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风起云涌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震撼全国,世界瞩目。仅在1968—1979年10年间,全国下乡知青达1700多万人,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堪称空前绝后。昭乌达,祖国塞外一片广袤、神奇的大地,同样撒下了数万知青滚烫的血汗和泪水,同样留下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和深重的足迹,同样回响着他们壮怀激烈而历久弥新的青春之歌。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的30多年里,人们对它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反思,尽管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但是基本观点还是相同的。有学者分析说: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尺度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必要、有作为、也有问题,其历史功绩与经验教训值得后人记取。 在下乡知青群体中,由于每个知青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际遇、思想观念各不相同,因而对那段历史的评价和感受也不会一样。但总体来说,他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是唱着“社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长大,是学着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等等英模事迹长大,是读着《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籍长大。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正统教育,心灵中撒下的红色种子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上山下乡历经坎坷、饱尝苦难,仍然满怀着爱国爱民的炙热情感,仍然从心底里呼喊着“青春无悔”! 回眸历史,需要毫不掩饰的回忆,更需要冷静理智的审视。下乡知青又确实是命运多舛、际遇不幸的一代。他们“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下岗”,虽有自嘲调侃的意味,也是大体真实的反映。知青的经历、知青的痛苦、知青的反思,对于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在“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但这仍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知识青年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不会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用汗水、热血以至生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加快了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他们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他们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他们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他们在广阔天地获得了锻炼;他们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 特别是千千万万的下乡知青中,涌现出赤峰知青柴春泽、王继才,上海知青王银刚,天津知青汤永东,大连知青王冬梅、姜宝泰、毛德宝,沈阳知青马英、梁晓彬,抚顺知青张洁、王毅等等典型人物。广大知青无论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的,还是心存疑虑无可奈何的;无论是百炼成钢收获成功的,还是历经坎坷饱经磨难的;无论是声名大振的典型,还是默默无闻的一员,他们终究是胸怀祖国、敢于担当,经受风吹雨打、千难万险的艰苦锻炼,为昭盟农村牧区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一代知青可歌可泣、可赞可叹、凄美悲壮的历史篇章。 陆续进入半百、花甲之年的老知青,永远不忘第二故乡。那里烟雨苍茫的山山水水,那里纯朴善良的人民群众。总是令他们魂牵梦绕。数十年里,一批批老知青回到插队的地方,看望情意深重的乡亲,或捐资助学、扶贫解困,或捐资修路拉电,为当地排忧解难。大连知青孙奎连,舍弃自己繁荣兴旺的企业、优裕的城市生活,返回当年下乡的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一干又是8年! 抚顺知青王文发在翁牛特旗投资开发建设风力发电项目,北京知青李继明等为曾经插队的村庄建桥,沈阳知青李汶教授和弟弟李孜博士为曾经插队的牧区捐资建希望小学。有的到第二故乡创办企业,有的帮助乡亲搞劳务输出,有的为乡亲提供科技、教育、市场等各类信息。他们无论走在天涯海角,都与昭乌达草原和这里的人们心心相连。 往昔的昭乌达,今日的新赤峰,悠久的历史沉淀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万千知青的血肉心灵,使得知青文化同样璀璨夺目。在文学创作方面,大连知青王冬梅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欲说当年好困惑》《敢问路在何方》《神圣情感》等长篇小说和散文集。赤峰知青王钟笔耕不辍,陆续创作出版了《净界》《月偏时》《碌碡湾知青传奇》等多部长篇小说。 沈阳知青焦明志的《永恒的眷恋》,大连知青姜宝泰的《昭乌达寻梦》,毛德宝的《回忆与思考》,李国胜的《寺儿沟的诉说》,鞍山知青孙志国的《指尖上的灵感》,抚顺知青姜志斌主编的《我们的昭盟岁月》《我们的昭盟情结》,赤峰知青、著名作家陈计中的《要是我当县长》,范郁森的《津门儿女在赤峰》等等作品集,琳琅满目,浓墨重彩,忠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风云际会、那群知识青年的特殊命运。 岁月更迭,青春逝水,当年的知青已然满头霜雪。过去了便渺如云烟,那是轻飘飘的浪费光阴;过去了却永不泯灭,那是沉甸甸的精神财富。一代知青的往事回忆,绝非是无谓的怀旧,不止于简单的历史标本,而呈现的是鲜活生命的结晶与张扬。人生短暂如瞬,生命创造的历史却长存于世、历久弥新。千百万知青沧海桑田、可歌可泣的生命历程,历史会以沉重峻刻的笔触永远铭记。 摘选自《下乡知青在昭盟》 本文为原创转载须经作者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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