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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毛绍科 图：来自网络 在这个世上，有一种感情无法回报，那就是大姐日益老去，却始终如一的深深爱怜。 大姐生于1950年，大我二十多岁，在我姊妹六个中是老大，在我内心，一半是姐，一半是母亲。 被苦难养大的大姐，在我没出生时就出嫁了，所以对于她的童年，我也只是听母亲说的只言片语。大姐打小时就温顺善良，常常领着小她两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大哥，四处觅食。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什么野菜呀，麻籽呀，常常会因捡到几个小红薯而疯跑回家，因为怕遭到队长的训斥。 大姐回忆1959年冬到1960年春的那段日子，总是平谈中带着深深的忧伤说饿得真想吃土，母亲也会补上一句“你吃蓖麻子吃得全身浮肿发麻”，我听着心中便有一种隐隐的钻心的痛。 大约在1960年腊月，我们大队所有的劳动力，被组织到南十多里的八里庄开挖新河。父母亲便不得已把十岁的大姐和弟弟，还有高龄双目失明的大奶置于家中，身着单衣，在腊月凛冽的寒风中去了。十多天后，母亲来家探望，见床上被褥已结成了冰，在外边的草垛中找到了脚手冻得好粗的蜷缩着的姐姐哥哥。一生很少掉眼泪的母亲每回忆这段记忆，眼角总是湿湿的。 后来大姐定了亲，由于我的父辈没兄弟姐妹，饱受孤单之苦，母亲看姐夫兄弟姐妹多，人诚实勤快又和善。父亲为姐夫年龄大，怎么都不同意。母亲说：看他爹就知道他家人品，又弟兄三个，那边粮食又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单根独苗的苦没受够？在母亲的坚持下，这门亲事定了下来。在后来的生活中，证明了母亲的坚持是对的。 在我记事起，大姐她们家还是大家庭，妯娌三个，轮流做饭，轮不到就下地挣工分。在那个大家庭里，大姐和公婆妯娌关系搞得很好。 有一年，刚成年的大哥饱受不了作为地主子弟的凌辱，出外谋生。那时生产队把劳力看得紧，逼着父亲要把大哥找回，找到了，可大哥死活不回，大队要父亲买工分，温饱都保不了，可哪里有钱？这时姐夫帮忙把我们院里的一棵榆树刨了卖后，大姐又添了一些，渡过了难关。 分队后的几年，下面的我们姊妹四个都还小，再加地质不好，还是常常缺衣少穿，此时大姐她们已经分家，另立门户了，没少接济我们。有年春天，家里断粮了，牛也断草了，大姐知道后，送来了一布袋小麦和五十块钱，钱给牛买了草。 受条件限制，我们家每年的麦子存放不好，到不了秋后，虫子老鼠把麦子糟蹋得大部分麦粒只剩空壳了，换面时往往给人家说大堆好话，最后扣除很多杂质。这还好办，可坏麦子播种时犯难，父亲就用牛车拉一些到大姐家换她们的好麦子。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幸福的就是去大姐家，因为那里有白面馍、黄豆酱、辣椒酱，还有我的伙伴——和我一般大的外甥。他常常领着我，看他村的联合收割机、机井房和麦田，这些我都羡慕得不得了，还会饶有兴趣地问这问那，那时虽然不懂事，但知道这些东西是农村人的“命根子”。一阵玩耍之后，到家我会像饿狼一样白馍就着酱吃个够，这也许就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家受大姐接济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粮食不说，光钱也有两三千。当然，这不仅仅是粮食和钱，而是一份浓浓的姊妹情！我们一生都还不完！ 在1994年，我在县上开了家电修理店，离大姐家不远。那天正挂牌子时，大姐路过，看到后，很关心地吃住问了一遍，尽管很平静，但我能深深感她内心的那种欣喜。 随后没几天，大姐给我送来八百块钱，说刚开始用钱的地方多，我说什么都不要，她急得想打我，最后索性扔下就走了，此时我感觉她就像我的母亲。大姐到县里买东西，路过修理店，无论什么，都要给我丢一些，没人时她放门口。 后来我们都相继成家，由于家底子薄，大姐整天担心弟媳嫌弃弟弟，从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 我是自由恋爱，妻子小我很多，由于从小一直受人鄙视，我对此有很强的对抗心理，婚后常常用大男子主义来掩盖内心的脆弱，所以常常战火连连。 大姐不会花言巧语，但不断平淡地苦口婆心地数落我，很急得想打我时，她就捂住胸口。妻子火头上总用离婚来威胁我，这时大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用几乎跪下的口气对着我妻子重复着一句话“别走，你可别走”。 我儿子小时，我们经济条件还很差，大姐总让她女儿把自己孩子的旧衣服洗净给我们，一大包一大包的。说是旧的，有好多都几乎没怎么穿，这些背后的用心，我是感知的到的。 光阴易逝，亲情不老。不知不觉中，我已近半百，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懂得珍惜我和大姐之间的情意，怀念在一起生活过的幸福时光。 对于自己，我也是竭尽所能，活出大姐想要的样子，让她不再挂心；对于大姐，我只希望她身体好好的，同时也愿时光慢点，再慢点，让我们慢慢变老，多一些体会，多一些感受，感受这血浓于水，至亲至爱，美好而又温馨的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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