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谈中国｜士大夫文明，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编｜独唱者 外国文化名人谈中国系列十——卢梭谈中国《中国的科学艺术并不有助于敦风化俗》

---

让-雅克·卢梭（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

我发现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光荣辉煌的民族竟然被一小撮强盗统治着。我仔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竟然全都是奴隶，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他们屡遭侵袭和征服，一直都是捷足先登的猎获物，而且这种状况将会延续数百年。我觉得他们命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哼唧两声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有文化却很懒散，夸夸其谈而又谎话连篇，脑筋转得快而又无甚才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文质彬彬、笑容可掬而又圆滑奸诈，左右逢源；他们满嘴的仁义道德，其实只是善于客套寒暄。

这段话出自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虽然是小说，但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不就是中国吗？

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之一

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当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风靡欧洲的时候，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拥有“十大武功”的乾隆皇帝足以成功击退来自廓尔喀和回疆的挑战，更雄视海上的荷兰、英国势力如同海盗、倭寇。乾隆时代，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32.5％，即使是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不能与康乾时代的清帝国比肩。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在卢梭看来已经日益腐化，而且即将走向衰落和崩溃。

卢梭预言清王朝必将垮台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竟然按照一个人是否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来选拔官吏；第二，中国普通百姓缺乏读写能力，在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权并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于欧洲，换言之，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卢梭这样说：我们为什么要到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事实的证据呢？其实，可靠的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

如果他们不是满身恶习，如果罪恶之事在他们中间不是司空见惯，如果大臣们都有见识、法律都很严明，如果这个庞大帝国的众多居民能保证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那些饱学之士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满身的荣誉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让它处处都是奴隶和坏人吗？

清王朝固然在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艺术上也是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但是，这种令人骄傲的文化却与现实的生产活动无关，中国士大夫文化鄙视劳动者，因此，它就不能发展出欧洲那种立足生产实践又推动生产发展的科学。

士大夫文明，从本质上说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自汉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即以周之“文饰”教育选拔社会精英，魏晋尚清谈文辞，至南朝梁武帝，则开创了以“诗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国，即看到这“重文”之弊，《资治通鉴》说：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这番话非常著名，只是他虽看到了问题，却不能纠正，而唐开“文辞进士科”，则进一步助长了虚文作风，可见风气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实难以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观察同样是敏锐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士大夫文明，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脱离现实的，便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卢梭出身于瑞士日内瓦的一贫苦家庭，当过学徒、仆役、私人秘书、乐谱抄写员。一生颠沛流离，备历艰辛。

李谔所谓“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还没有学会数数，便先学作诗，而这也便是卢梭这样沉痛地说道的：

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