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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0-019 总第495期 编发：元辰 本期展示韩玉洪《知青下乡厂社挂钩集中安置的岁月》。知青回乡和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代人的特殊经历。艰难困苦，玉成于汝。青春之歌，虽然有些酸涩，无怨无悔，这代人已用实践证明。玉洪先生以朴实的笔触记载了长航子女下乡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的亲身经历，对于后辈来说，何尚又不是革命传统教育？ 韩玉洪在三游洞。 韩玉洪：下乡知青，退役军人，长期在宜昌港务局从事宣传、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重点项目主创作家，人民图片网等签约摄影师，宜昌市全民阅读推广人。在《人民日报》、《中国报告文学》、《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各类作品500多万字，新闻报道30000余条，图片新闻10000余幅。160多万字报告文学获2012年度长江杯网络文学比赛奖。散文《浮光跃影》入选《大地上的灯盏——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2018》,网络作品计40000字连续两年入选《湖北省网络文学集》,《电影<芳华>假在哪里》在凤凰网头条发表，《冰雪神农架》获第三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报告文学《心灵导盲师》入选求真出版社出版的《助残之歌》一书，《长江谣》发表于《延河》2019年第10期中篇小说榜。创作影视剧本多部，《蓝色的桅杆》获湖北宜昌首届微电影唯一征文奖。创作诗集《受伤的雪》一部，出版有42万字科幻小说《鸽子花开》等书；25万字报告文学集《让阳光照亮星星的世界》获第六届湖北省文学奖。1979年创作、2016年修改的《禁地解码》获首届“八一杯”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剧本征集评选奖并列入拍摄计划。中国首部军事交通战争题材《铁血宜昌峡》为第二届湖北省作协长篇小说重点项目出版，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度定点深入项目40万字长篇小说《梦幻宜昌峡》完稿。参与编写了宜昌政协文史资料，是《中国民俗志·伍家岗卷》的编辑，《湖北伍家岗工业园区志》（60多万字）的两个专职编辑之一，宜昌地理文化普查监理，编写了《宜昌三峡导游词》等书。 韩玉洪散文 知青下乡厂社挂钩集中安置的岁月 1976年7月17日，出席当阳知识青年积代会王店代表，韩玉洪所在的知青点来了4人。2排右4为王家英，3排右2为韩玉洪。 一、备战高考集体下乡 2019年12月27日，宜昌长江航运系统知识青年21人，来到当阳史店村寻旧，重温45年前上山下乡时的青春岁月。我们一起下乡的31名同学，已经去世7人，还剩24人，在宜昌城区的人，都到队里来了。 1974年12月27日，湖北宜昌长江航运系统子女31名知青，在三峡门户宜昌港茶园集合，乘上敞篷解放卡车，下乡三国古战场湖北省当阳县王店公社跃进大队林场。 斗转星移，曾经影响过众多家庭，改变了众多青年学生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距今已有40至50个春秋。现今年龄60至70岁的市民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当年集体安置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作为亲历者，和当年集体安置的知识青年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青春年华，一定能够唤起的很多回忆。 1974年，是知青集中下乡的第一年。在宜昌的长航系统子女，由宜昌港务管理局代管。下乡的安置地叫做知青点，每个点都配有一个企业的管理干部。跃进林场知青的带队干部是宜昌港务局的熊老师，他对这些知青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因此知青聚会时，都要请熊老师到堂。知青和知青之间，叫作同学，这种叫法既延续了学校的称呼，又应对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好学生实际情况。 我们这个点31个知识青年，来自宜昌市6中，7中，14中等，高中生17名，占了大多数。我们在1972年至1974年时段读高中，正值邓小平复出分管教育的时候。我们这届高中生是按照初中生百分之30的比例选拔的，一届10个班，每个班大约50名学生。从我所在的7中来讲，高中1至3班的学生，是从17中学初中部来的。4至10班，由宜昌市11中学、港务局子弟中学和原七中初中部选拔而来的。 我们第四班是重点班，来的都是学习尖子。这届学生基本上由4届组成。1966年文革时，有的在读小学三年级，有的在读小学四年级，不管读几年级，统统停学。到了1969年3月，也不管读几年级停的学，大致可以上中学了，都在小学排队，来到湖北省实验中学宜昌市第七中学。文革前，到这所学校上学，好比有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的门了。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小学四年级就停学的学生，一部分直接升到读高一，还有一部分和我们一起读初三，准备初三毕业后上山下乡。初三结束，一部分升高中，一部分上山下乡。 教育要改革，一改，就把小学6年制改成5年制，初中3年制改成2年制；春季招生改为秋季，秋季又改为春季，春季又改为秋季。我们读了两年半高中，毕业时，是夏季。我们读高中时，4届合成一届，年龄从1954年到1957年不等，大的大、小的小。从生源来看，有长航工人、当地农民的子女，但大多数是军干、国干、医生护士教授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子女，还有七中老师的子女。欧阳海老师说，是专门挑选了的。本校老师的子女就在我们班上，说明我们高二四班，是宜昌七中1972级、1974届最好的班。 我们这一届高中生，是文革10年中，宜昌市受教育最多的一届学生，也是10年中最好的学生。这是宜昌市原领导有目共睹的，在宜昌范围，我们这一届学生，有很多都成了市领导和市里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七中的班主任欧阳海对我们管理的非常严格，把我们都当做未来的干部来培养，也是当作未来的本科生来教育的。学校借邓小平教育“复潮”之机，让我们这届高中生上了早自习和晚自习，准备参加高考。下一届的学生没有早晚自习，理由是他们年龄小，路上不安全，那时正在建设东山大道和雅官铁路，学校山脚跟前100多米宽数公里长的地方，被挖得乱七八糟，又没有路灯，所以没有要他们上早晚自习。由于我们是四届合一届，下一届学生要小我们好几岁，看起来当然很小。高我们一届的，很明显，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学校对他们的学习也只是一般化教育。 欧阳海老师带过很多毕业班，他认为，我们这个班是最强的。这是我在高中受教育的情况。下乡时，又遇到一个好带队老师熊毓东。 熊老师曾在中央气象局工作，负责特殊气象预报，如胡志明小道天气、台风情况等。他可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并常在总理那里开会研究应对方案。那时台风不对外公布，但国务院要布置应对措施，熊老师就有机会和周总理在一起小范围开会，有时还有几个副总理到会，一起研究方案。我们也是从熊老师那里知道，在中央，周总理最辛苦。 我们下乡是集中劳动，很少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只有几个农民担任技术指导，农忙双抢时才分散到生产小队。因此，我们与其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不如说经常接受熊老师的再教育。熊老师还利用晚上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我们那时就知道了，人是“猴子”变的，还有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等。第二年他走了，我们也能够自己管自己。 有一个榜样——老知青，扎根农村不变心。他在我们先下乡几年，不属于集体下乡，住在农民家，叫做散知青。我们去了他还没有招工走，而且，回到城里又第二次下乡。大队领导号召我们向他学习，当扎根派，要成为永久牌自行车，不要当飞鸽牌自行车。有知青同学就说，这个老知青是嫌单位不好才回乡，返乡等待招进好单位吧！ 后排左3为韩玉洪。 二、艰苦磨砺苦中寻乐 下乡开始，我31人都住在牛栏屋，等待搬新居。有一次，林场组织知青参观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居，就在这里，我犯下了大错，下乡几年都被称为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去参观之前，熊老师就对我们说，看看大队给我们砌的房子，免得他们怪搞，把你们的钱用了，又砌不好一个什么房子出来。住房正在盖顶，住房后面，农民正在砌厕所，他们还动了脑筋，设计了一排花砖，即一排小窗口出臭。农民的本意是好的，可是花窗太矮了，从外面刚好看见蹬位，而且男女知青上厕所都要经过这里。我就对砌厕所的农民师傅说，花窗太矮，哪个敢进去上厕所啊！ 我说着，就把上了水泥灰的几块砖头扳下来，叫他们把花窗砌高点。我们是集体下乡，国家拨有专款，有砌厕所的建议权。这下好了，遭到贫下中农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这是不尊重贫下中农的劳动，后来又演变为把贫下中农辛辛苦苦砌的房子推倒了。这就是我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的来历，算是冲动的惩罚吧！ 我们在田间劳动时，看见汉宜公路解放牌敞车站了许多人，早上高高兴兴地往当阳方向去，下午人手一把映山红花回宜昌城区，向我们挥手。林场韩厂长（女、农民）告诉，是城里的工人，到玉泉寺旅游了的。于是，我们知识青年也闹着去玉泉寺旅游。 1975年4月，我们点的知青第一次旅游，目的地是当阳玉泉寺。我们在韩场长的带领下，在鸦鹊岭乘火车到玉泉寺。我们在火车上还发生了一件打人事件。 我们点的知青坐火车是从来不买票的。原来，宜昌到武汉的火车早上7点开，8点到宜昌县鸦鹊岭火车站，到了鸦鹊岭我们就下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当阳县我们下乡的地方。8点，火车上的乘务员雷打不动地开会，8点半开始查票，而这时我们早就在地里干活儿了。武汉到宜昌的火车基本和这一样，只不过方向是反的。晚上8点，武汉到宜昌的火车到达鸦鹊岭火车站，服务员开始做清洁，也不查票。如果火车晚点，连清洁都做完了，更不会查票。因此，我们回家也很方便。 这次我们是早上8点上车，到了查票的时候，我们哪里有票呢？一个小伙子跟着我和知青孙华亮同学，找我们要票，我们一会儿说在前面，一会儿说在后面，那个乘务员跟着我们到处走，觉得我们在骗他，就一把抓住孙华亮不放。我去劝也劝不下来，孙华亮叫我让开。我刚一让开，那人的手臂就受伤了。孙华亮曾经是省武术队的。列车长来了，问了问情况，孙华亮就从兜里抓了一大把车票出来，那个乘务员也傻眼了。原来，就在我们和乘务员纠缠的时候，知青们把农民的车票抢了一些，放到孙华亮的衣兜里了。 列车长把孙华亮带走后，交谈的很热情，批评了查票的乘务员，那个乘务员绑着白纱袋给我们赔了小心，我们也赔了不是。车到玉泉寺，我们下了车，孙华亮继续和列车长探讨知青政策，更加觉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重要的不得了，任何人要破坏，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该打！孙华亮到了荆门才下车，坐另一列车回点即知青下乡点。我们在玉泉寺玩了个痛快。再后来，宜昌到武汉列车的男乘务员经常到点里来，传闻还常常给某个女生送菜等等。 我们参观了玉泉寺。玉泉寺宝塔前有一座石碑，刻有观音菩萨的像，我们看到观音菩萨是个男的。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观音菩萨是女的呢！ 大雄宝殿很神奇，传说有根柱子是刨叶子做的，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因为都刷了红油漆。 大雄宝殿立了很多庄严的泥巴老爷，有的拿着算盘，有的皮鞭抽打跪在地上的人。当地回乡女青年农民，哭哭啼啼地给我们讲解：刘文彩，黑心狼。原来，这里面办得是收租院展览。现在，渡槽划在景区内，有人到这里之前，早就是一步三叩首了。 知青熊小伙一年只喂两头猪，还喂得哭兮兮的。这不是说的笑话，而是真的哭，嚎啕大哭。猪娃子饿的哇哇叫，他没有找到猪草哇哇地哭。年末杀猪，他喂得猪比街上卖的还贵，因为还要把他一年的工分算进去。他那时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领导（知青点团支部书记）到了猪圈不问他辛不辛苦，而是问：猪死了没有？ 我们下乡时胸前没有花，只是每人一个卤鸡蛋、两个油炸馒头，用塑料网兜装着的。我们到了当阳王店跃进大队，暂时全部住进了牛栏屋，等候农民建房。 从1974年12月到1976年12月，我在当阳王店史店村当了两年知青。 下乡期间，按照规定每年只有春节才有假期，但是因为王店镇史店村靠近鸦鹊岭火车站，离宜昌不是很远，所以对我们来说，回宜昌一趟并不是很难的事。再加上刚好有一趟火车早上七点左右从宜昌开往武汉，晚上七点左右又从武汉开往宜昌，在鸦鹊岭有站台，我们来去都是坐火车，有许多女同志甚至天天往家里跑，中饭也是早上去的时候从家里带。有时候白天回家，他们会在公路上拦过往的货车搭免费车，这时候一般是男生托女生的福，因为司机看到男生拦车一般是不停的。 拦车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女生在汉宜公路边挥手微笑拦车，男生躲在公路边的干水沟里。女生看见货车就喊：“刘师傅！刘师傅！搭一个！”意为“流氓师傅搭一个”，反正司机也听不清楚。汽车停下来，男生立即从沟里爬起来，一溜烟就钻进驾驶台。有的司机同情知识青年，就把男生送到城里。而有些司机，只搭女生，说只开到粮食站，我们跟前刚好有个国家粮食储备站。这就没有办法了，只有重新拦车。 下乡的日子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艰苦，农忙时我们要到生产小队去帮忙，下雨的时候就是集体休息。我们这个点有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田地，只够种植蔬菜，所以我们还要开荒，开辟出来的新土地会种上茶树、烟叶、油菜、花生和黄豆等。虽然有自己种植的旱烟，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奢侈一把，买点烟来抽，买得最多是鸡公牌的卷烟。 当阳是宜昌主要的粮食生产区，水田里种的是双季稻，最忙的是“双抢”时节，即抢种晚稻和抢收早稻的时候，大家都要早出晚归，割稻子耕地撒种，什么都要干，而且男女生都有分工，男的挑稻谷和秧苗，女的割稻谷和栽秧。因为之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劳动机会，所以虽然大家都是城里的孩子，但这些劳动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小菜一碟，大家并没有觉得苦或是累。 农村的娱乐生活很是贫乏，我于是和其他知青一起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来自娱自乐。我们自编自演一些节目，在公社甚至当阳县各村演出，后来我被专门抽出来成立公社宣传队，担任队长，负责创作。当时我创作了一首独唱歌曲叫《泥巴腿子当作家》，自己作曲，自己唱，很受欢迎。歌曲的开头是'玉泉山高，沮河水长，长坂坡上好风光’，这是我第一次将长坂坡写成歌曲。1975年底，《泥巴腿子当作家》被湖北省群艺馆收录在《湖北土地新歌》集里。成为我第一个对外发表的作品，而且是发表在省级刊物上。当年我才20岁，这件事对我的鼓励相当大。最具纪念意义的是，作品竟然反映的是我这个知识青年想当作家的愿望。到现在，还有当阳老乡会唱这首歌。他们说，我是第一个把玉泉山、长坂坡和沮河水写到歌里面去的人。他们还说这支歌的开始是过“哎”的，“哎”完了就是“玉泉山高，长坂坡长，沮河淌水哗哗响”。长坂坡就是赵子龙大闹的那个坡，沮河就是张飞把它吼得水倒流的那条河。 当时在离公社4里多路的泉和水库管理处，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我经常和大家一起去看电视。那时候只有晚上才有节目，我们经常在七点钟赶去看《新闻联播》，还有电视电影和其它文艺节目。有一次暴雨过后，我和伙伴吕智和一起去看电视，结果发现道路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毒蛇，我们只能一跳一跳地往前走，后来走着走着吓软了腿，慌慌忙忙地就往回跑。除了看电视，我们每季度还有一次看电影的机会，一般都是在知青驻扎点放映，整个大队两三千人都会赶来看。 看电视时，每天晚上18点55分播送《东方红》乐曲，然后赵忠祥预报节目。赵忠祥说：“现在预报今天晚上的节目，18点55分播送《东方红》乐曲。”我就想不通，明明播送的乐曲已经成了过去式，还要预告。 那时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叫做《邮递员之歌》，歌曲的开头这样唱着：“乘东风，迎朝阳，我骑着自行车走四方。”我也就想，既然乘东风，那就是背向东面，怎么能又迎朝阳呢？这两个动作不能同时进行，并且还是在运行的自行车上。于是，心里产生了一些纠结。一直到现在，我对一些歌词也喜欢咬文嚼字。有一首歌，说天边有一颗星，是她爱人的眼睛，那她爱人只有一只眼睛吗？有个外国诗人说：太阳是我的单眼镜，这种说法就不会让人产生歧义。 三、分散安置的散知青 比我们先下乡的知青，待遇上要差些。我们下乡时，他们大多数已经返城，当然还有部分没有回城。回想那些先下乡的同学，他们也有先下乡的好处，那就是比我们自由些。 对于先下乡同学的情况，作者除了有第一接触印象外，还查找了许多资料，对1973年以前的知青下乡情况有了个系统的印象。 1966年初夏，正在准备迎接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初中、高中学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搅扰，高音喇叭阵阵喧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的平静。课桌被焚，窗玻璃被砸，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夺权、武斗。老师学生都在忙着“阶级斗争”，书已经读不成了。到了1968年，在解放军的参与下，社会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严寒还在肆虐，冰雪还未消融。正当青年学生成天无所事事，读书不成造反亦不成，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苦闷彷徨困境时，毛泽东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拉开帷幕。毛主席亲定的“知识青年”就成了这一特定年代青年学生的称号。 1968年11月，在当时宜昌市革命委员会统一组织下，宜昌市各系统、各单位、各街道、各学校积极行动，抽调专门人员做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2月26日，由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并着手上山下乡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广大初、高中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高涨的政治热情，主动提出申请，踊跃报名要求上山下乡。准备工作比较顺利，其中六六届学生已经在学校呆了五年之久，他们渴望新鲜而浪漫的生活，对农村艰苦生活缺少思想准备，青年学生们把报名上山下乡看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表现。个别因身体原因经医院证明不能下乡的学生也瞒着家长下了户口。12月31日前，对即将下乡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就是通常所称的“老三届”学生，注销了城市户口，统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1973年6月，成立宜昌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健，副主任曹诗青。负责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机构，即市革委会安置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内，其工作是动员单位的联系协调、知青安置地点分配、知青经费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1969年1月3日和1月5日，宜昌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5296名初、高中学生，先后奔赴原宜昌地区所属的各县农村。1月3日，是首批学生启程的日子。这天清晨四、五点钟，宜昌城区顿时喧闹起来，几乎所有的知青家长都在为即将远去的子女最后一遍整理行装，整个城市到处都是鞭炮、锣鼓和欢笑声。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歌曲。从工矿企业抽调的数百辆大卡车、大客车，扎着绸花，插着彩旗，早早地排列在解放路文化馆周围的几条主要干道上。 人们就像欢送出征的英雄那样涌向知青汽车驶经的街道，为他们即将远行的儿女壮行。父母、兄弟姊妹和亲友相送到车旁，父母反复叮嘱子女要服从组织领导，听干部的话，好好劳动锻炼，注意身体。此时，知识青年的胸中涌动着天降大任的激情和豪迈，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再造河山，改天换地，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在九码头看热闹。在解放牌敞篷车上，一位女生站在车厢边嚎啕大哭，一个男知青打开一把打伞，一边飞速转圈一边作怪像，逗得路边的欢迎人群大笑不已。人们依稀记得，那个举伞的知青，好像是个比较出名的红卫兵造反派。车队加快了速度，轮船鸣笛离港，熟悉的城市抛在身后。此时，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学生，不知道何处是他们将要落户的地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的抽泣，有的泪流满面。 宜昌采取以学校对县的方式进行安置。一中毕业生到宜都，三中毕业生到宜昌县，四中毕业生到当阳和长阳，五中毕业生、七中毕业生到枝江，六中毕业生到远安，十中毕业生到五峰，十一中毕业生到兴山，其他中学毕业生也到当阳及市郊区。据宜昌市革委会安置办公室统计，截至1973年3月15日，宜昌市历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8201人，其中老三届生8365人，六九届生3355人，七一届生5892人，七二届生589人。在前后近十年时间里，宜昌市共有35000多名知青到了农村。 宜昌市知青插队落户的地方贫困地区多，有的分配到一天劳作的工分只能买上一盒火柴的山区。当地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这些城里来的学生，送菜送粮、问寒问暖，可谓无微不至。但知青过惯了城市生活，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不会农业生产技术，大都分散安置在生产队的仓库或农户里，生活诸多不便，且十分艰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知识青年再造河山、改天换地的激情和豪迈逐步淡化，他们很快意识到农村并非他们想像的那样“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开始情绪低落，似乎前途一片黑暗，不安心农村。有的开始串队，吃“百家饭”。 作者有个邻居，本是和作者一样的年龄，他没有读高中，就高高兴兴地下乡了。他下乡没有几个月就回来了，说那里的山太大，上山种田得带中饭，所谓中饭就是几个冷苕，实在受不了。可是他还没有在家玩几天，就被他家长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了。 还有少数知青偷摘菜果，偷鸡摸狗改善生活。甚至有个别知青抓了农民的几只鸡煮着吃，戏称是座山雕的“百鸡宴”，后来竟以讹传讹，说真抓了当地农民的百只鸡，逐级向上汇报，村、社、县有关知青部门信以为真。甚至有的地方谈知青色变，有的农民只要小孩子哭闹就高喊：“知青来了！”把小孩子吓得停止哭闹。 2019年12月27日，当阳王店史店村，知识青年和村干部在一起。 四、特殊条件下的人生磨砺 集体拼爹，是知识青年集体安置的普遍现象。我们是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子女，父亲都在船上，由所在地方的长航系统港务管理局代管。宜昌港务管理局职工的子女，下乡在远安县，1974年10月份就走了，长航子女12月27日，才下乡到当阳。这样，港务局的子女工龄比长航局的子女工龄要长两个月。就这两个月，凡在宜昌港工作的职工，一直受影响。分福利房，截至日期是1974年10月31日；加工资，他们要多加半级；甚至企业改制买断工龄，也是从1974年1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买断，而他们留下继续上班，保持铁饭碗。 我们点的带队干部熊老师发现了集体拼爹现象，就想方设法争取港务局对知识青年点的支持。他打听到港务局有台推土机在土门垭支农，就给司机说好话，帮我们所在的大队推三天土，减轻知识青年开荒的负担。司机答应了。 这天，我和知识青年孙华亮、江潜三人，与十几个农民一道，来到土门垭接推土机。汉宜公路不能走履带车，只能走小路，这条路就是到了土门大桥时，沿柏临河过龙泉、宋家嘴，上白鹤水库大堤、泉河水库大堤，再上汉宜公路，用草垫轮换铺一段路，将推土机开到田里去。可是，到了宋家嘴，路很窄，推土机滑到水田里去了，怎么也弄不起来。眼看天色黑定，农民叫我们三个知青守车，他们找地方睡觉去了，第二天才把推土机弄出来。原准备推土机只工作三天，结果待了两个月，港务局领导追查起来，派吊车和货车，将推土机弄回去了。 王店公社还有一个远离公路的知青点，20来人，父亲单位是个财神爷，投资10万元，将电线牵到大队每个农户家，家家都有电灯。而我们点在公路边就用不上电，只是自己用小柴油机，晚上发一会儿电，有时又说发动机坏了不发电，大多时间靠点煤油灯。财神爷的子女，没有做什么事，工分也记得高，特别是，凡是写了申请书的都入了党，赢在了起跑线。长航子女入党，比登天都难。 知青出工种田也是好玩的事，贫下中农根本就不指望我们的收成，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不扯皮就行了。春天了，知青点里种花生，一个人发了一脸盆花生，结果有人假装上山，不一会又回来，用煤油炉子把花生炒了，吃得蹦蹦脆。第二天，点里的农民就把花生拌了敌敌畏，臭死人。农民指导知青种花生，叫我们种花生不能猫儿盖屎。也就是说，撒种之前，不能只在硬土上挖个坑，而要把这块土周围全部刨松，再挖个小坑把花生丢进去。如果只挖开一小块硬土就把花生丢进去，再把硬土盖到花生上，这就叫猫儿盖屎，庄稼是不会长的。农民教了，剩下就是三十几个知青满山种花生，结果总是有那么几块地是猫儿盖屎，害的农民又挖起来重种。 作者的一位高中女同学，下乡后在湖北省宜昌地区当阳县知青办工作，指导全县的知青活动。我了解到，当阳县人民政府知青办1970年分配大专毕业生基本情况登记 ，到该县下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山西、湖南、四川、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江西、上海、杭州、江苏、浙江和宁波等省市，来自各大高校的优秀学生被分配到县广播站、新华书店、电厂、水库、食品、医药公司、供销社、各乡镇中学、农科站、人民医院和煤矿、建筑公司等等，他们在工作前都必须到各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 1975年，宜昌地区召开了知识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针对前一段时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规定了1975年到1980年全区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人数。作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知青点去了两个代表，这也是在其他点没有的事情。我们知青点的带队老师熊老师，是知识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 这一时期上山下乡的毕业生人数约55000人，平均每年9000多，分年度计划是：1975年5700人，1976年8700人，1977年8000人，1978年8600人 ，1979年12000人，1980年12000人。全县城镇中学毕业生应动员上山下乡的约21000人，由各县自己规划安置。宜昌市中学毕业生应动员上山下乡的约34300多人，具体分配如下：枝江县9000人 ，当阳县9500人，宜昌县7200人，远安县3600人，宜都县2000人，长阳县1000人，宜昌市郊区2000多人。按照中央规定的四种安置形式，各县（市）根据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和“农业学大寨”的规划进行安置。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建立青年点，每个点30个人左右。 此后，在1976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知识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表彰了优秀的知识青年，并且针对一些一直无法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识青年来说，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人生磨砺。 宜昌港原公司经理刘正阳曾经在宜昌地区知青办协助工作。刘正阳对作者说道：“宜昌港派出的带队干部熊老师，我认识，我们75、76年在宜昌地区知青办写全地区的上山下乡知青代表事迹时认识的。当时地区知青办周副主任负责，张立科长带队（他们俩位都是从军队报社转业到地委工作的）去大宜昌釆访，我被分在宜昌县和远安县，带374部队的林师长的儿子也是下乡在宜昌县鄢家河的知青组长，一起写鄢家河部队子女知青点，由后进变先进的集体材料和远安武汉下乡女知青耿金义的重活脏活抢着干的个人事迹材料，耿后来作为湖北省的知青代表参加全国知青代表大会与邢燕子、候隽等在北京有合影照。” 2013年04月10日， 中为王家英。 五、知青的慈母 2013年4月10日，我和1974年下乡于湖北当阳县王店公社的4名知青，来到现当阳市城区，看望当年的王店公社知青干事王家英。 王家英已经80岁，腰疼得不能下床，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我们看望她，表达了我们知青的慰问。 王家英说，她手里接收了4000多名知识青年，都想办法送回了城里。她说，有个女知青叫宋文秀，是1964年下乡的，和农民结婚了，已经有了两个阿子（孩子）。宋文秀在农村耐不活了（受不了），想招工回宜昌，那年她已经32岁。刚好宜昌市玻璃厂来了5个人招工，王家英就推荐了宋文秀，她说宋文秀只有28岁，无儿无女，单身一人。招工的人同意了，找宋文秀谈话，结果宋文秀说她下乡已经十几年了，还有两个阿子，漏了馅儿，人家不要了。王家英只好请客，用宝贵的计划肉票买肉，把招工的5人接到自己家里吃饭，才让人把宋文秀招走。 厂社挂钩知识青年的安置款拨在大队里。王家英总是站在知青一边，向各大队要知青的利益，有时不惜和大队干部争吵。 有个女知青招工回到宜昌后未婚先孕，不敢告诉单位，更不敢到大医院作人流，自己在家堕胎不幸身亡。王家英知道后就说，真是个傻瓜，给我讲一下，在我们公社卫生院里处理掉不就行了吗？我帮女知青不知处理了多少这样的事。 我下乡时有时要到公社开会，如果王家英要回公社，她必定要我的自行车，在车上上坡下坡的，有十几里路。我说，怕不安全。谁知她说，我不怕，你跌倒了我才会跌倒，有什么好怕的？ 王家英还对我说，你是扬叉打兔子，处处打在叉里。你看人家一个知青，腊月三十还歪在我的灶门口，要在我家过年，你就没有他聪明。今年发展，他第一批就入党了。 有次在讨论知青招工的问题时，有个大队的副书记说那个知青还差队里的钱。王家英连忙制止，叫不说这些，赶紧把别人放走。将心比心，知青来了几年，家人盼望他早点回去，我们卡别人干什么！王家英始终把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关爱。 知青喜欢打群架，真刀真枪的干！可是，只要王家英一到场，打群架的人都会作鸟兽散。知青们不愿意给公社知青干事添麻烦，也不敢在掌握着招工生杀大权的王家英面前作恶。 我去看望知青的慈母，还把我多年心血凝成的成果——长篇小说《鸽子花开》赠送给了她，让她也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了解。 这天，我们还到原跃进大队，看望了当年的大队会计廖帮元，赠送了长篇小说《鸽子花开》，也算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吧！ 我们到当阳，看望了一些战友，三十多年没有见面，见面后，眼泪汪汪的。战友陶明生住在玉泉寺跟前，他就把我们带到玉泉寺里面转了一圈。现在有人发财了，就只感谢里面的菩萨老爷。 六、苦闷和无奈 下乡时，我感到最苦闷和无奈的是，明明是读书上大学的年龄，却要在农村劳动，感觉在浪费青春。 实现文学梦是我小时候就有的梦。我下乡当阳县王店公社两年，其中担任公社宣传队长大半年，负责文艺节目的创作。宣传队住在王店公社大队曾会计家。湖北省歌舞剧团到当阳蹲点扶持，我所在的宣传队是他们定点扶持的地方之一，我们和省歌的演员编剧在一个锅里吃饭好几个月。 公社为了参加县文艺汇演，组织了几次文艺队。第一年，组织知识青年二十余人成立宣传队，我担任队长，年底在当阳县汇演。汇演前在王店公社各大队巡演了一次，节目表演的炉火纯青。汇演后宣传队解散，各回各的家。第二年春节过后，公社通知又成立宣传队，知青十人回乡青年十人，依然由我担任队长，地点在木店山下大队曾会计家，我们知识青年点上的人，大都来到木店改造梯田。下半年，湖北省歌舞剧团杨团长等五人到当阳扶持群众性文艺活动。帮扶队由省歌舞剧团的歌唱队等队各派一人组成，歌唱队来的演员是王玉珍，舞蹈队来的演员叫楚红，乐器队来了一个拉二胡的，创作组来了一个作曲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歌曲就是他创作的。帮扶队有时集中，大多数时间分散到各公社的大队。木店山上正在搞梯田改造，王玉珍带着一个天仙般的女舞蹈演员楚红到工地上参观，楚红还拿起挖锄挖了几下。 第二天清晨，王店公社宣教干事来到我们宣传队，楚红提个红色塑料网兜跟在他后面。干事指着楚红对我说：“省歌舞剧团的楚红，把她交给你了！”我一看，把这个天仙交给我，实在不敢接受，就一转身给舞蹈队长、女知青江小红说：“把她交给你了。”我们都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的小房里，我和几个男生睡在过道上。楚红就和女知青睡一起，生活方面都由几个女知青负责。女生们晚上出门或回家，男生在前头给她们打蛇赶狗。 在楚红的帮助下，我们宣传队的排练很出色，在各大队巡回演出了好几场，常常爆满，农民甚至连电影都不看了，要跑十几里路来看演出，经常有上万农民来看省歌女舞蹈演员表演《我为亲人熬鸡汤》，我在乐队里拉二胡伴奏。 领袖去世后，我们立即得到通知，一个月内不准嬉笑，不准唱歌和动用乐器，更不准排练和演出。开始几天参加了祭奠活动，什么都没有干，大白天睡也睡不着，天还一直下雨。往后，天一晴楚红就教江小红等跳舞的基本功，轻声喊着一、二、三、四。过了不久，粉碎了四人帮，要庆贺，就又开始了排练节目。王玉珍还开唱了《洪湖赤卫队》，我们有幸听到歌唱家的美妙声音。宣传队排练和演出，全队由我组织，各分队集合，而舞蹈队总是慢吞吞地，我就着急喊他们。因此，我的缺点的是不注意工作方法，而舞蹈队长江小红的缺点是“娇骄”二气。我父亲在船上是书记，挨斗时胸前挂的牌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想把工人带到美国资本主义那里。江小红的父亲是大副，挨斗时胸前挂的牌子是“反动技术权威”，说他在思想上，想把船开到台湾去。楚红从省歌舞剧团退休后，大多时间回到襄阳生活。（楚红和江小红为化名） 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乘坐江峡轮从重庆到宜昌，考察三峡工程，江领江值班开船，330也成了长江葛洲坝工程的代号。江小红说，她爸爸为毛主席开船后，将月工资主动从400元降为280元。我父亲在船上是书记，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4元，怪不得江小红的“娇骄”二气老改不掉呢，原来是个富二代！我不由自主地说道：“太吓人了，两百八块钱一个月！”江小红听到，嘴唇一翘，撒娇道：“说你不注意工作方法吧，你还不相信。我爸爸不主动降工资，现在是四百块钱一个月，加上船员伙食费，按你这么说，那不是更吓人吗？” 我们当知识青年的时候，要填扎根表，下决心在农村一辈子，有些人很聪明，积极填表。填了扎根表的知识青年反而跳出农门最早，他们有的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有的回城顶职参加了工作，一路顺风。 跃进大队的老会计和老农民，至今还记得我下乡的时候，学雷锋做好事的几件事。有次，农民堆的“罗”即堆的上万斤柴草失火，我和江潜爬上罗顶将火灭息；有个小男生腿骨折不能上学，我有很长时间每天晚上往返十几里去给他补课；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娃子为学习的事，被他妈妈骂，小男娃子一气之下跳进门前堰塘，他妈妈大喊救命。我听到后，连忙跑去蹦进堰塘，把那个小娃子救了起来。 加入党组织是我当知青时最大的追求，下乡两年，填了几次表。有次支部大会都通过了，只有一个支委不同意，而他又是参与分管知识青年的大队干部。公社党委讨论时，他跑去闹着把我的资料拿了出来，包了油饼。这件事，我近两年才知道，弄得哭笑不得。招兵走时，公社领导说我的入党申请已经通过，一到部队就交党费。到了部队，新兵连文书找到我，说我的入党资料齐全，就差公社党委的讨论意见，重新努力吧！想起这些事，我总是高兴不起来。
微主元辰，本名袁国新，宜昌人。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悠悠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二百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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