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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辽东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提到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时 ，很多朋友都会以明朝的科举考试为例，在当时，辽东的秀才想考举人的话，要专门到山东参加乡试。众所周知，明代在地方实行“三司”制度，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民政、司法和军事。但地处边陲的辽东，因为属于军事前线，居民大多为卫所军户，故只设都司，不设布政使司。钱粮之事，都司虽然可以一并管理，但科考事务，只能挂靠其他省份。山东与辽东隔海相望，明初攻取辽东的兵马，就是从胶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抵达旅顺，因为这层渊源，辽东的乡试，明代中前期就挂靠到了山东。 
不过，这一情况到了嘉靖年间发生了改变，《全辽志》载：“ 按辽东生儒，旧赴山东布政司应试，嘉靖十年，生员徐潮等屡请附近，甲午科始改应试顺天府。”也就是说，从嘉靖甲午科开始，原本在山东参加乡试的辽东秀才，改到顺天府（京师）考试。为何会发生这一变化，文中提到的生源徐潮，是位关键人物。徐潮，字信甫，辽东定辽后卫人。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定辽后卫，是辽东都司的附郭卫，辽东都司的治所在辽阳城，因此可视徐潮为辽阳人。年少时的徐潮，并无特殊之处，史称他“赋性醇和”，很早就入学为生，为人也很孝顺，丧亲之后曾结庐守墓三年。但可惜的是，徐潮的科考之路并不顺畅。他多次南下山东参加乡试，却“屡试不第”。遇到屡试不第的情况，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郁闷；这种不满的心情日积月累，终于在嘉靖十年爆发。
明清时期的乡试，因考试时间在农历的八月，又称作“秋闱”。古代交通条件有限，外地路远点的考生通常要提前好几个月出发。明初将辽东都司的科考事务挂靠在山东布政使司，一大初衷应该就是认为两地隔海相望，乘船过海应该比较便利。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直线距离来说，海路的确要更近一些，但风险同样更大。如今在辽东半岛的营口鲅鱼圈等地，还有望儿山一类的地名，相传就是明代一位秀才渡海考试，途中遭遇不测，他的母亲却年复一年地在海边的山上眺望，盼子归来。此外，在明代中期之后，因为倭患等问题，逐渐实行海禁策略，海路也不像以前那样便利了。
因此，除了金州卫、复州卫（旅大地区）一带的部分考生还会选择海路之外，靠近内陆的辽阳等地的秀才，通常都是走陆路到山东。由于路途较远，他们大概会提前三个月出发，路上走一个多月，到了山东适应一个多月，然后再上考场。这样的好处是，能让风尘仆仆的辽东学子，有一段缓冲的时间，更利于发挥出成绩。在嘉靖十年的六月（当年闰月，距离八月有三个月时间），包括徐潮在内的辽东生员，就踏上了前往山东的辛卯科乡试旅途。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很不适合长途旅行，时而大雨，时而酷暑，徐潮等人在一路炎热和泥泞中跋涉了将近两个月，七月份才到济南，此时距离考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旅途劳顿加上水土不服，踏上考场的辽东秀才们发挥不佳，不少人中途退场，坚持到交卷的人，也没有考中几个。等到放榜的时候一看，录取的几十名举人当中，来自辽东的考生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韩玮。在此之前，辽东考生的录取率虽然也不如山东内陆，但每次至少能录取三四人，比如上一次的乡试，就有安永清、傅直和冯惟健三人中举。这次只录取了一个人，让本来就长途跋涉、身心俱疲、满腹抱怨的辽东考生，尤其是徐潮忍不住了。
回到辽阳之后，徐潮联络了一批秀才来到京师递上请愿书，大体意思是：“辽东考生乡试发挥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到山东赶考的路程太远，而不是自身水平不高，要求就近考试，不再参加山东科举，而是到顺天府应试。”辽东秀才们的举动，终于惊动了朝廷。科举在明代属于礼部的管辖业务，秀才们的请愿书，应该是交给了礼部。嘉靖十年，时任礼部尚书是江西贵溪人夏言。在夏言后来编撰的《南宫奏稿》当中，就收录了关于徐潮请愿一事的奏折。夏言在奏折（题为《一改便科举以顺人情疏》）中认为，“彼时，辽左山东原有海道之便”，辽东秀才到山东考试倒也罢了；如今，在“海道不通”的情况下，走陆路越过顺天府来到山东，舍近求远，“事体似有不均”。因此，他建议，顺应人情，让辽东考生就近到顺天府应试。上奏之后，朝廷批准，辽东考生就此改到顺天府参加乡试。有趣的是，带头上书的徐潮，自己却没有通过顺天府的乡试考中举人，而是通过“岁贡”（贡生的一种，相当于举人副榜）的方式踏入仕途，主要是当过训导、教谕一类的学官，一度还曾到山东任职。他的官职虽然不高，但因为有为民请便的举动，在他去世之后，也得以入祀辽阳的乡贤祠。
从嘉靖甲午科开始，辽东考生开始参加顺天府乡试，但在当时，仍然有部分考生习惯到山东赶考，此后数年，还可以找到在山东中举的辽东人的名字，比如冯惟重。更值得一提的是，过了大概百年之后，后金在关外兴起，辽阳、沈阳、广宁等地相继失陷，辽西走廊的陆路断绝，剩下的辽东区域，如金复海盖等地，事实上又划入了山东乡试的范围。在《山东通志》的记载中，天启末年中举的名单当中，就有来自金州卫的人。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已经不住在关外，而是寄籍登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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