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有三位知县在大足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印象深刻。一位是旅游知县李德，酷爱旅游，遍览大足各地，精心挑选八景，一一作诗。前文已有介绍。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位知县，大学者张澍。   南山石刻8号，张澍题字“辰秀太清”。 字径1.2米，楷书隐含隶韵，浑厚如棉里裹铁。 语出戴逵《山赞》，“飞峰紫蔚，辰秀太清。”道德天尊居住太清境，此处“辰秀太清”，暗喻南山乃道教之洞天福地。  另有题记：“著罗摄提*云，嘉九日偕又登高，爰此岩石削而平之，赞曰四言。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叙州屏山县署大足县事武威张澍介候南题。” 字魏碑体，意态高古。   南山石刻3号，张澍题字“蓊然云起”。  “蓊然云起”落款：戊寅涂月武威张澍书。戊寅即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涂月即腊月。 语出《太平御览》，“东有云石，广五百里，驳落如锦，扣之片片，则蓊然云起。” 王维有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金钩银划，力透石壁。 2号石窟，碑洞。 窟右壁张澍题诗两首。 题诗一： 春云雪后澹如消，斗觉霜蹄踏蹬骄。柳色青来莺色滑，菜花黄处酒旗飘。刑清无事官疏懒，僧俗何知佛家寥。半载昌州惭抚字，怀音试听泮林鸮。 题诗二: 摩崖藓字又来寻，乾道淳熙岁月深。毁党籍碑青史泣，小朝廷币白头吟。仅多避暑消闲客，谁抱忧时治国心。读罢张何唱和句，晴天一鹤响瑶音。 后有刻字：岁行尽矣，余将卸篆，官舍清寂，重游追兴，摩挲宋刻，倍增感吁，口占二诗，以志踪迹，嗜古君子，或有取谐。时嘉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西凉介候张澍题。   2号石窟，碑洞。 窟左壁张澍游记《重九日偕幕友胡梓川宋树亭少尉蔡峻峰内弟何晴霞游南禅寺遂至玉皇观登高记》。 内容略。 落款：嘉庆戊寅岁嘉平三日，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知屏山县署大足县事张澍呵冻书。戊寅岁即公元1818年，嘉平即腊月。 上面文字，可能大多数游客关注正文，少有人留意后面的题记，错失了许多隐藏的线索，平白少了许多精彩。现在我们来分析上面的题记，它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线索呢？这些线索又关联什么样的故事呢？ 题记中落款时间戊寅岁，即公元1818年，乾隆皇帝嘉庆23年，这个时期的中国正沾沾自喜于康乾盛世，而欧洲以英国为代表已经开始了工业化革命。 两幅题字、两首诗、一篇游记，来自同一个人——张澍，张澍何许人？ 落款有“武威张澍”，“西凉介候张澍”，可知张澍是甘肃武威人，字介候。1818年任大足知县，诗句“半载昌州惭抚字”，诗后题记中有“岁行尽矣，余将卸篆”，可知在大足任知县半年。 千年古迹镌刻一位知县的作品，让人忍不住要贴上附庸风雅的标签，就像现在的“到此一游”让人反感，事实是否如此呢？ 上面落款中有“知屏山县署大足县事张澍”，“知屏山县”即屏山知县，屏山在什么地方呢？在四川省宜宾市，距离大足一百多公里，既然是屏山知县，又为何“署大足县事”，跑到大足当知县呢？在新编的《大足县志》里有张澍所写的《重修县志序》，他在序言里交代，当时的大足知县赵及庵临时调任“廉差”，他暂代大足知县一职，受赵委托，重修了大足县志。修史在中国历来是一件慎而重之的大事，非等闲人可以胜任，张澍从屏山调到大足，与知县赵及庵素昧平生，为什么初次见面就委以修史重任呢？唯一的解释是，张澍在士林里有很大的名气，是一位名人。 我最近看到一篇本地博物馆人员写的文章：大足博物馆早年间道听途说，张澍任职大足知县时编写了一本关于大足石刻的书，千方百计寻找，毫无头绪。1978年，有陕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参观石刻，与接待人员交谈中提到，他们博物馆里收藏有一本《大足金石录》，大足博物馆如获至宝——终于有了线索。圃于经济条件，直到1982年，大足博物馆人员才借出差陕西的机会，抽空前往陕西博物馆见到真本，但是事先备好的胶卷旅途中用完了（尽拍私人风光，大家懂的），未能影印。之后博物馆搬迁，该书不知所踪，失之交臂。后来几经辗转，九十年代才知道，陕西博物馆搬迁后一分为二，《大足金石录》被收藏于陕西碑林博物馆。2014年，终于得到网传资料《大足金石录》的高清拍摄照片，此时，大足博物馆已经更名为大足石刻研究院。 大足博物馆为什么对一本书如此念念不忘呢？大足石刻尽管已经存世千年，但是游客可能意想不到，直到近代的1944年，学者专家云集陪都重庆，才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大足石刻，考察后公之于世，全国轰动，外界才知道大足石刻的存在。人们有许多疑问，大足石刻产生于什么年代？什么背景？具体什么情况...去到大足的乙酉考察团的专家学者事后写了一些科普性文章，泛泛而谈。最后人们发现，早在百年之前，清朝人物张澍写了许多文章，对大足石刻进行深入的考证和详细的剖析，如同拨云见日，解开了笼罩在大足石刻的诸多疑问。书中《书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后》一文，以北山石刻《韦君靖碑》为依据，纠正了两唐书记载的历史谬误，厘清了历史史实，补充了历史阙失，成为后人研究巴蜀历史绕不开的重要文献；《古文孝经碑考》一文，考证是北宋著名学者范祖禹书写，不可多得的宋代碑刻经学文献，也是现存最早《古文孝经》刻本，对我们认识《古文孝经》在北宋的流传情况，考察《古文孝经》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对判断经学史上诸家《古文孝经》的优劣、真伪，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被书法金石家马衡誉为“寰宇仅此一碑”；考证出《跋赵瞻简公神道碑后》是范祖禹文，蔡京书写，名家联手，存世不多的蔡京书法真迹；以及《文殊诣维摩问疾像》等碑刻，对于证史、补史以及研究书法、石刻艺术都极具价值。《大足金石录》，是历史上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证研究，使长期堙没的大足碑文重现于世，为后世研究唐宋昌州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建制情况和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至今还没有人的著作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张澍是研究大足石刻的第一人。 《大足金石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金石指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与之相关的考古工作叫金石学，它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之前盛行的是考据学，主要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历经元朝、清朝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浩劫，大量典籍遭到严重毁坏，考据学无以为继，而不易损毁的金石逐渐成为主要研究对象，金石学勃然兴起。现在的考古学是一门冷僻学科，清朝时金石学可不一样，古代除了人们印象中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士林还热衷于做学问，比如考据学工作之一的注疏，对儒家六经的研究前赴后继，一直没有中断，清朝时金石学更是盛行成为一门显学，其影响遍及方方面面。清代的书法被 评价为继唐宋之后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当时书法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传统的贴学派，宗法古代书法大家，求新求异；二是碑学派，受到清代盛行的金石学影响，书法跳出前人窠臼，效法古代碑刻，将凝练苍朴的金石韵味融和到书法，使书法有了金石之气，开创了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新气象。金石学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学家，张澍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张澍的南山石刻文字绝非“到此一游”的涂鸦。有人评价：“辰秀太清”与“蓊然云起”大字，以颜体兼隶书，取法高古，气势磅礴；游记《重九日...登高记》，行书与郑板桥书风类似而又独具特色：每个字不拘一格，挺拔峻峭，前后参差，又互相呼应。郑板桥生前正是碑学派方兴未艾之时，书法深受金石之影响。  诗碑局部放大 游记碑刻碑刻局部放大 张澍手稿。 有人评价张澍是被文名所累的书法家 我们再看博物馆寻找《大足金石录》一事，博物馆工作人员用文人的笔调，把长达几十年的寻找描述得如同牛郎织女般的苦恋，但是读者稍加留意，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前期有一个比较狗血的情节，苦心孤诣寻找《大足金石录》，临到博物馆人员要影印手稿时，没胶卷了。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事先备好的胶卷去哪里了。虽然工作人员敷衍了事，但是感觉得到，博物馆态度是非常积极和迫切的。中途发生变故，《大足金石录》再一次不知所踪，后来在陕西碑林博物馆出现。读者这个时候会发现，大足博物馆获悉后一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不是很反常吗？毕竟九几年的时候经济和交通已经相对发达了，2000年后网络出现后沟通更是方便，为什么大足博物馆一直没有动静，直到2014年，陕西碑林博物馆网传过来资料，这件事才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大家发现没有，博物馆前后态度判若两人，前期很急切，后期很冷淡，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呢？这与大足石刻的处境密切相关。提起石刻，中国人马上想到四大石窟：莫高窟，麦积山，云冈和龙门石窟，其中，莫高窟、麦积山以壁画和泥塑为主，云冈和龙门以石刻为主，它们历史悠久，名声远扬。大足石刻虽然已经存世一千多年，但是直到近代的1945年被发现，才为外界所知晓，所以尽管被学者评价为“与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造像。”但是名气上远远不如，其价值和地位长期得不到广泛认可。1945年抗战胜利，乙酉考察团的专家学者离开重庆，49年中国解放，大部分人去了台湾或国外，大足石刻再一次沉寂。这种处境下，清朝学者张澍的《大足金石录》无疑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在他的名气下无限地放大，博物馆太想抓住它了。那么，后来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博物馆对《大足金石录》漫不经心呢？85年，邓小平主席的到访一举打破大足石刻的沉寂，之后其它达官显贵闻风而至，大足石刻一跃成为重庆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宾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炙手可热。2002年，大足石刻被评定为世界遗产。之后旅游业越来越火爆，大足石刻如日中天，博物馆水涨船高，早已告别苦逼日子。《大足金石录》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大足石刻窘迫的时候，需要借用张澍的名气，那么，张澍的名气有多大呢？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张澍的多产并非夸张，如果把他所有的著作叠起来，绝对超过一个人的身高。张澍生前是著名学者，身后的名气又远比生前大，而且越来越大。张澍生前最出名的著作是《诸葛忠武候文集》，诸葛亮因为《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但是《诸葛忠武候文集》就像《三国演义》一样，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并不被埋首儒家经典的士林所看重。反而在后世，他的著作日益体现出重要价值而备受关注。考据工作之一的辑佚，从考据学里细分出来成为单独一门学科——辑佚学，辑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收集、校订古人散失在民间的作品，整理出册。张澍辑佚学作品有《二酉堂丛书》、《蜀典》、《续黔书》等，分别收集了西北地区、蜀中、贵州地区众多重要文献，成为现代人研究这些地方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意义重大，所以张澍被后人称为辑佚学家。辑佚学在清朝盛行，形成以顾炎武为首的乾嘉学派，张澍是其中的骨干人物。《二酉堂丛书》中《续敦煌实录》等书是敦煌学的重要部分，《大足金石录》开创了大足金石学，敦煌学和大足金石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更多地是通过这门学问发掘出的地方历史和文化，相当于不拘一格别开生面的地方志，大足如果没有张澍的《大足金石录》以及他重修的大足县志，大足的地方史就会单薄许多，著作涉及的敦煌、西凉、蜀中、黔等地同样如此。张澍的《姓氏五书》是中国史书之外，从家族变迁的角度展现中国浩浩汤汤的五千年历史，属于不是史书的史书，被称为中国绝学。张澍收录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现在人们称呼的西夏碑，在张澍去世多年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就是解开专家学者困惑多年的西夏文字的钥匙，西北地区存在大量西夏文书籍，之前一直不能确定是什么文字，这种文字是敦煌藏书的五种文字之一，学者面对宝山不得其门而入。张澍收录的西夏碑刻终于解开了这个谜题，碑刻西夏文和汉文通译，使它如同一本字典，为人们认识西夏文提供了条件，从而揭开了尘封已久的西夏历史，使以前史书上语焉不详的西夏国清楚地走进人们视野。张澍因此被称为西夏学第一人。 张澍的著作涉及到许多地方，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这与他的生平阅历密切相关。张澍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外放为官，辗转各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当官一直是知县，我们所说的九品芝麻官，而且长期担任代理知县。为什么？友人评价张澍：“以子之精心果力，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意思是，你性子耿直，眼睛揉不得沙子，不适合当官；你文心精妙，性格坚毅，埋首著书当可以传世。事实果然如此，因为性格耿直，坚持原则，在官场上做不到和光同尘，所以官职以知县始，多年后仍然以知县终。在四川芦溪任职期间，因为揭露前任贪弊，牵涉蜀中官场黑幕，他受到排挤而不容于官场，屡次被抽调到各地担任代理知县。用意是：不让你在一个地方扎根，看你怎样折腾！知道了张澍的这段经历，我们多少明白了他在南山题诗中的心情，“仅多避暑消闲客，谁抱忧时治国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的抱负，不能一展宏图，几多不甘，几多落寞。纵观张澍生平，给人一种强烈感觉，为官只是职业，仕途上荣宠不惊，超然物外，著书立说才是他真正兴趣，勤耕不辍，孜孜以求。现在社会上所谓的学者型官员，学者成为粉饰，当官才是重点，所以从来没有官员型学者一说，因为真正的学者，无权又无钱。张澍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官员型学者。 学者二字不足以表达张澍的成就，张澍一生作诗四千多首。大足期间作诗四十多首，除了南山石刻崖壁上的两首，张澍有多首游南山的诗，其中《雪后游南山》：“松梢白雪风吹落，认作归巢鹤避僧。”令人印象尤其深刻。有人评价，他的诗以唐宋的标准，许多地方不合规范，但是正因为跳出了巢窠，所以别具一格，自成一体。他的游记形象生动，大足期间作游记多篇，其中《前游宝顶山记》后来被清朝的另一位大足知县王德嘉书写镌刻于宝顶山，优美的游记、酣畅的书法、精妙的雕刻，为天下三绝，而被称作三绝碑。 张澍存世手稿现有三分之二流落外国博物馆。 张澍，1776~1847年，晚年失明，逝世于武威老家。 1818年任大足知县时42岁，正当壮年。搜集碑刻，张澍足迹遍及大足石刻，攀岩钻洞，灰头土脸，以至于被当地人误会“盗宝”，从此知县盗宝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读罢《前游宝顶记》、《后游宝顶记》、《游佛湾记》、《登多宝塔记》...游客再登临张澍曾经走过的地方，平添几多感慨。 张澍在南山题记中有云“摩挲宋刻，倍增感吁，口占二诗，以志踪迹，嗜古君子，或有取谐。” 斯人已去，景物依稀，游客来此，你会有什么“取谐”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