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齐英民 图：来自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赵庄小学上了五年半小学。为什么是五年半呢？因为那时的小学学制是五年。我上一年级时，正赶上教育政策调整，学生寒假毕业改为暑假毕业，各个年级也一律改为暑假后升级，所以我的一年级上了三个学期，一年半后才升入二年级。 五年半时间，共有六位老师教过我。他们都是民办教师。当时，民办教师的待遇是极低的，每月工资12元，其中10元要交给生产队，队里给一个整劳力的工分，自己只剩2元零用钱。 赵庄小学当时是全镇（那时候称公社，后来才改为乡、镇）最好的小学，也是如今赵庄中心小学的前身，办学历史久远，据说在抗战爆发前夕就开始了。著名的马乐山烈士就曾在这所小学里教过书。后来，赵庄中心小学易地新建，这里就变为一所村小，叫赵北小学。再后来合校并点时就撤掉了。老校区现在被政府改办成敬老院了。 那是1973年的春天，我家来了两位老师，后来才知道一位是刘学修老师，一位是单世亮老师。他们找到我父亲，说是让我去报名上学。我当时的年龄是六岁半，父亲说太小吧，也不识数。 因为父母亲都是文盲，平时整天在生产队里劳动，哪有功夫理论孩子的事呢。两位老师说，去试试吧。父亲就答应了，并要求两位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叫“齐行良”。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后来坚决不让我用这个名字，说以后让老师重新起一个就是了。 到校后，没有班级，和我一同去的都被临时安排在一座大房子里。我记得是一排南屋，教室门都是面朝北。一位瘦瘦的高个子老师站在那儿，后来才知道他是王传仁老师，正逐一喊着每一个小孩的名字。 我在这口房子里呆了两天，最终让王老师劝退了。理由两条：一是年龄太小，二是不识数。记得我是哭着回家的。到家后，父亲又到学校去了一趟，回来告诉我说，明年再上吧，老师说年龄不够，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地学识数。 谁知过了没几天，父亲突然高兴地跑回家，告诉我，快点去上学，学校又同意要你了。 我来到学校，被领到一口茅草屋里，这口房子没有一点教室的样子，只有两间，也是南屋，紧靠着那排南屋教室的东边，只是那排教室每口都是瓦房，只有这两间是草屋。又低又矮，屋内很暗，隔壁就是学生厕所。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有学上了，心里就高兴了。 后来才慢慢知道，一年级招生原定计划招两个班，因为报名的学生太多，所以就用淘汰的办法，筛选了一部分像我这样年龄又小，又不识数的。巧合的是上级部门不知什么原因又下达了扩招的指示，要求增加一个班级的规模。这样学校为了凑够生源，又把我们这些刚刚劝退回家的孩子收回来了。 我们的班别是一年级（3）班。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姓韩，年龄二十多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既教语文又教算术，她家在赵庄五队，平时很严肃，说话声音尖尖的，对学生也很凶。 我一进班，她便问我的大名叫什么，我立即想起父亲不让我用“齐行良”的话来，我说：“老师，你给我起个大名吧。”老师说：“好，停天吧。那你的小名叫什么？”我说了自己从小就叫的乳名“英民”,这是爷爷给我起的。结果，韩老师后来一直没有给我起个大名，倒是我的名字“齐英民”一直被叫到现在，这辈子再也无法更改了。 也许我的入学经过这一折腾，在我幼小心灵的深处着实打了一个结，我的求学劲头忽然变得足了，学习起来也更加刻苦了。虽然不识数，但一切从头开始，成绩却是直线上升，一次比一次学得好，一次比一次考得好。别人一天学不会的，我一会儿就学会了，别人几节课都不会背诵的，我一会儿就能熟背了。在我的记忆里，韩老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间，离她的讲桌最近。 韩老师在学校只坚持了两三年时间，就不再当老师了。听说她出嫁了，随着当兵的丈夫到新疆去了。前段时间听他的侄子说已有好多年没有回来过了，现在在新疆生活得很好，儿孙满堂，年纪也应该接近70岁了吧。 一九七四年暑后，我升入二年级了。成绩是班内的第一名。我和同学们都摘下了“红小兵”的佩章，带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少先队。 我们班的教室，也从那两间草房换成紧挨着的三间瓦房了，两间草房学校安排给刚刚调进的秦仰兰老师一家住了，她丈夫叫吴成亮，当时是赵庄中学的物理教师，我上高中时，他做了校长，后来升为县教育局局长了。这三间瓦房就是我第一次入学时的那三间南屋。在这口教室里，我们班从二年级一直上到四年级，整整三年，没换过教室。 二年级这一年先后有两位老师教过我，他们都是民办教师，而且都和我是一个姓，都姓齐，第一学期教我的女老师按辈分我该叫他姑，第二学期教我的男老师按辈分我该叫他叔，他们两人都是赵庄村14队人，女齐老师因为身体有病要请长假，就不再当老师了，学校又换了一位年轻的男齐老师，他当时还不满二十岁，刚刚高中毕业，就被安排到学校接着教我们了。 这位年轻的男老师叫齐敦福，长得很帅气，白白净净的，对学生很和蔼，上课也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下课后都喜欢围着他问这问那。他教我一个学期以后，就被学校安排教别的年级去了，一直到四年以后，我上到初二年级，又遇到了他，这一年他教我物理。 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共青团，从一名少先队员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齐老师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其时他正负责着学校的团队工作。我那年在他指导下填写的入团志愿书至今还保存在县委组织部我的个人档案里。 一九七五年暑后，我升入三年级就读。教我的老师名字叫王文友，赵庄11队人。这是他第一年教书，大队安排他做民办教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术。他教学很认真，对我非常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他很以我为自豪，经常在办公室和各种场合向校长和其他老师夸奖我。 我是学习委员，每天都要到办公室去收送学生的作业。当时的校长是宓玉杰，在教育界知名度很高。王老师做民办教师没有几年就不干了，后来自己开了个批发部，生意也还不错。现在他也60多岁了。 1976年9月，我升入四年级，王文友老师继续教我。与三年级不一样的是他只教我们语文了，算术课又让一位新来的民办教师教了，他的名字叫齐博，按辈分我应叫他叔，他当时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上课非常严肃，管理学生也特别严厉。同学们都很怕他。很多同学内心里不怕班主任王老师，倒怕教算术的齐老师。 四年级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毛主席逝世的事了。那天是9月9日，我们正在上自习，教室内非常静，同学们都各自做着自己的作业。忽然看到秦仰兰老师哭着进教室了，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直抽搐着哭。 班里的几位女同学也受到感染，不明不白的跟着老师哭起来了。我们男生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约有5分钟的样子，学校的大喇叭忽然响起来了。秦老师说话了。她说：“同学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我们都到操场上去听广播吧。” 我们走出教室，看到有两位男老师一边哭着一边从办公室里往外架大喇叭。这时候我看到宓校长哭的特别厉害，他摸着鼻涕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到操场上去。喇叭的哀乐越来越沉重，整个校园都是哭声。 几天后，是毛主席追悼会的日子。上级要求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都要到大队部去参加追悼会，去听华主席致悼词。 我记得当时的大队部在现在的赵庄农业银行处。现场布置的很隆重，中间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蒙着黑纱。画像前摆着两个大花圈，花圈旁站着两位持枪的民兵。我们学生到的时候，按指定位置站好队。前边空地上都是一些妇女，她们坐在地上哭着。现场的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哭着。 1977年9月，我升入五年级了。齐博老师继续教我们数学，语文老师换成了侯慎生，他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的语文教的不错，不然学校也不会安排他教毕业班的。 记得那年的口号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大家加班加点，抢时间、争速度，发誓要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教育也不例外。学校抓教学，抓升学的力度逐步加大。我们正值毕业年级，齐老师下午放学后，经常留下我们十几位成绩优异的同学，多做一会儿作业，他在办公室里备课、批改作业，偶尔来教室辅导一阵子。 后来他又让我们两两结合，买罩子灯，一个买罩子，一个买灯，轮流着买灯油。那时教室内是不通电的，学生不上灯课。齐老师用这样的办法让我们上晚自习，经常天黑很久才和我们一同放学回家。我们的算术成绩提高很快，全班同学的整体成绩很快超过了其他班级。这与齐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升入中学后，齐老师继续在小学任教，后来民办教师身份转成了公办教师。我师范毕业当了老师，听说他是中心小学的教学骨干，业务主任，后来又当了中心小学校长，1993年春，他刚满40岁就被任命为赵庄镇教办主任。这一干就是十年。 这十年，正是赵庄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普九、危房改造、合校并点、后勤社会化，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再加上教师工资拖欠，维稳任务繁重。他以超常的毅力和非凡的业绩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2003年暑后，他调任丰县实验中学工会主席，一直到退休。 侯慎生老师的语文教学是非常棒的，曾多次在全公社开语文公开课。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上的一节作文公开课，题目是“在雷锋精神鼓舞下”，上的非常成功。来听课的老师坐满了整个教室。可惜的是他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只干了十年，最终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的家庭负担太重了，三个儿子都未成年，生活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 回家后，他办起了缝纫班，招收学徒，靠收取一些微薄的学费贴补家用。三个儿子成家后，他和老伴独立生活，不给儿子们增加负担，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衣食住行靠自食其力，温饱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我的六位小学老师只有两位坚持下来了，幸运的转为公办教师身份。其他四位都从民办教师任上回归到普通的农民身份。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位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了一名老师，也做了十多年的校长。教龄虽已满三十年了，自己教的学生也早已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但青涩的童年记忆始终萦绕在脑际，至今回味起来还是很甜美的。 如今，静下心来把散落在记忆深处的花瓣慢慢地拾起来，闻一闻，确实还有花的芳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