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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70年，我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制作广播纪录片，此纪录片关注斯托科夫斯基的生活以及所在的时代。整档节目给予我三次与他断断续续、历时五年的访谈与对话，尤其是最后、最成功的的一次采访。第一次对话——我与大师称得上第一次“专业”的接触，便上了宝贵的一课：虽然斯托科夫斯基是个随和的谈话对象，但他并非容易采访的对象，他永远那么彬彬有礼、耐心备至；除此之外，他实在是乏味。或许这仅仅是因为他上了些年纪，对我这样的对象，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思考；他仍在诉说，言简意赅，只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评论会变得越来越简短。考虑到传播高效性，语句经过用心的修剪，呈现预先设想的样子，有的地方几乎可以通用。 好的采访意味着言之有物，信息抓人，话题中的观点不是笑点，而是超越陈词滥调，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为了达到预期，采访者必须首先赢得被采访者的关注，斯托科夫斯基可是出了名的驴脾气。1965年11月，当我们第一次对话时，我尚未很好地掌握各种谈话技巧；而那天斯托科夫斯基已在录音师工作了四十八个小时…… 当时，我正在为《高保真》杂志撰写一篇题为“展望录音科技”的文章，文章附上了大量参考性信息——音乐领域专家的各方观点、正反两派的证词。人们一致认为斯托科夫斯基在此话题上的观点“必不可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之后的十二年，斯托科夫斯基进入高产期，并通过录音科技的完美应用创造了大量非凡作品。不论从实用性还是哲学角度，我们的时代尚未有音乐家对录音前景以及对音乐产生的影响如此深入、长时间的思考；通过职业的身体力行，斯托科夫斯基成了最好的例证。 某晚八点，我与伦纳德·马库斯（Leonard Marcus，时任《高保真》特别栏目编辑）来到斯托科夫斯基在第五大道公寓。大师开门迎接我们，邀请我们围坐在壁炉边，递上酒水，当我宣称自己滴酒不沾时他嗤之以鼻，转身进入厨房。当他离开时，伦纳德查看自己随身带来的磁带，之后慢悠悠地挪到窗前朝外望去，中央公园的水池泛着光……我坐立不安，从夹克的口袋里挑出提问提纲。当围坐壁炉边时，人们总是乐于对话，而非回答。我琢磨着在采访中使用笔记显得做作不自然，甚至很不专业，更糟糕的是我把草草记下的那段“著名节目访谈开场白”拉在酒店了。我只好即兴发挥，把提示的字条重新塞回口袋，起身走到伦纳德身边，望向窗外。 “这边风景真不错”，他说（伦纳德勉强能忍受纽约，平时总住在乡下）。“的确是，”我说（我完全无法忍受纽约，不论周围是不是有中央公园的水池）。“如果你不得不住在城里，那至少这里的风景尚可，”伦纳德补充道。“当然……”但愿伦纳德能继续嘀咕那些赞叹，这样我便可以在大师回来之前抓紧时间想些好点子。我深知自己想要从斯托科夫斯基身上获得些什么。我可以请他描述如何开始工作室创作，以及未来的方向——录音过程中让他犯憷的事儿、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妥协。
我可以请他聊聊与电子记录有关、令人兴奋的那些经历。
我希望他证实这些说法：录唱片不应当试图百分百复制一场音乐会。在之后的采访中他对此作了相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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