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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国昌：永远不能忘却的忏悔
——题记 永远不能忘却的忏悔 妈妈，您真的走了吗？ 当我跪在您的遗体前，向您道别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那一刻，我懊悔极了，一种无法名状和不可饶恕的悔恨和自责，控制了我的灵魂。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人死不能复生的残酷，同时也懂得了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补救的。可唯有失去妈妈是最大最大的悲哀，我真的懊悔至极。 妈，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肯定带您老人家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肯定。哪怕是天塌地陷，我都要带您去，况且根本没有困难，但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以至97天后，妈病倒在医院才知道是脑瘤！这件事，不能以没有想到作借口，也不能以发现了也没有办法作为理由，我作为妈的儿子，在去年9月22日带妈做过核磁共振后，没有再带妈去复查，就是最大的不孝，就是无法容忍的罪过。妈，您生我，养我，可在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在您需要儿子尽孝的时候，我辜负了您，我知道我犯下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肯饶恕的错误，这让我悔恨终生。八九个月了，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这个事。为了抚平我这颗心，我去找医学专家于维汉教授，我去买墓地，我去……..我真的想到那个冥冥世界，向妈忏悔，请求妈的原谅。 妈妈，您能原谅我吗？ 妈，假如您早一点来医院呢？ 十个多月了，妈的音容笑貌，同妈在一起的往事，一直掺拌着这种感情缠绕着我，困扰着我。每每当这种感情围困着我而不能自拔时，我就想，时间如果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哪怕就多给我一天，或许提前一天，妈就有可能被抢救过来，哪怕再活一年半载，那对我们都是莫大的安慰。于是，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给了医学专家于维汉。于维汉跟我落了泪，他说：“脑瘤，特别是恶性脑瘤，早发现也是很难办的。”老教授的规劝和好意是善良和中肯的。 可道义上并没有减轻我的心理压力。 妈，说实在的，我始终相信您老人家的生命力，特别是当我看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处的医护人员是那样尽心尽力地抢救和护理妈妈，我就更加相信妈是能够过来的。因为哈医大所做的这一切不能不让我这样想。 妈，应该说那天（1997年12月29日）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弟弟国力的一个特别传呼，开始了我这一生最最不幸的开始。当时我的大脑急速的思考判断，选择哪家医院？此前，哈尔滨的医院给我的印象是极坏的。这一点，妈是知道的，那一年，我因车祸住进省内某家大医院，第16天，我被推上手术台，准备做断臂缝合手术，麻醉过后，台上医生方发现我的断臂上有一个窦道（断骨穿胳臂而致），再手术可能有因发炎感染而截肢的危险。我被照样推下手术台，接过有关医生退回的红包，在转院的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窦道化了十几天的脓，我的主治医生怎么就不知道？怎么就没有病志记载？联系到把外伤治成截肢，把暖气水注入人体的医疗事故，联系到按手术部位收取患者红包的外科医生……我对医院产生极大的反感。所以，我对那家大医院派来的说情者和国务院、监察部、卫生部派来的调查组同志讲，医院不同于其他岗位，人命关天呐！以病人的疾病难易程度作为标准，以自己的医疗技术的高低作为筹码的勒卡，应该视同拦路抢劫，未来的《中国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应该写进这一条。流氓歹徒碰上一个预产期已经过了16天的孕妇，也会刀下留情的，你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生，怎么可以非要在那位可怜的亚麻厂女工身上揩走400元后，才肯使用你肮脏的手术刀呢？当时，我坚持把这个认识原本原样地写进询问笔录里，否则我就不在那个笔录上签字。可见我对当时医院的憎恶。 可这次哈医大的医护人员所做的这一切，使我对医院的医护人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那天，不知道是医院不同，还是医生不同，在哈医大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意外。当时，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盛雨辰教授听了我的叙述，便放弃了晚间回家休息，收留了妈住院，并立即给妈做了认真的检查，采取了紧急处置。那一切都是在此前素不相识，又无任何手续，没有收取一分钱好处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对于当时的我不仅感到意外而且感到十分不安。 这是妈第一次住院。我们，包括妈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第一次，妈就没能跨出这医院的门槛。那晚的CT片发现了妈的脑瘤，2公分大小的肿瘤，而且已经侵入脑骨。仅仅是三个月前，核磁共振片子只发现蝶窦处有些炎症，这怎么可能呢？慈眉善目的盛雨辰教授，拿着妈妈3个月前即9月22日做的核磁共振片子反复对照检查。我们期望从盛教授的眼神里看到希望，可我隐约发现了一丝相反的目光。那天晚上，我们多么希望那个片子搞错了，这种事情在许多医院是经常有的事情，希望寄托在第二天的复查上。 清晨，一觉醒来，妈自己发现自己的右半身出现了偏瘫，右腿和右胳膊一夜之间都不能动了。那一刻，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心里难过极了。当时妈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妈曾多次表示过晚年决不肯瘫痪在床而拖累儿女。她常说，如果那样，还不如嘎巴一下就死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这住院的第一天晚上，妈还同妹妹唠到很晚很晚，妈对五个儿女的牵挂呀，说也说不完。妈还想在晚年多替儿女们做一些事情，包括出院后，妈的一些想法，妈讲了许多许多…….可妈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都变成了她的遗愿。盛雨辰和赵振杰两位教授给妈做了第三次检查，结论是脑肿瘤不是导致偏瘫的直接原因，脑部肯定有梗塞，建议再做一次片子。 妈再一次被推进核磁共振室。为了保证妈的安全，副主任医师段桂荣带上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组成临时抢救小组，携带必要的抢救药品，硬是在手术室外边同我们家属一样守候了1个多小时。因为这一次仍然没有脑梗塞显像，妈的病理更加让我们惶恐。那时，面对我们家属的一次次的询问，盛雨辰教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释，看到我们儿女的这份着急，她又动了恻隐之心，以她50多岁的年龄带我爬上医院5楼，找到脑外科。这次，我们同样遇上两位热心的教授韩凤平和钟振宇。韩凤平放弃了医院的元旦宴会，认真分析了妈的几张片子，结论是实施脑外科手术已经没有可能了，建议去X——刀手术。 妈被转到X——刀综合病房，这是1997年12月31日下午的事情。一个全新的病房，清洁优雅的环境，焕然一新的感觉，认真和热情的医护人员，会给妈带来新的希望吧？可是，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妈的病情急转直下，到了下午，妈不再说话，甚至有些神志不清。 1998年元旦是新的一年开始，可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清晨，紧急之中，我用传呼传唤起素不相识的X——刀综合病房的主任林志国。我是通过病房休息室里的一面面锦旗，了解到林志国的。他是博士后，是专家，是科主任，一年多来，400多患者有90%多康复从这里走出去了，于是我更加相信这位不曾见过面的林志国能够救妈妈。于是我请求把原定在2日的手术提前到元旦做。因为我发现妈已经无法挺到第二天。传呼一遍遍地传了过去，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那天是元旦假日，正是人们熟睡之时，也没有考虑这位从未谋面的林教授会不会烦，会不会拒绝，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位医学博士的母亲，也正患病在密山等待儿子前去尽孝和医病，后来得知在妈去世不久，林教授的母亲也因癌症过世了，我还为此难过了很长时间。当时，我确实什么都没想，只想妈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十几个传呼过去之后，我绝望了，我无奈地离开公共电话，回到妈的身边。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让我感受到一个平民百姓此时此刻的复杂心理。大概我意识到妈不久于人世了，我把我一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只是会心地笑了笑。我还告诉她，二哥今天从深圳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说起二哥我们都清楚，二哥从来没有惹过妈生过气。 林志国突然推门而进，那一刻我们真的犹如见到了大救星，林志国没有讲他有什么情况，也没有讲他的母亲正在生病，而只是讲传呼没有带在身上。他解释完，便用电话把做手术的有关人员从家中召集到病房，决定给妈立即手术。 在往外抬妈去手术时，因家里人手不够，两位物理工程师潘荟莹、钱茂森帮着我们抬担架，这是在其他医院很少见到的事情。出门时又因门窄，人多插不上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潘荟莹居然毫不犹豫地钻到担架下面，硬是用自己的身体拱着担架往外走。这一举动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极深极深的烙印。后来，我想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概就是这种精神吧，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如果都是这样，还会有那种见死不救，甚至讨价还价的现象吗？我甚至不能理解，同在一个城市，同在一个社会背景下，省内的某大医院同哈医大会相差这么远？这不能不让人去思考。 林志国教授亲自同CT室的医生给妈做了CT。看上去，这位36岁的博士后专家倒没有一点的“少年得志”的傲气，相反倒是有凡事亲躬的作风，给我们患者家属以平易近人的印象。这次 CT给我们带来更加可怕的消息，妈的左脑已完全形成梗塞，其面积之大让医生也感到信心不足了。 这种情况下，手术还做不做了？林志国把我们兄妹几人叫到手术室，征求我们的意见。做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由于X光射线的作用，可能会使尚有一点视力的左眼也会失明，不做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一致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做，在治疗方面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治好妈的病，什么措施都可以考虑。 大哥代表我们签了字。手术准备重新开始。瞅准一个机会，二嫂把2000元钱的红包递给林志国。不料，林志国勃然大恕：“怎么，我说的话你们就是不信，我们X——刀病房不但我不收，其他人肯定也不收。如有此事发生，不管是谁，都立即解聘。”没有办法，我去买了一点巧克力和饮料，因为这毕竟是个长时间的大手术。这让我倍受感动，以至让我难以忘却。 妈就是这样被推进手术室的，去接受一次九十年代的最新医学科学技术的治疗。我和大哥、弟弟、妹妹在手术室外边等待。我第一次体会到在手术室外边等待亲人接受手术的滋味，我不敢相信当代最为先进的医学技术也无法挽回妈妈的生命。那时，我只想到妈的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了，确实没有想得更坏。 妈做手术时，刚好是二哥从深圳登机返哈的时间。那边是九十年代现代化交通工具，这边是九十年代最新的外科手术，深圳毕竟距哈尔滨是七八千公里，妈毕竟是大面积的脑梗塞，不知谁能超过谁？妈渴望她在被推下手术台时，能够见到她朝思暮想的二儿子；二哥企盼在他飞回哈尔滨时，就能见到自己亲爱的妈妈。二哥也是同样的心情，急怱怱赶回到家。妈，二哥来接您去深圳了，二哥曾几次表示过，一旦房子下来，就接妈到深圳安度晚年。 大约是下午4点40多分，妈被推出手术室，妹妹呼唤着妈，妈睁开眼睛看了看妹妹，睁开眼睛张望了我们，从她那失望的眼神，我们意识到她是在找二哥。接着，她用她还没有完全瘫痪的左手，紧紧地握住了妹妹伸过去的手。这一刻，妈肯定是意识到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生命，她要说几句话，肯定。之后，她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相信，妈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可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和理解这一点，直至她失望地松开了手。 就是从妈的这一握别开始，妈就开始了她的昏睡，再没有醒来。妈一睡就是10天，像是要补回这一生中所欠下的睡眠。确实，妈这一生太累太累了。从四十年代末，从山东老家到哈尔滨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妈为了操持这个家，为了五个儿女吃尽了苦头，操碎了心。解放前，妈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为了躲避查户口的警察，妈白天抱着只有几岁的大哥，流浪街头，晚间到后半夜才敢进朝鲜族人开的小旅馆住下，因为旅馆潮湿，每天都叫跳蚤咬得满身是包，当时连一点药都上不起。在那个三载荒年里，为了不让这个家饿死人，妈带着我们兄弟乘坐罐箱火车，去郊区挖野菜，遛土豆，去旧物市场变卖旧衣裳，甚至以30元的价格卖掉结婚戒指，那时妈的原则就是不能饿死家人。那时，每天吃饭是个大难题，有时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全家最感为难的就是妈，当时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妈总是最后一个吃，把最后一点份额留给自己。我最初懂得母爱的伟大和牺牲精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以及相当一段时间里，妈妈为了弥补爸爸微薄收入的不足，她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操持家务外，终日通宵达旦地剪字、绣锦旗，干外件活儿，付出了超出正常人几倍的劳动，经过她的手绣出的锦旗无以计数。应该讲，没有妈极其艰辛的劳作，没有妈为此付出的极大牺牲，我们毕氏兄妹五人是很难长大成人的。妈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帮助爸支撑起这个家。当时，亲戚朋友都讲妈在这个家是劳苦功高。正因此，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那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挽回妈的生命！这在当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遗憾的是，现代科学技术还不能尽善尽美，当二哥从深圳飞回直奔医院来看妈时，妈已经完全昏睡过去了。二哥跪在妈的病榻前，呼唤着妈妈，妈却没有应答。妈的去意会是如此坚决，是我们当儿女的始料不及的。盛雨辰教授得知妈后来的CT片证实了她的诊断，又专门从家里赶来替妈做进一步的检查。盛教授又一次认真地为妈检查了瞳孔，听了心脏和肺部，又查阅了病志，后同林志国商量，给妈下了医嘱，采取进一步脑保护措施。他们考虑到妈可能出现的糖尿病、肺感染和心肾功能等方面的并发症，都在医嘱方面做了事先预防性的布置。果然血糖直线上升，接着又是肺部感染，离子紊乱，消化道出血，妈的生命一次次告急，我们东找西找，请专家求教授，我们先后请了七八个科的十几位教授，真的有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的感觉。盛雨辰是这方面的专家，每次紧急关头，都是先请她来会诊，又都是一请就到。每次，她都叮嘱我们，只要有情况，随时都可以找她，就是半夜也行，她说她家离医院近。有一次，妈的情况十分危急，我又用电话把她从家里找来，处置完后，她告诉我，妈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危险期是十四五天，不知能不能过来，至于过来是全身瘫痪还是植物人还都没有考虑呢 二哥把盛教授的意见转达给妹妹。妹妹表示，只要妈能救过来，即使是植物人，她也愿意伺候妈到最后。我们再次向林志国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治到底，钱的问题不用考虑。 那是1月6日，妈出现了下额呼吸，按民间的说法就是端气，我们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妈的生命再次出现危险，当时的值班大夫是李庆国医生，他主张把气管切开，建立第二通道。他带上护士刘欣、陈月庭给妈做气管切开手术。手术从晚间11点开始做到后半夜的1点30分多。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在外边焦急地等待着，渴望妈因此出现生命的转机，出现奇迹。事实上，手术后我们看到一个痛不忍睹的悲惨场面：妈的脖颈被切开，并且安装了一支不锈钢套管，我觉得妈好可怜好可怜，特别是当得知妈是在没有注射麻药的情况下做的手术，我的那颗自责的心便升级到了极点，我更加懊悔没在关键时候给妈做一次检查，让妈的病这么严重才来这遭这个罪！我越是自责，越是想竭尽全力挽回妈的生命，可我能做什么呢？我会做什么呢？我只能一次次向林志国表示：我们愿做最大的努力，把妈救过来，不管花多少钱，哪怕是10万、20万元，我们都认帐。妹妹多次表示，只要救活妈妈，不管是偏瘫，还是植物人，她都愿意伺候妈到最后，那时我怕因为一时的治疗不到位，而失去亲爱的妈妈。 建立第二呼吸通道，妈似乎又平稳了许多。我们再次进入一个本无希望的幻想中。林志国那天又把他的老师内科专家李教授请来。李教授的结论使我们这种幻想似乎找到科学依据。他对林志国说，病人的心脏铿锵有力，肾脏也属正常，这两项指标很重要，如果能度过危险期应该没问题。 我们用无限感激的心情送走了李教授。我们渴望出现奇迹。1天、2天…….10、11天、12天…….我们在极度惶恐中，不断地请求医生以最大的努力维护妈的生命，让妈平稳地度过这个危险期。林志国也多次表示，“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你们家属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X——刀全力配合。”大概他也看到了曙光，他建议再给妈做一次CT片，因为他们发现像妈这样大面积脑梗塞的病人，居然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也不得不承认妈的生命力的顽强。 9日，妈第四次被推进CT室，结果同我们的预期相反。妈的脑梗塞不仅从左脑向右脑移位了2公分多，而且梗塞的程度比上次更严重了，再次证实了盛雨辰教授的推断，脑梗塞的高峰期是在后几天。可这时离脱离危险期还有两天了，到1月11日就是第14天了，我蓦然想起那句话，最后的胜利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我和二哥商量，请求医院采取大胆的治疗方案，采取非常措施，后果我们家属自负。 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同林志国教授谈，妈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了。1月10日，妈整个上午还算平稳，我当时掐算着，危险期只剩下八九个小时了，那一时段，我真的以为在妈的身上可以出现奇迹。我甚至在心中盘算，等妈好了，一定请妈到医院旁边的太阳神酒家吃顿饭，那里的餐馆真不错，然后再带妈去看看太阳岛的变化…….可是那天傍晚死神突然叩响了妈的生命之门，将我们这些幻想全部击碎。妈先是呼吸出现偷停，接着是心脏仪上，心律和脉搏出现急剧的变化。值班大夫韩波和护士何巍不顾一切的抢救，可妈的血压和脉搏最终还是落到“0”. 妈妈，我们失败了，没有留住您老人家，只差一天，不，只差几个小时，给我们，给您的五个儿女留下永远永远无法弥补的懊悔、遗憾和无尽的思念。但是我们清楚，这里没有医护人员的过错，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从始至终都是无可挑剔的，假如妈早一点来医大做这个手术呢？一个永远无法验证的设想，让我背上了这终身无法摆脱的自责和愧疚，那时我为什么不再带妈来哈医大，为什么？ 妈妈，是护士替我们尽了最后的孝心。 妈，现在再讲这些话都无济于事了。 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至今仍然天天想着您，为我的过失懊悔。我懊悔当时没有再带妈做一次核磁共振，没有在妈最后的日子里陪妈多唠唠磕，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嗑儿，现在看来即使是一些无用的闲话，对我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感情补偿。因为我欠您的太多太多。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妈操持这个家，起五更爬半夜，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妈为了抚养我们五个孩子所付出的母爱，是我们做儿女的无法回报的事情。这次由于妈的故去，使我梦醒般地领悟到这种回报，表现在生活中，表现在每时每刻，表现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地方做得很不够，做得很不好。让我好后悔。 如果说，可以弥补一些内疚之情的，就是哈医大一院住院处的医护人员，特别是那些护士的特别护理。是她们10名20岁上下的女孩子，精心周到和无可挑剔的工作，使我在回忆这段特别经历时，我的愧疚之心才略有抚平。 妈，那是您刚转到X---刀综合病房那天傍晚，我发现了那里的护士与其他医院的护士截然不同。当时，妈被推进病房时，我根本没有叫谁，护士刘欣和陈月庭立即给妈测血压，量体温，查呼吸、瞳孔、意识…….那些常规式的检查非常主动、认真、到位，她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从这些开始的。这些看似平常，其实最能反映一个医院或是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医疗作风。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断证实着我的这个判断。当时妈的下肢体刚瘫痪，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全然不懂，只是着急。可这些护士的举动就不仅仅是帮助了我们，而且也教了我们。还是那个第一天来病房的当晚，何巍和刘欣给妈检查时，先是轻轻地掀开被子，给妈做周身检查，被子平整不，尿布湿不湿，身体各部位有没有压痕，以至肛门处、腋下有无腌的地方。每次，她们都把妈轻轻地翻过身来，总要给妈轻轻地按摩后背，叩击后背，做口腔护理，留置管护理，外阴部冲洗，鼻饲护理，预防褥疮护理……这些都是些怎样的护理？我是第一次见到。当时，妈是在没有任何知觉不能动的情况下走完人生的，如何保证妈不致因护理不当，而导致并发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2月31日，刚转入X----刀综合病房的那个下午，护士刘欣进病房查视，当她掀开被子发现妈不知啥时大的便，已经污染了肛门，刘欣见状，毫不犹豫地上手替妈擦净洗净，之后又给妈上了药。当时，我只知道感谢，摊上这么好的护士是妈的福份，后来得知这是综合病房基本的护理内容，哪位护士遇上了都会这么做。事隔两天，护士何巍同样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二话没说，直至替妈处理好，她才离开，可5分钟后何巍又返回到病房，再次掀开被子替妈检查，后来她解释说，病人很有可能屙第二次，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那病人就遭罪了。在这方面，大概胡铮慧的一句话把这些护士的做法和境界较准确地表达了出来，“这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份内的工作，你妈病这么重，不能自己表达要求，我们做护士的更要尽量做好护理，让病人少遭罪。”这些孩子比我们当儿女的都想的周到：妈因为偏瘫如不给勤翻身，不仅会让妈得褥疮，甚至会导致肺感染。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论是何巍、刘欣，还是山丹、胡铮慧，她们10名护士无论是谁值班，都是每隔1小时给妈翻一次身，她们都轻轻为妈叩背、按摩，帮助妈改善血液循环。当时，妈不能咳痰，一有痰，无论是叫到谁，她们都是面带笑容地赶来，为妈吸痰，为妈叩背。从这些二十几岁的孩子的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一次不耐烦和不高兴，也没有听到一次叫苦叫累。在这10天里，她们始终是笑脸来笑脸去，这让我们病人家属，在配合治疗时，消除了一些不应有的顾虑，增加了信任感和感激之情。妈妈最后也没有一处褥疮，没有半点因护理不当而发生的意外，甚至连一点异味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些看似平常做起来很难的护理工作，恰恰又是当今许多医院最最缺少的，也是建立正常的医患关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所做的这一切，具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妈妈就是这样走了，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在我日日夜夜怀念妈时，我就常常把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处的医护人员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是医院最后给我做了一点弥补，否则我更是无法从那种感情困扰中摆脱出来，每每产生这些回忆和对比时，我就期望妈妈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些想法，能够原谅我。 妈妈，您能原谅我吗？ 本文原载1999年第3期《小说林》杂志 作者简介： 毕国昌 (1950～)笔名铁汉、笔耘。哈尔滨出生，祖藉山东莱州，中共党员，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班。历任新华通讯社兼职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高级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副站长、站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会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文学创作： 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等报纸副刊；部分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花城》、《散文选刊》、《新华文摘》、《北方文学》、《哈尔滨文艺》等。著有长篇小说《“OX”之谜》；散文《石油蜜》、《寻找王铁人》、《黑土的记忆》；报告文学集《审判前的较量》(合作)、《焦土下的根》、《沿着历史的河道开拓》；作品集《时代的撞击》、《火的战争》(合作)、《人类的宣言》、《中国的希望》；长篇纪实文学《“三一五”哈尔滨银行大盗》成为1990年黑龙江畅销书；《他们正在犯罪》和《何大桥学画》分别成为1980年和1994年黑龙江省颇具影响的文学作品，连载于黑龙江日报和哈尔滨日报，《他们正在犯罪》被吉林大学、光明日报社等有关院校、宣传部门关注，后经金盾出版社结集出版发行，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代表作传记文学《何氏父子》。 新闻作品《像雷锋那样做人像焦裕禄那样做官》于1991年６月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成为当年重大新闻事件。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六次过问报道文章的典型——苏宁。苏宁成为我军连以上部队悬挂肖像的七英模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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