县（市）大疃村，2010年从新疆克拉玛依日报社首席编辑岗位退休。他常年工作在外，但年少时在胶东老家体验的过年滋味，一直萦绕在心头，下面请看他的回忆。） 
记忆中的年味用“十足”形容毫不过分，穿新衣啦、放鞭炮啦、吃饺子、看大戏啦等等不一而足。但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拜年磕头。午夜前后，全家人就起来了，姊妹几个都穿上新衣服。父母则忙着煮饺子、炒菜。
（注：大疃村位于招远东部，以前属南院乡，现在属阜山镇，距离栖霞不远）磕头是男孩的专利。一切备齐了，我就给父母磕头，然后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开始吃饺子，那可是喷香喷香的肉饺子啊，偶尔还能吃上几条小鱼。吃完饭，父亲会给我五角钱的压岁钱。
在那个时代，那可是一笔“巨款”。用这笔钱，我至少可以下七八次馆子。每次带上一块玉米饼子，花五分钱请饭馆“掌柜的”给切成片状再回锅。所谓的回锅，就是在汤里过一遍。那汤，清清的，上面漂着星星点点的肥肉沫和油花，香极了。分完压岁钱，上规模的拜年磕头就开始了。我父亲在他们那一辈中是老大。拜年自然要从拜老大开始。一会儿，我几个堂叔就领着他们的儿子成群结队地来了，还没进门，堂弟们争先恐后的“大爷（大伯）大母（伯母）过年好！”的喊声就传到了屋里。磕头之前先放鞭炮。磕头时，每个人必须把磕头的对象报出来，比如“给大锅（哥）咔（磕）头啦！”，他的下一辈自然是“给大爷磕头啦！”等。有一年，我几个叔叔几乎是同时说“给大锅咔头啦！”，我二叔的二儿子立刻跟着说：“给大锅咔头啦！”惹得全家笑成一团。就因为这，我爹多给了他两角钱的压岁钱呢。拜年磕头先是在未出“五服”的本家依长幼顺序挨家进行。然后是宗谱里大本家继续。拜年的队伍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人口兴旺的大家族可达上百人。那时候没有电，一家至少提着一个灯笼，那队伍简直就是一条火龙。人多屋子里跪不下，就在院子里。因为家家都拜年，“给大爷咔头啦！”之类的喊叫声在村里此起彼伏。磕头最认真的是长辈们，到我们这些小字辈，就有点敷衍了，特别是人多的时候。有的喊起来很有劲，就是光喊不磕，典型的“干打雷不下雨”；有的就是弯弯腰，或者点点头“意思意思”，心里光打着压岁钱的“小算盘”，磕头之意不在拜啊。
磕完头就开吃开喝了。那时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一年就这么一天，家家特别重视，吃的自然是各有千秋。如我大婶炒的花生，就是比别人家的香。我一个大伯做的肉冻味道好不说，那颜色淡淡地发着亮光，不像我父亲做的，黑乎乎的，齁咸齁咸。一晃我退休已经10年了。虽然孩子孝顺，每年都送我好烟好酒，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就是儿时那种集期盼、渴望、获得、分享于一体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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