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难看出，杜甫的诗歌创作，不论题材，不分体裁，已经广泛地使用了议论的手法，议论化的倾向极为明显。 （二） 杜诗广泛采用议论手法而又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杜诗的议论“带情韵以行”，并非纯粹的说理或简单的说教，而是通过议论，使诗歌更具一种精神韵致，形象更为鲜明，内容更为深刻。 杜诗的议论往往与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形象生发议论，使形象更为生动鲜明。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首段写自己的抱负，就有以下一段议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这是说自己象葵藿倾向太阳一样忠于唐王朝，这已成为天性。看看我辈像蝼蚁一样的小老百姓只该经营自己的巢穴；但却为何要羡慕那大鲸，总打算游憩于大海之中（想参与国事），而由此悟出了人生的道理，深以干谒为耻。所以辛苦至今，岂忍为庸庸碌碌的生活所埋没而始终不愿效法巢父、许由去做隐士！这些议论同形象紧密结合，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来表达的，是用诗的语言说出来的。例如用“葵藿倾太阳”比自己忠于唐王朝，以“蝼蚁”喻小老百姓，杜诗中就有“愿分竹实及蝼蚁”的句子。用“大鲸”、“溟渤”暗寓自己的崇高理想，这就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了。这样的议论就不同于一般的议论说理了。再如《画鹰》一诗，首联“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点题。中间四句“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僚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呼。”摹鹰之状，绘鹰之神，以真鹰拟画鹰，既形象，又传神。在此基础上，最后两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进行议论，又以真鹰期画鹰，寄托诗人嫉恶如仇、奋发有为的志向。这样借助形象抒发的议论，深刻有力。而议论又使形象更加生动鲜明。议论与形象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并不平直枯涩。 杜诗的议论常常与叙事相结合，议论以叙事为基础，言不空发，论之有据，一语破的，深中肯綮。此类议论多出现在杜甫的五、七言古体诗中。其中有先叙事后议论的，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在叙述“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带嵲”，揭露玄宗君臣在骊山温泉的享乐腐化生活后便写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这段议论尖锐地指出玄宗君臣的奢侈淫乐完全是建立在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剥削之上的，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力透纸背，发人深省。再如《义鹘行》一诗，诗人在叙述鹰被白蛇残害后，诉冤于鹘，鹘奋起为鹰报仇而去的事实后写道：“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在，用舍何其贤。”极力称颂鹘的仁义侠行，慷慨激昂，爱憎分明，的确是“借端发议，时露作者品格性情。”（《杜诗详注》卷六）杜诗也有先议论后叙事的，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开头两句“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就“首用议论总提” （《杜诗详注》卷一），为一篇主干。诗人开篇便将“纨祷”与“儒冠”这两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进行对举，指出他们的不同遭遇，形成鲜明对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社会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是诗人仕途失意后从自身生活遭遇的体验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这就为下文分叙“少年自负，申言儒冠之事”，“历年不遇，申明误身之故”（《杜诗详注》卷一）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换言之，诗歌中分叙“儒冠”事业与“误身”之故正是用自身事实对开篇议论的说明和补充，进一步证明开篇的议论是有事实依据的，是符合社会现实的。当然杜诗中也有夹叙夹议的，即边叙事边议论，在叙事中议论，在议论中叙事。如《北征》一诗，首段二十句，写忧国恋阙之情，次三十六句写途中所见，再三十六句叙家人团聚，又二十八句，议论时事，末二十句回顾历史作结。全诗七百字，前三段叙北征回家过程，后两段议时议政议军，全诗皆铺陈终始，夹叙夹议，气势磅礴，不愧为杜诗的代表作品。特别是第四部分对形势和军事发表自己的见解，议论风发，读来尤觉骏爽，难怪沈德潜《说诗啐语》认为此诗是“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典型代表作品了。 杜诗的议论还与抒情相结合，以情韵行之，使其诗情理兼备，深刻生动。这类诗大多在杜甫的律诗中。诸葛亮是杜甫最仰慕的英雄人物，他在自己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对诸葛亮的功业、人品、才干都进行了歌颂赞美，其《蜀相》一诗就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深厚敬仰之情和无限叹惋之意，与前面“自春色”、“空好音”的感叹，“天下计”、“老臣心”的称扬相呼应，感情强烈。且议论中含有许多故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唤起读者的许多联想，从三顾茅庐到隆中决策，从辅助阿斗、六出祁山到五丈原积劳病死，都会展现在读者眼前。因而它与一般的议论不同，而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再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酬叹息不已。诗中除“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全是议论。首联称颂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不朽声名，总领全诗，如暴雨乍起，倾盆而下。中间两联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三分霸业，虽是赫赫功业，但在诸葛亮看来，也不过轻若一羽；可与伊吕相并而萧曹尚不足道，何况区区“三分”。这四句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尾联对英雄壮志未酬深表叹惋，则尤九天飞瀑，绝尘而下，空谷传响，动人心弦。故全诗议论高妙，语语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进，极富情韵。再如《偶题》一诗，“前半论诗文，以‘文章千古事’为纲领；后半叙境遇，以‘缘情慰漂荡’为关键。”（《杜诗详注》卷十八）将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相互发明，不但构成了此诗在写作上的特色，而且纵论自己对诗文创作的见解，使读者体会到杜甫视诗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难怪王嗣爽《杜臆》谓“此公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杜诗》，而此篇乃其自序也。”还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借古迹咏怀，以庾信自喻。“戎马风尘东北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庾信逢侯景之乱，由建康避乱江陵，出使北朝，长流不返，此与杜甫逢安史之乱，避乱秦州，再到西南蜀地，颇相类似，故首联便以之自况。而末联“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总结庾信一生的坎坷不幸遭遇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抒写诗人同病相怜的感慨，挟情韵而议，情理兼备，颇为动人，的确有别于那些一味以诗说理的玄言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